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对中西社会心态的影响
乔拯克
(北京新东方学校)
【摘要】中西文明向来都是人们争论与研究的热点，在各个方面中西方文化都有异同。这些都是因为中西方人类群体的居住与发展环境的不同造成的。环境塑造了中西方人类群体不同的文化背景，元素和内涵。本文试就中西方文化产生过程中的环境因素做分析，得出地理环境对中西社会心态具有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环境，中国，西方，社会心态
环境作为一种横向决定因素，奠定了文化的基础。从物理方面看，即从地理环境着手，个因素作为一个因素系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文化的发展方向或模式。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地理环境对于中西文化中的社会心态具有很大影响。中西方人在社会关系上的基本看法，立场与原则具有很多的不同。比如西方人和中国人虽然都讲究礼仪，但重点不一样。亲族关系上中西对此的处理也不同。在社会心态中最终有着一个崇尚和谐安定，一个崇尚竞争取胜。在人际关系问题上的看法有根本上的差异。中国讲和而不同，西方讲优胜劣汰。西方人讲“优胜劣汰”，认为自然界把好的、优质的物种保留下来，淘汰那些劣质的、不能适应自然界变化的物种。万物在那里竞争，由天即自然界来选择，所谓“物竞天择”。这个理论原本是对自然现象的概括。人类就是自然界选择的结果。
中国与西方的环境有着明显的不同。
中华文明的发祥首先不是在沿海，而是在黄土高原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然后在华北平原，再后是往长江以南发展，历史上保持着长期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虽然也有来自北方的蛮族的军事侵扰，但并没有真正可以同它抗衡的文化力量。所以军事征服者反过来又要被它的文化所征服。因此自古以来很容易产生一种安逸无忧的社会心态。
中国东临大海，古代由于水上交通不发达，造船技术与人体质的有限，当面对海洋时，只能进行沿海邻近地区的活动，而无法穿越大洋。明朝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只是偶尔的情况，而且下西洋的目的与成效也在现代成为定论。因此，中国人很少或者说通常是无法和大洋彼岸的人产生交往。故古代中国人对大洋彼岸的情况了解甚少。所以，东方海路基本上是不通的。中国的北部沙漠，那里自古代被称为野蛮的部落。这些部落迫于其生存环境的恶劣，长期垂涎于中国，构成对黄河中下游被称为中原的这个地带的人的威胁。虽然中原人和他们又一定程度的交往，但他们的文化水平远远低于中原文化，所以与其交流亦难以促成新的更好的文化。再往北的西伯利亚，冰天雪地，人烟稀少，没有发展的前途，因而北方这条路也几乎就被堵死了。西部也不行，因为那里大部分是高原或高山，也有大沙漠，没办法通过。好不容易有一条“河西走廊”，那简直就只是一个细缝，可以苟延残喘似地透过一点东西气息，但远不足于使双方呼吸通畅，所以也无法真正地产生较大规模的交流。剩下的就只有南部了，但古代南方民族的文化也是远远低于当时被称为中原的地区的文化水平的，因而南方民族常常被称为“南蛮”。此外，应该注意的是，古时南方的土地还不适于耕种，《禹贡》中把全国土地分为九等，南方的土地是最差的，北方的土地是最好的，虽然后来北方的气候开始恶化，而南方的气候变得有利于农业生产了，但那时后来的事情了。在较早的时候，由于北方的气候条件、土壤肥沃程度要高于南方，所以，文化就在气候、环境适宜的北方发展起来了，尤其是黄河中下游一带。这里各种动植物都容易发展，连树木的叶子都是很肥大的，因为气候潮湿，水分充足。只有在北方这种独特的环境里，中国文化才容易发展起来。再往南，就是南部海洋，热带高温，更没有出路，也没有可以借鉴的文明程度高的民族，所以往南方发展的路也几乎被堵死了。一言以蔽之，古代中国只能在这种几乎封闭起来的空间里发展自己。好在当时的中国土地肥沃，适合农耕，农业于是很发达。农业是向自然要粮食的，只要土地不流失，气候不恶劣，就可以长出庄稼来，就可以提供较好的生存条件。只要不存在意外的天灾人祸，耕种者就可以永远留在那个地方，就可以安居乐业。环境把人安定在了那里。于是，久而久之，中国人深层心理结构中那种流动的感觉就不强烈，人们不象西方人那样习惯于跑来跑去。人们渴望安宁，渴望天下太平。所以天下太平的思想一直是中国人（包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①]
因而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就适应于这种环境及其有关条件渐渐衍生，最后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适应于这种环境的文化。这种宜于安居乐业的环境孕育了特别发达的家庭形式，并孕育出“孝”这种极重要的维系家族乃至皇权的权威思想观念。溯其因，这都是由于环境赐予了中国人安居乐业的这种生存状态，这种状态必然要孕育并强化“孝”的观念，且进一步催生出儒家“以孝治天下”的伦理政治纲领。[②]
虽然中国一直战火连年，可是中国人本质上十分爱好和平。中国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诗，韦利先生翻译为《折臂老人》，作者将一个自己折断手臂以逃避从军的老翁当作英雄来歌颂。这在其他任何国家是少见的。他们的和平主义植根于深思熟虑的思考。事实上，他们不期望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东西发生变化。中国人没有西方民族中占支配地位的进步的观念，并且提出了使人们行为冲动的合理化问题。毫无疑问，进步是我们西方的一个非常现代的观念；我们将进步部分归功于科学和工业主义。有文化而保守的中国人，今天的谈话仍然遵循他们最早的圣人著作中阐述的思想。假如有人指出这表明中国人在思想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步，那他们将会说：“当你已经享受完美的生活时，为什么还要去寻求进步呢？”起初，这个观点在一个欧洲人看来是消极的，但随着我们智慧的增长会逐渐对我们自己的明智产生怀疑。人们会开始想到，那么多我们称之为进步的东西，其实只是一种无休止的变化，而没有使我们接近我们所希望的目标。[③]
因此在中国人看来人性是美好的，自然是美丽的，而社会生活也是理想的，所以说人们崇尚和谐安定不仅代表了生活态度也是社会心态的大势，至于现在也是。这种社会心态促发了人们的对土地与国家的热爱，促成了人们的排外心理。可以说是有利有弊。
西方的地理环境在当时就不适于农耕，当然它也有农业生产，但它的土地很不肥沃，树叶大都是针叶形的多，地中海一带是很贫瘠的。播下十五斤种子下去，收获时可能三十斤都不到。不像在中国，随手把种子丢下去，收获的粮食就很可观。所以，在这种土地资源条件下，西方人若不远走他乡，就无法生存。同时西方也有远走的条件。虽然庄稼长不好，但是可以长草，大片的平原上长满了草，这就适于游牧，因而游牧业发达。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条件，即有地中海这种内海，虽然不产什么东西，可是作为航路却很方便，等于不花钱地拥有数不清的交通要道。不像中国内陆崇山峻岭或丘陵起伏，交通终是不便。地中海周围有很多国家，只要有船，彼此交往起来就很方便，可以进行海上的贸易。所以商业也就相对发达了。商业与游牧二者的流动性都是很强的，是开放性的，而且它们都面向大海，大海作为一种博大狂放的自然力，也激起他们一种挑战的心理和启示：必须与大自然博斗，征服大自然。因而西方人的生存感也很强，是强悍的民族，要战天斗地，与大自然作斗争，无法与自然融合。而中华民族是要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因为吃的、穿的、用的，很多都是上地给的，对其抱有深厚的情感。而西方人由于流动性强，父幼别处、妻离子散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因此，客观条件不会鼓励他们象中国人那样强调父母兄弟之间的那种亲情关系，而是注重个人独立的生存能力。所以，我们说，西方的这种环境使其必然向流动性和开放性发展，人际关系也必然不会像中国这样是铁板一块，而是必然强调独立，强调个人主义。追根溯源，首先是其所处的地理环境诸种因素为其奠定了基础。
西方民族的这种战争性格也是由于其所处环境造成的，他要生存，就必须应对环境的挑战，因而造成了他们性格中的坚忍或残忍，同时导致其各民族之间长期互相斗争不断，这种历史过程渐渐就塑造构成了西方人的性格倾向：就是要斗，绝不后退。因此在西方社会中有四种最重要的道德价值观（cardinal virtues),其中第一种就是勇敢（此外还有节制、正义和谨慎）。西方人多半认同“只有勇敢才是最珍贵的东西”这种价值观。这其实是一种崇尚竞争取胜的社会心态，所以西方的发展迅速而有力。对于新事物的接受也比中国人容易，他们对于文化的吸收不是批判而是学习，是学而为我用以达到获胜。
在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主流道德价值观是仁、义、礼、智这四种或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价值观。至少，“勇敢”不是中国人最赞扬的东西。
早在本世纪初，在中国爆发的“新文化运动”高潮中，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就对中国文化与古希腊、罗马以来的西方文化的异同作过许多比较，并进行过激烈的论争。当时主编《青年》杂志的陈独秀，在1915年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当时人们所说的“东洋民族”主要指中华民族，所说的“东方文明”主要指中华文明；所说的“西洋民族”和“西洋文明”指的是古希腊、罗马以来的地中海—欧洲各民族和他们的文明）一文中，认为“东洋民族”和“西洋民族”的“根本思想”存在着三个方面的差异：“（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注：陈崧（编）1989:12-16。）。李大钊则认为：“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注：陈崧（编）1989:64-78。）[④]
“欧洲人是早在荷马和吠陀时代就有的竞技运动传统的继承者。但在中国，即使涉及身体接触的竞赛都不多。在中国人的传统中，竞技运动很少。晚周时期，虽然驾车为君子必习的‘六艺’之一，但没有明确证据能够证明举行过什么驾车竞赛。贵族行猎，但这不是竞争。封建时代中国仅有的一项确实具有竞争性的运动，就是射箭。西周的国王们设有箭术研习院，但竞赛似乎具有仪式性质，有音乐伴奏，按标准动作进行……，而且是在队与队之间比赛（注：Bodde1981c:264-5．）。公元前208年，在秦国宫廷举行过有众多观众在场的竞技比赛，可能包括射箭、驾车和摔跤（大概具有仪式性质），但这种竞赛在纪元前44年被废除，此后就被遗忘了。至少自战国以来，中球运动和摔跤一样，在士兵中很流行。但是，到唐朝的宫廷里，玩足球不接触身体。每个队的队员交替地朝着一块悬挂着的布上的孔踢球。拔河在唐朝宫廷里具有仪式性质，虽然人们玩从波斯引进的马球。”（注：Fairbank1991:17-8．）卜德注意到，“无争”是儒家主张的“君子”道德中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说：‘君子无所争’。……他进一步解释说，君子即使在射箭比赛场上，上场、下场以及下场后饮酒时，都需向对手作揖表示礼让（《论语·八佾》）”（注：Bodde1991:148．）。[⑤]
中西两大文明上古、中古时期生产、生活方式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中华文明经历了数千年协作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它自然要产生一种相应的崇尚和谐安定的价值观；而西方文明经历了数千年竞争性的生产、生活方式，也自然要产生一种相应的崇尚竞争取胜的价值观。
上古、中古时期的中国人，在经年累月的日常生活过程中感到离开和谐、安定、合作，就无法生存，从而产生崇尚和谐、安定、合作的自发意识。然后，这种自发意识经过共同体的思想家们归纳、提炼，升华成为系统的价值观，并运用统治阶层和普通百姓能够理解的语言表达出来，大力倡导，一方面成为统治阶层制定大政方针的指导原则和行为规范，另一方面也成为普通百姓自觉遵行的准则。孟子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注：《孟子·离娄上》。）。这些论证是思想家们通过对实际历史过程的观察与思考而提出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并据此要求国家领导人和士大夫官员在制定和贯彻大政方针时，要以促进普天之下远近各方人民和谐共处、安定太平为宗旨，为此就要防止贫富不均，以强凌弱，或互相倾轧。因此，儒家坚决主张，统治者必须守仁爱之德，行仁爱之政，仁政理论与性善论是儒家在实践中追求和谐安定的基本理论。为了使这种理论有更高的权威性，儒家进一步提出了作为天的意志体现的民本主义理论，更进一步提出了整个宇宙秩序的普遍和谐论。由此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追求和谐安定的价值体系。[⑥]
“在我看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即使他是一个可怜而贫穷的人，也要比一个普通的英国人快活。之所以中国人更快活，因为中国是建立在比我们西方人更加人道、更加文明的观念基础上的。不安定和侵略好战不仅会导致明显的罪恶，而且会使我们生活中充满不满情绪，剥夺我们生活的美好享受，并使我们几乎丧失善于沉思的美德。在这方面，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西方社会的生活变得迅速恶化了。”[⑦]罗素对于中西文明的异同是很有研究的，在他的研究中他揭示了中西文明比较中最本质的东西。同样他在《中西文明比较》一节中说：“……中国人认为维护自我和支配他人是罪恶的，中国人几乎没有西方白种人那种对其他民族的的人民实行集权统治的欲望。……中国在世界上的衰弱，在很大程度上归于中国人的美德。中国人本质上有一种宽容和友好的态度，他们表现出谦恭有礼，并希望别人礼尚往来。假如中国人选择另一种行为方式，他们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
古代、中世纪的西方人的生产生活过程由于充满了严酷的生存竞争，领袖人物和普通大众自然就会产生崇尚竞争取胜的自发意识。在长达数千年之久的游牧、游耕生活时代，各部落都无一例外崇拜一位战争之神。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崇尚竞争取胜的意识已升华成为相当系统的价值体系和世界观体系。如柏拉图，为了肯定希腊城邦掳掠异族人民作奴隶的现实，首先肯定“野蛮人”“是天然的敌人”（注：柏拉图1986:210。），从而可以证明征服异族，并把被征服者变为奴隶，本是天经地义的事。这同中国儒家对待“蛮夷戎狄”的态度截然不同。如孟子所说“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注：《孟子·离娄下》。）这里我们也看到，族群关系的现实区别导致了崇尚竞争取胜和崇尚和谐安定的价值观的区别。柏拉图面对希腊城邦相互之间无休无止的战争和内讧，力图从世界观体系的高度做出解释，他把现实社会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别归结为神灵决定的“金、银、铜、铁”不同血统的区别，进而把现实社会中的冲突归结为血统的冲突：“铁和银、铜和金一经混杂起来，便产生了不平衡：不一致和不和谐——不一致和不和谐在哪里出现就在哪里引起战争和仇恨。不论冲突发生在何时何地，你都必须认为这就是这种血统的冲突。”（注：柏拉图1986:128,316。）单就追求和谐安定目标来看，柏拉图与儒家有一致处。但柏拉图不是像儒家那样认为人的善良本性决定了统治者应该实行仁政和德治达到社会的和谐安定，而是认为人性本身是恶的，或善恶并存的，只能运用法律强迫人们弃恶从善。在这方面他的思想类似于中国的法家，不同的是法家在中国只是作为儒家治国论的补充，不占主导地位，而柏拉图以法律强制力量治国的思想，在西方一直占主导地位。例如，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虽然在许多方面不赞成乃师看法，但在一些根本点上，却保持一致。简言之，亚氏认为，建立以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共和政体，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他所说的中产阶级，就是“家道小康”的农民或工、商人家，他们平时有稳定收入，不致放荡不羁，且能持中参政，不走极端；战时有足够资产自备武装，上阵卫国。这一方案与他老师的方案相比，似乎更为现实可行。但恰恰是他所寄予厚望的那个中产阶级，在希腊、罗马社会剧烈的两极分化过程中，越来越失去立足之地，以至最后几乎是随着古典社会的灭亡而消逝殆尽。所以，亚氏的方案同样也只是海市蜃楼。而且，在价值观和一般世界观体系上，亚氏和他的老师实际上有许多一致处。如亚氏也同样认同“性恶论”，同样认为对“卑下部落”进行“掠取自然奴隶的战争”“应该是合乎自然而正当的”（注：亚里士多德1996:23。）。他也和柏拉图一样，是主张强有力的统治者运用法律的强制力来实现社会安定。后来，基督教神学家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这些思想，融入到基督教神学价值观和世界观体系之中，使基督教神学更加富有哲理，在西方中世纪的精神世界发挥着压倒一切的主导作用。[⑧]
总的来看，西方古代、中世纪那种崇尚竞争取胜的价值观和与之相应的“性恶论”、善恶二元论的世界观与儒家那种崇尚和谐安定的价值观和与之相应的“性善论”、宇宙和谐论的世界观确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体系。但是，两者之间绝不是没有任何的一致之处。古代、中世纪的西方价值观崇尚竞争取胜，但也追求和谐安宁。儒家崇尚和谐安定，但也不是否定一切的斗争和战争。历代大儒都一致肯定伐无道、诛暴君的正义之战，就是明证。因此我们说，这里异中有同。[⑨]
儒家文化的元素决定了中国本土文化心理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心理与价值观、人生观。崇尚和谐安定是儒家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也成为了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条件，政策的实施，历史的前进，因此这是中西文化的异同所在。所以说地理环境对于中西文明中的社会心态具有重要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中国崇尚和谐安定，西方崇尚竞争取胜的社会心态，决定了中西文化中的许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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