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之下出人意料，细想之后又合乎情理，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魔力。2008年10月13日晚7点，瑞典人把象征着最高学术荣誉的诺奖花环戴在了克鲁格曼的头上，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决定。

从哪个角度看，克鲁格曼都像是最应该获得诺奖肯定的那个思想者，他在短短三十多年研究生涯里撰写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并于1991年就获得了克拉克奖，无论是国际贸易领域还是国际金融领域都留下他经典的足迹；从哪个角度看，克鲁格曼又都不像是能够赢得诺奖殊荣的那个幸运儿，乖僻的性格让他的卓尔不群显得有些形单影只，激烈的言辞也为他招致了许多莫名其妙的嫉恨，而在专栏中对美国政府肆无忌惮的冷嘲热讽更给他笼罩上了一丝“非主流”的阴影。

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是授给了这位有些“愤青”的经济学家，无论如何，经济学的最高殊荣还是对获得者学术成就的褒奖，而非对其评论观点的肯定，无论作为专栏作家的克鲁格曼在妙笔生花之时显得如何另类，作为经济学家的克鲁格曼却是专业得无可挑剔，这一点任何一个了解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和“经济地理学”的门徒都无可否认。

正是因为如此，克鲁格曼凭借对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的贡献获得诺奖的确是实至名归。在克鲁格曼身上，我们轻易就能察觉到经济大师那种与众不同的气质：以研究为乐，以创新为乐。克鲁格曼总是在不经意间很直白地表达着枯燥的学术研究如何在他的生活中变成一种充满趣味的游戏，有的时候你甚至很难分清他钟情于写作论文是出于对成就的渴望，还是纯粹为了寻找简单的快乐。也许正是这种本能的研究欲望让他挣脱了传统理论的桎梏，进而让他用经济学工具开拓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领域。他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引入国际贸易研究，进而打破了“比较优势理论”的魔咒，在一个更加细致、更加贴近事实的理论世界解释了为什么“瑞典即在出口又在进口汽车”这样的现实问题；兴趣广泛的他又将经济学的边界拓展到地理学的领域，解释了为什么规模效应和产业集中会导致“中心——外围”结构的形成和自我强化。

在学术上不拘泥于传统理论的特点为克鲁格曼凭借理论创新最终获得诺奖奠定了基础，这种不轻易随波逐流的性格更让他的专栏充满了智慧。这位被视作凯恩斯以来最具文采的经济学者在纽约时报的专栏里总是不时发出些许“不合时宜”的声音。

自9月15日次贷危机升级演化为金融危机并引发接踵而至的政策救赎以来，克鲁格曼用一周两篇文章的速度不断向市场传递着他对政策救赎战略和方式的不信任。在近一个月来的9篇文章里，克鲁格曼接连指出7000亿救赎计划的“不成熟”，即较高的成本并没有为市场提供有效和充足的政府信用，而留给下一任美国总统的可能是有限的政策空间和惨淡的经济前景。也许，克鲁格曼最想告诉我们的是：政府救赎是靠不住的，在交出我们的信任前，仔细审度政策施力点及其与次贷危机要害处的距离也许才是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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