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报分析指出，我国能在短期内消除贫民窟的秘诀在于，国家机构经历改革之后，政府带头成为主要的基础设施与社会服务的提供者，进而透过成立建屋发展局来统筹公共组屋的规划与建筑，并利用土地征用法来实施政策干预，最终将恶劣的居住环境一扫而空，成为今日世界最宜居住的城市之一。

在提及新加坡的研究个案中，它引述一名外国人对我国70年代市景的观察：脏乱且摆满小贩摊档的五脚基；晾着洗好衣物的竹竿无序地往窗外伸出；人口暴增使得原本仅够两个大家庭生活的店屋挤满了50个人，而且得共用一个厨房和一间浴室，居住环境与贫民窟无异。不过，这已是不复存在的情景。年报解释，对贫民窟改善行动的评估显示，仅有针对性的干预政策还远远不够。没有合理有效的土地规划制度和基础服务，没有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这些干预性措施难以奏效。然而，新加坡却做到能同时实行这三方面的政策，因此成就了消除贫民窟的最成功范例。

新加坡的成功是异类

据世行分析，新加坡的成功可是异类，因为它是少数几个能同时实行几套居民融合政策的国家。“它的成功必须归功于高速的经济增长，并且自建国以来就有个非常专注的政府。加上它是个城市国家，也大大地促使干预政策有效实施，这也间接提供了一个经验，即城市化的成功需要全政府上下采取协调行动。”

年报说：“对一个贫困地区的城市国家而言，如果说有效城市化是促使新加坡经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都取得每年平均为8％增长率的原因，这一点也不夸张。这需要的是市场机制与社会服务；基础设施的战略性投资，以及为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等多种因素的结合。”

世行是在去年底发表厚达400页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并透过用三维观点看待发展、塑造经济地理及再次权衡政策辩论等三大部分去深入探讨世界发展失衡这个被它形容为当前最棘手的挑战。

本报上个月也报道了世行学者来新加坡参加这份年报的研讨会时，对我国发展所做的观察。他们当时指出，由于我国有强大的国家机构、良好的基础设施及恰当的政策干预，使得城市化进程非常快速。但是，如果我国与马来西亚能进一步促进经济一体化，将能获得经济规模与专业化的效益。

有别于许多面对城乡发展鸿沟问题的国家偏向采用政策手段来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年报发出的信息却是世界过去两个世纪发展经济的经验已显示，经济增长从来不可能取得平衡，不同地区出现收入和生产的差距在所难免。如果过早地实行人为干预，将对发展形成消极影响。


但是，如果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能在公共制度、基础设施和针对性干预措施这三方面考虑周全，将对本国经济地理的重塑大有裨益。尽管经济增长依然不平衡，但是整体发展却将具包容性，而惠及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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