原载：《同舟共进》

1971年9月12日，是个平静的星期天。不要说一般老百姓没有想到，就是被卷进“九一三”漩涡中的黄吴李邱也没有想到，第二天即将发生震动新中国历史的大事件。当然更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天——从9月13日起，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监控了，接着是10年铁窗生涯。1980年开始审理“两案”时基本搞清：没有证据表明黄吴李邱与林彪的出逃有关系。

那么，1971年9月12日，黄吴李邱都在干什么呢？

9月12 日，星期天，黄永胜上午先到理发室理发，然后大儿子黄春光陪他散步聊天，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回来，接着就是看孙子。孙子1971年5月出生，已经4个月了，正是好玩的时候。很快就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饭后午睡，起床看文件。

9月12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黄吴李邱并不知道。周恩来通知黄永胜晚上到人民大会堂讨论政府工作报告。那时政治局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一般上午睡觉，中午起来吃早饭，下午三点开会或办公，晚上到人民大会堂吃午饭，开会到夜里两三点，然后回去睡觉。那个晚上黄永胜就滞留在人民大会堂。

黄永胜的警卫参谋费四金回忆，那一天比较平静，直到晚上快8点，黄永胜才坐车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为什么晚上快8点才走？ 因为周总理召集会议一般都是在八点半，提前五六分钟到就行了。黄永胜住在西山，路上要走40多分钟，时间由费四金掌握。

费四金随黄永胜到了人民大会堂，首长在里面开会，他在外面大厅坐着，看见周总理两次出来接保密电话，虽然福建厅里有电话，但没有加密。周总理第二次出来接保密电话时大约夜里12点多。12点以后，周恩来和警卫员走了，事后知道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夜里一两点，华国锋从人民大会堂北门进来了，四五点周恩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直到第三天费四金等人才回家。

9月24日，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被抓时，大叫冤枉。那声音惨极痛极，很多人都听到了。

9月12日，邱会作的孙女12天了，邱家十分热闹。按老百姓的说法，婴儿出生第10天要好好庆祝一番。但大家都忙，就挪到了星期天。

邱会作不在，那一段他心情不好。黄吴李邱在庐山上摔了跤，之后风声一阵紧似一阵。邱会作虽然按规定每天读马列的六本书，但心里老是忐忑不安，不知命运如何。他上午在总后召开国防工办会议，下午在京西宾馆开会，会后约吴法宪在京西宾馆见面（后来没见成）。得到毛泽东南巡的消息后，几个人都没和吴法宪通气，怕他再捅娄子。家人吃完晚饭已是傍晚六七点钟，邱会作回来了，和大儿子邱路光说了会儿话，就送客人走。婴儿和邱路光的爱人留在西山。邱路光的部队在新乡，他是特意请假回来的，因为第二天要看牙，和母亲胡敏下山回了总后大院。

邱会作先走的。工作到半夜，他心里烦，多喝了几口酒，就睡了。黄吴李邱的睡眠都要靠安眠药“保驾”，睡前公务员小张给邱会作吃了两三片安眠药。刚睡着没多久，凌晨三点左右，邱会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叫他立即到人民大会堂，说有个重要的会。邱会作晃晃悠悠到人民大会堂时，安眠药的劲还没过呢。

邱会作猜不出半夜召集紧急会议干什么，听说周总理、黄永胜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修改政府工作报告，那也用不着半夜开会啊，会不会是“庐山”又发作了？从北戴河那边的情况看，也不大像。几个小时前，叶群还从北戴河打电话祝贺邱家有了孙女，称赞他给孙女起的名字好，还说女儿豆豆订婚了，要邱夫人胡敏打个电话给豆豆祝贺。看来，不会有什么麻烦事，要不，叶群哪有心思给女儿办婚事……可为什么半夜开紧急会议呢？狐疑的邱会作被服务员引到会议厅，也没注意是新疆厅还是四川厅。他小声问李作鹏，知道什么事吗？因为李作鹏接过周恩来的电话，不让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起飞，所以李猜到一点情况，说可能是北戴河出事了。邱会作想，北戴河？林彪？能出什么事呢？

4点，周恩来宣布，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你们几个不会感到突然吧？接着提高嗓门说，林彪跑了，他坐飞机跑了！

对于“这一夜”，黄吴李邱四大将中只有邱会作最“干净”，另外三位多多少少都有些瓜葛，唯独邱会作对“这一夜”一无所知。 1980年审理“两案”，老战友万毅探监时对邱会作说，你没什么事，宣判完你就会出去了。邱会作相信了，连律师也没请。

9月12日这一天，李作鹏在忙着“种自留地”。

他的大儿子李冰天回忆，军委办事组没有集体活动，各自回去“种自留地”。所谓“自留地”，就是各自处理本单位的事情。黄吴李邱除军委办事组的职务外，还都兼着各大单位的第一把手。李作鹏8月陪江青到青岛去了段时间，8月底到连云港处理两派的问题。回到北京，又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的吴振宇到长沙、武汉等地，9月7日、8 日还在武汉。“文革”中的事情很多很乱，几天不在家，就会堆积山一样高的公文。好不容易碰上“空闲”的星期天，正是大种“自留地”的好时光。

李作鹏在海军大院47楼“种”了一天的“自留地”，很累。接周恩来电话时，他已经吃安眠药睡下了。这个关于三叉戟的电话是李作鹏、李作鹏夫人董其采和朱秘书三人记录的，核对后，还特意给周恩来复诵了一遍。复诵时用的是董其采的记录稿，周恩来肯定地回答对，传达也是按这个记录稿。

处理完山海关的电话，李作鹏又吃安眠药睡了，因为吃了双倍的药，睡得比较踏实。但一听说开会，他马上清醒了：政治局开会从来没有用过后半夜，是不是与晚上总理那个不让飞机起飞的电话有关？

9月13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传达“九一三”事件，张、江、姚特别高兴，姚文元马上让工作人员拿茅台酒庆祝。叶剑英说，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是一种耻辱，你们还有心庆祝？姚文元这才作罢。李作鹏支持叶剑英的观点。

毛泽东曾评价李作鹏不卑不亢。确实，李作鹏在法庭很硬，认为是他的错都认，不是他的问题，他死也不认账。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一人”还是“四人”，实际上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山海关机场的跑道灯并没有打开，调度室也没给起飞命令，三叉戟是强行起飞。李作鹏不服气：如果林彪要起飞，我拦得住吗？如果命令警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队拦截，一百个林彪也走不成。为什么不下命令？七八个问号始终缠绕着李作鹏。

9月12日，对吴法宪来说是最混乱的一天。在黄吴李邱四人中，他最知情，也吓得最厉害。

9月11日晚上，周恩来召集会议，吴法宪参加了。会一直开到凌晨一点，这已经是9月12日了。吴法宪回到西郊驻地，打了一阵乒乓球。临睡前他告诉夫人陈绥圻，快要开三中全会了，我要准备在会上再检讨。因为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情，黄永胜、邱会作和吴法宪都作了检讨，黄和邱的检讨过了关，只有吴法宪仍被吊在空中。中午起床后，吴法宪叫车与陈绥圻、张秘书回到空军大院。因为写检讨的事情比较急，要马上动笔，而吴法宪的前两个检讨稿和一些文件都在空军大院。陈绥圻找出前两次的检讨材料，琢磨怎么帮助吴法宪写第三次检讨。而吴法宪按周恩来的指示，仔细阅读印发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然后抽时间处理了一些空军事务。

下午就这样紧张地过去了。9月12日晚8点，吴法宪约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薛少卿找开会的八航校校长政委谈话。约定的谈话结束后，还有一些时间，吴法宪和王辉球就与空军文工团从部队调来的6个指导员谈话，解决派性问题。谈话结束已是9月12日晚上11点多，红机子响了，让吴法宪魂飞魄散的“事件”开始了：

周总理来电话，问我是不是调一架大飞机到北戴河了？我很肯定地说没有。周总理又问，究竟有没有？我更加肯定地说，绝对没有。因为周总理已经从北戴河了解到来了一架大飞机，他说还是要查一查，我说好。放下电话，我马上给三十四师（专机师）师长时念堂打电话，时念堂正在家里睡觉，他也说不知道。第二次我又打电话问时念堂，时念堂说，可能胡萍知道。胡萍是空军副参谋长，还兼着三十四师党委书记。最后我了解是胡萍调的飞机。平时任何专机都经过我，这次我却不知道，而且又是总理查问，非同小可。胡萍说，飞机改装试飞，所以没有报告。我又问，为什么去山海关，而不去其他地方？胡萍没有答复。

吴法宪把调动三叉戟的责任全推到了胡萍身上，而胡萍则是另一种说法。胡萍回忆，吴法宪对他说：林彪在北戴河，林要专机就不要通过我（吴法宪）了，你（胡萍）就以训练的名义，主要是为了保密。

吴法宪回忆：

当时（即得知一架大飞机被调到北戴河后）提出立即去机场追查，周总理表示同意。我带张秘书和警卫员直接从办公室到了西郊机场。我要求把飞机调回北京，胡萍说好。5分钟后，胡萍打电话，说飞机发动机故障，等飞机修好立即回京。我马上报告周总理飞机调回北京的措施，周总理表示同意，让飞机立即返回，返回时不准带任何人。周总理说要去北戴河与林彪谈话，我问要不要准备飞机，周总理说准备一下，我马上让时念堂准备了两架飞机。

不久，叶群打来电话，告诉我，等一会儿，周总理打电话叫你来，你能来也好。我说，胡萍在住院，还是时念堂来。叶群对时念堂不熟，提出还是胡萍来。在这种时候，关于调动飞机，我不能决定，我还要请示周总理。这时胡萍还没回医院，正与三十四师参谋长龙振泉说话。周总理打来电话，说林彪乘车离开北戴河，临走还开枪打伤了警卫员。我感到情况严重，北戴河到山海关还有个把小时的车程，我马上叫张秘书打电话给潘景寅，告诉他飞机不能起飞，潘景寅满口答应，可是飞机还是起飞了。

13日凌晨1点，周总理让我注意看飞机的航向，往哪儿飞，飞机降在哪儿。三叉戟开始向西，以后向东，最后突然向北，我一一报告。飞到赤峰附近，我提出是不是拦截？我说的拦截，不是打下来，而是要截回来。周总理说这要请示毛主席。毛主席的答复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飞机向西时，我要胡萍叫专机师用报话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喊了15分钟，没有回答。周总理来电话问，飞机到什么地方了？我回答，离中蒙边境还有100多公里，高度3000公尺……飞出国境，雷达看不见了。周总理又来电话，决不允许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有飞机来，你我都要掉脑袋，要我用脑袋担保。我给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打电话传达：打开所有的雷达，决不允许飞机到北京来。接着周总理下达了禁空令，不准任何飞机起飞。如起飞，要毛周李邱吴五人的命令。我将周总理的指示传达给北空、沈空，这是两个重要方向，其他军区空军由航行调度室传达。我向时念堂交代，三个机场，都不准飞机起飞。凌晨两点，周总理打电话问我在什么地方，我说在西郊机场。周总理说派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去。我明白这是监视我了。这时，时念堂报告，沙河机场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我命令不准起飞，打下来，周总理表示同意。

“九一三”之后，专案组只查到林立果“小舰队”的活动，却没有黄永胜等人的“大舰队”活动。搞政变，怎么不依靠既是“死党”又掌握军队大权的“大舰队”呢？

专案组着重调查了9月12日白天黄永胜是否在京西宾馆接见林立果，要警卫参谋费四金证实。费四金是黄永胜的“贴身保镖”，黄永胜到哪，费四金就跟到哪，寸步不离。如果黄永胜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与林立果见面，这可是一次极其关键的“接见”，说明黄永胜百分之百地知道“九一三”事件的内幕。但当时费四金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重大，他每小时每分钟地认真回忆那一天。因为事件没有过去几天，费四金实事求是地说：黄永胜这一天没有去过京西宾馆。林立果我认识，9月12日，黄永胜也没在别的地方见过林立果。

专案组大失所望，以后又多次审问费四金。但费四金坚决地说，黄永胜没接见林立果，我是党员，是军人，我要对中央负责，对黄永胜负责，也对我自己负责。费四金非常明白，黄永胜被抓起来了，不可能再给他什么好处，坚持下去，自己的结局可能会很悲惨；如果“作证”，马上会被释放，还将有一个很“光明”的前途，可是，一个人即使被开除党籍军籍，他也应该有良心。

为了攻下费四金这个“堡垒”，专案组把他押到京西宾馆对质。京西宾馆的干部、服务员众口一词，说黄永胜和林立果9月12日确实见面了，还拿出当时的值班记录。费四金是保卫干部，学过专业知识。他一看，马上说这不是当时的记录，是事后补记的。这个值班日记跨度好几个月，不仅钢笔水颜色一样，就是字迹也一样，一眼可以看出是一个人抄的，不可能好几个月都是一个人值班吧？费四金说，我认为这不是原始记录，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专案组组长纪登奎对费四金说，别人都揭发了，就你没揭发。费四金说，我懂，我是组织上调来的，过去与黄永胜并不认识，我没有理由保他。但也不能因为黄永胜出事了，就落井下石，把根本没有的事情说成有。如果黄永胜9月12日见了林立果，我决不会包庇他。

费四金始终不改口：黄永胜9月12日这天没到京西宾馆，更没有见林立果。由于费四金的坚持，最后在黄永胜的起诉书上，没有“两谋”这一条。

至于黄永胜到广州“另立中央”，费四金也坚决否认。专案组拿出缴获的飞机编组名单，上面有黄吴李邱的名字。费四金说不知道去广州这回事，黄永胜根本没说要出差。一般黄永胜出差，都要提前告诉费四金，瞒谁也瞒不过费四金，因为出差在外，黄永胜起码要带换洗衣服以及吃的一堆药。每次出差前黄永胜都要说，小费，要出差。费四金就准备行李，把要带的装进旅行箱。但这一次，黄永胜一句话也没说。费四金肯定地说，黄永胜不知道到广州，也没想到广州。其实专案组已经从“小舰队”那里搞清了，黄吴李邱都不知道要去广州，准备第二天一早再“通知”他们，说林彪要在广州召开会议。如果黄吴李邱不走，就两个人“招呼”一个。

费四金告诉家里临时出差，哪知“临时”了4年，原准备回苏州老家结婚买的喜糖全长了毛。解除关押后费四金在基层部队过渡一下，转业到地方，最后的职务是北京汽车制造厂再就业中心主任。不管在部队还是在地方，背着黄永胜这个“大包袱”，人家都不敢用。

黄永胜的大儿子黄春光（时任北京军区空军防止突然袭击办公室副主任）回忆：

9月13日一上班，值班参谋报告，主任，出大事了，跑了一架三叉戟，是林家的，机上有谁不知道。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我马上问我家秘书，他也不知道。又问父亲回来没有，说没有回来，我搞不清怎么回事。

9月24日通知我们回家。我妈来电话，说父亲出事了，让搬家。过完10月1日，我在办公室，把我弄起来，参加学习班，老有人跟着。我分析，帮助父亲烧照片是抓我的原因。为什么烧？主要是怕说不清楚，有些东西就清理了，我帮着烧了很多照片。因为走廊有两个门，晚上11点多，秘书看见，就揭发了，说我划不清界限。纪登奎、郭玉峰找我谈话，9月16日晚，你帮你父亲烧什么东西？我说我没帮。你父亲烧了很多东西，把花盆都烧裂了，烧的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专案，还有一些策反信。纪登奎说，心不虚，烧它干什么？

和费四金一样，我也被关了4年。李作鹏的女婿、王秉璋的秘书、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我们都在一起。为什么不放？因为对父亲定不了罪。

父亲一直没有消息，1976年我们才知道他被关在秦城。我们反复要求去看。终于说可以看了，母亲却在外地劳改，去不了。我们兄弟四人约好，老婆孩子十几口人，浩浩荡荡到了秦城。父亲不见，说，我不能以这种身份见孩子，还我清白以后再见。

不见到父亲我们不走，就在秦城住下了。我写了一封信，恳求父亲，说你可以不见儿子，应该见见儿媳妇，你都没有见过，更没有见过孙子孙女。父亲终于同意了。我第一个进去，父亲非常苍老，说你不该给我写这样的信，摧毁了我的感情防线。以后我们又去探过父亲几次，每次半天。

父亲后来说，我怎么知道他们要跑？请律师有什么用？他不相信律师。其实应该请律师，父亲不懂，没请，他自己为自己辩护。他始终认为自己是真心反江青的，抵制江青的，怎么会与他们是一伙？在“两案”公开审理的现场，父亲还和江青互相瞪眼睛。

1983年春节前父亲被发现肺癌，4月去世。

我问过父亲，一生中最好的领导是谁？他答，当然是林，跟林彪打仗多痛快……

“九一三”事件实际上牵涉两架飞机：一架是林彪乘坐的256号三叉戟，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另一架是3685直升机，被林立果的师傅周宇驰打着林彪旗号骗飞并劫持。飞行员陈修文和陈士印与周斗智斗勇，最终将飞机迫降在北京市郊怀柔。

这一切要从周宇驰40多岁学习“云雀”直升机开始。

周宇驰，河北乐亭县姜各庄镇柳林村人，1946年参军，调到空军一航校后，特别想学飞行，但身体检查不合格，只能长期担任一航校宣传科科长，能说会写，很有一套。后来是空军副参谋长姚克佑调他来当刘亚楼秘书，没多久刘亚楼就要周宇驰下部队。1965年刘亚楼去世后，周宇驰重新回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担任副主任。1967年“文革”期间，大学都不上课了，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离开北大物理系，被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安排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当秘书。吴法宪指定周宇驰当林立果的“师傅”，又和周宇驰一起介绍林立果入了党。

1969年10月17日，24岁的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有人向吴法宪汇报林立果下部队的事情，吴法宪随口说林立果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而周宇驰在空军常委会上传达，去掉了限定词，成了林立果可以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吴法宪哑巴吃黄连，不敢纠正，就这样林立果在空军“畅通无阻”，周宇驰也因此牛气冲天。

1971年5月，林立果和“师傅”周宇驰打着林彪旗号，要学“云雀”直升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不同意林立果的要求，副统帅只有一个独生子，摔着了怎么办？但吴法宪怕得罪林彪、叶群，只好勉强同意。因为周宇驰打着林办的旗号，空军34师为他配了最强的机组，都是直升机各机种的分队长一级，教员是空军34师副师长王焕今，指挥员是副大队长陈士印。

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林彪乘坐的256号三叉戟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林立果临去山海关机场前，给周宇驰打电话，说北上。这时周恩来已经下令必须由几人联合才能放行飞机。周宇驰搞不到大飞机，决定用直升机出境，叫于新野立即到西郊机场找陈士印。

陈士印在同期飞行员中最先冒尖，不到30岁就担任了中队长，不久又任副大队长。9月13日1时30分左右，陈被服务员从睡梦中叫醒。当时机组都住在一个大房间，他们看见陈士印穿着内裤跑到走廊上接电话。

周宇驰问：直-5最多能飞多远？能飞650公里吗？陈士印回答：带上副油箱，加满油最多飞700公里。周宇驰说：现在有重要任务，你到门外等着，我派车接你。于新野用车把陈士印接到空军学院的将军楼，周宇驰给陈看了林彪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周说：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吴法宪搞政变，我们被困了，毛主席下落不明。现在形势很紧张，你送我们到北戴河林副主席那里去汇报。陈士印说：我很长时间没有飞直-5了，没有把握。周说：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你不能怕担风险。陈土印说：我再找一个技术好的飞行员。这事要向胡萍副参谋长报告。周宇驰说：现在他被困住了，没有办法同他联系。我们马上走，到沙河机场后，不要对别人讲，抓紧时间找到飞行员就走。陈士印说：我没有带图囊。周宇驰说：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9月13日凌晨1时40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将一些箱子装上汽车，拉着陈士印开向沙河机场。在停机坪卸下东西及于新野、李伟信两人，周宇驰拉着陈士印去找人。陈士印首先去敲团长刘景祥家的门，因为周宇驰催促，没有敲开，陈士印只好上楼去叫直-5中队长陈修文。

3时15分，3685号直升机亮着红色尾灯，向北起飞了。团参谋长李丕成等被砸门声惊醒，说有人偷飞机……

起飞前于新野、周宇驰都想坐进驾驶舱，但由于驾驶舱只能坐三个人，于新野只好与李伟信坐在客舱。陈修文是正驾驶，坐左座，陈士印坐右座。陈修文按常规打开电台与调度室联络，被周宇驰制止：要保密，不许联络，并命令陈修文飞320度。陈士印立刻觉得不对，质疑说：不是说去山海关吗？应该向东，怎么飞西北？周宇驰肯定地说就这样做。陈修文听他们争论航向，有些急了：我到底听谁的？一秒钟里飞机已飞出去好远了。周宇驰虽然没有说去乌兰巴托，但他坚持向北飞，陈士印联想到周宇驰问飞机能飞多远，难道他是想叛逃？为了摸周宇驰的底细，陈士印说没有航行资料。周宇驰说他有，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200万分之一的地图，有一条红线从北京到苏联伊尔库茨克。驾驶舱里的三个人，谁也没有讲话。

怎么办？飞行中的任何大动作都可能使飞机坠落。陈士印和陈修文两人配合，不断与周宇驰斗智斗勇，趁周不注意，赶紧将组合罗盘迅速旋转了180度，往回飞了。但周宇驰发现异常，恶狠狠地说：飞机怎么转弯了？陈修文机智地说：遭遇拦截，需要作机动飞行。

凌晨4时50分，陈修文驾驶直升机到达官厅水库上空。接着在3300米的高度，飞越八达岭长城。周宇驰看见北京的灯光，摘下耳机，摔在一边，大叫上当：“你们骗了我……今天我不活了，你们也别想活……你们要落地，我打死你们……”陈士印没有看见周宇驰的手枪，但感觉他已经把手枪握在了手里。

陈士印示意陈修文快快下降，被周宇驰阻止，命令飞北京西郊的钓鱼台。陈士印说，那是空中禁区，地面有高射武器。这时直升机飞到沙河机场，陈修文再次降低高度。但由于周宇驰疯狂阻止，直升机重新被拉起来，摇摇晃晃飞向西郊机场，也没有落下去。

直升机飞向怀柔县的山中盆地，那是直备降场。周宇驰看见地面是一片玉米地，没有阻止飞行员的落地动作。降到80米时，陈修文向周宇驰扑去，周宇驰开了枪。飞机完全失控，突然仰头，进入最危险的“尾冲”。陈士印试探性地向正前方推了两次驾驶杆，都没有将飞机改出来，第三次重复操纵，终于缓解了飞机的下降速度。但直升机最终还是尾部和右机轮先着了地，陈士印迅速关闭发动机及放火开关，好在没有侧翻，基本保全了直升机。

于新野未待落稳，就从客舱中跳出，爬到前舱外面，将枪口紧贴窗口玻璃向陈士印开枪。陈士印凭感觉迅速躲了一下。于新野的子弹在陈士印的两件飞行服中穿了四个洞，击中周宇驰的手腕，鲜血溅到陈士印的脸上。周、于、李一起慌乱中逃向庄稼地，但很快被包围。自知走投无路，三人商定自杀，周宇驰、于新野用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唯李伟信朝天开枪，得以苟活……

1980年审判“两案”时，关押审查的陈士印被无罪释放。现在，距离审判“两案”已30年，曾任空军34师副师长的中国直升机鼻祖王焕今说：实事求是地说，陈士印也是英雄。

陈士印从监狱出来后，回到沈阳工作，曾任全国机床厂协会秘书长。

康廷梓是林彪座机三叉戟256号第二副驾驶，时任空军34师100团三大队二中队队长。1971年9月12日晚，林立果乘256号去北戴河时，康廷梓随机组一起抵达山海关机场。9月13日凌晨，机组9人只有4人登机，康廷梓和另外4人没有来得及上飞机。以下是他的回忆：

1971年9月13日零时30分左右，嘭、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听到门外有人急呼“首长到机场了，快起床”……我顾不得系鞋带，也没有扣好衣扣，提上提包就冲出屋子。黑暗中，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到第一副驾驶陈联柄和通信员陈松鹤已经跑在我的前面。我继续向东跑，当视线从右前方能看到停机坪时，256号随着一声增大的发动机轰鸣，突然向前滑了出去。

机场的保障人员及已跑到停机坪的机组人员，不约而同地望着离去的飞机，紧张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正在此刻，我发现一队人马占据了停机坪。一辆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战士，在停机坪的中央停住。与此同时一辆吉普车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嘎一声刹住，从车上动作敏捷地跳下一位四十开外的陆军军官。他看我上身穿着夏季飞行服，认定我是机组人员，就左手拉着我的右臂，右手拿着手枪指点着远处滑行的飞机，操着一口山东腔，非常着急地对我说：“你、你……快把飞机给拦住!”在当时的紧张局面下，我赤手空拳站在那里，怎么能把飞机拦住？我赶紧追问谁在飞机上，“这架飞机不能起飞!把它拦住!”他答非所问。

我看到停在那里的吉普车，急中生智，用手指着那辆车反过来“命令”那位军官：“快！快把汽车开到跑道上对正飞机，堵住它，就不敢起飞了！”

当那位军官按我说的登上吉普车时，飞机已经滑入跑道的东头，机头已经调转过来对正了起飞方向。飞机开始增速滑跑，几十秒钟之后，消失在机场西南方。和我一样呆站在那里的领航员，习惯地低头看了一下手表，当时的时间是9月13日零时32分。

……在调度员呼叫的同时，雷达标图员头戴耳机，在一张较大的地图板上埋头标着飞机的航迹。我和调度室主任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标图员的笔尖，看他笔尖一点一点地移动，红颜色的笔在地图上画出一条弧形的轨迹……这条弧线从山海关机场起飞时的244度，缓慢转向正西，即270度。这时，我马上想到可能是飞回北京了，因为从山海关到北京基本上是朝正西飞行。然而，飞机的航迹在270度的位置上并没有稳住，而是继续增大，直到约300度（中蒙边境二连方向）中断。

这条航迹与正常飞行的航迹相差甚大。正常情况下，飞机起飞后，飞行员果断压坡度转弯，使飞机迅速进入预定的航向上……第一转弯本应是折线，但却形成了一个过程较长的弧线，究竟什么原因？因为谁也不知道起飞后驾驶舱里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可以做两种分析：其一，有意向前向西飞一段时间，迷惑地面……其二，潘景寅起飞前只知道飞往广州的航线，而不知道飞往外蒙……

1971年9月13日2时25分，256号三叉戟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