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6年前，广西南丹的特大矿难导致当地矿山被封，一种叫做“铟”的稀有金属却因祸得福。否则，按照其他稀有金属的开采和出口速度，这种战略性矿产或许已经没有了。
铟被广泛应用于液晶电视、计算机和手机显示器。中国铟储量约占世界2/3。在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铟供应商同时，中国正在丧失对这种新型战略矿产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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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故事也正在稀土、钨、钼、锡等战略性矿产身上重演。
本报获悉，三种矿产资源的出口将在近期被商务部纳入配额管理，而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民进中央也提交提案，建议国家应尽快建立战略矿产资源储备。
保卫铟矿
全球铟矿的需求量每年增长30%，是世界各国激烈争夺的新型战略资源。广西南丹矿难之后，南丹矿山被封，中国最大的铟矿资源才得以保留。
中国2/3的铟矿资源集中于广西。铟矿价格最高每吨超过1000万元。这使得众多小炼厂蜂拥而上，铟矿开采量直线上升，价格却直线下降，目前每吨价格不过380万元。广西南丹吉朗铟业公司总经理谭永仁说：“这个价格已经接近成本，很多铟厂都不生产了”。
中国铟矿80%出口日本和韩国，日本对铟的消费量占到全球的70%。在中国企业纷纷上马产量大增之时，日本买家却宣布取消大单定购，不再从中国进口。然而，他们暗中通过散户和小经销商、贸易商压价，各个击破，业内人士说，由于没有统一销售和商会组织，“内耗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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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中央联络委员会委员、中科联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晏双利说，日本是中国铟矿的最大买家，但是，日本从中国进口的铟矿只有一部分用作生产，另外一部分转为日本的储备。实际上，美国、俄罗斯和韩国都有相应的国家储备政策，这些资源主要是从中国进口的。
即使如此，中国也并不具有铟价的主导权。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金属和矿产商品部副主任孙立会说，铟价是由日本、韩国和美国的几大采购商控制的。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国外采购商采取分散和分批采购的方式打压中国稀有金属价格；另一方面，中国的小铟厂不计其数，一家小铟厂在一个地方生产两三个月，它周围的植被都会受到污染、死掉。
晏双利说，南丹最大的四家铟矿企业已经决定不卖铟矿给日本企业了，因为他们出价太低。现在企业没有周转资金，就把铟矿抵押给了银行。
全线告急
在中国，很多稀有金属以占世界20%的储量供应着全球80%的消耗。照此速度，20年之后，一些具有战略意义和关系到国防安全的稀有金属将在中国消失。
据海关统计，2005年我国稀有金属及制品出口100多种，累计出口额为40.7亿美元。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的统计显示，包括铟在内，中国稀有金属年出口增速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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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析人士称，照目前的开采速度，再有30年，世界上最大稀土矿的包头白云鄂博矿藏就将消失；再有20年，江西稀土资源矿将消失；再有14年，世界储量最大的中国钨矿资源也将消失。
2006年8月，晏双利向民进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建立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为国家安全奠定物质基础。今年两会期间，民进中央以这份报告为蓝本，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名为专项提案。提案建议，可以动用外汇储备，把部分外汇储备转变为物资储备。
铟、钨、钼、锡、锑、锗和稀土等稀有金属的外流问题，也引起了国务院高层和相关部委的关注。据孙立会介绍，自2006年4月份开始，商务部、发改委、外交部、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和公安部等部委已展开相关调查。如无意外，商务部很快就会出台对三种矿产资源出口实行配额管理的政策。
晏双利认为，中国应控制这些矿产资源的出口，“我们已经不必依靠出口这些资源来赚取利润了。”他说，“钨是制造武器的重要原料，如果中国的钨没了，有些国家要想限制中国的国防事业发展，只要把钨控制住，让你买不到，你就没办法了”。
核磁共振故事
中国大规模出口被看作战略矿产的稀有金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内缺乏相应的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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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稀土储量、产量、出口量和应用量都是世界第一，但出口仍以每年5%的速度递增，出口地也从最早的日本和美国激增到73个国家和地区。但是，与1990年相比，中国稀土出口量翻了九倍，价格却下降了一半以上。
中国稀土学会副秘书长张安文说，在稀土技术的前三个环节，选矿冶炼、分离和稀土材料上，中国的技术都不落后，甚至有些技术是国际领先的，但是在最后一个环节材料延伸上，中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进口一台核磁共振设备需要几百万元人民币。核磁共振最关键最核心的材料就是稀土，一台设备要用一吨稀土。但是，中国稀土出口最多一吨十几万元，因为提纯技术不一样，日本就能卖到七八十万元，“一进一出，大钱都是人家赚了”。张安文说。
内蒙古包头市世界最大的稀土产区。包头稀土开发区的一位官员说，除了能够生产稀土原料和部分低端产品外，号称“拥有科研开发机构上百个，集中了全国1/3稀土科研人员”的包头，在高精尖稀土的具体应用上乏善可陈。稀土电池的开发，几年来一直在实验室和生产线之间徘徊不前。
他说：“如果把稀土的利用看作是10个环节的话，那么包头能够完成的，不到3个环节，包钢的确垄断了稀土资源，但是连初加工的环节也不能垄断”。
包头市一度试图通过建设稀土高新区，吸引外资换取技术，然而事与愿违。在包头稀土高新区注册的45家稀土核心企业中，合资公司超过10家，其中包括日本昭和、三德和美国OEC等世界稀土加工业的巨头。但这些合资企业在包头往往只做整个稀土流程的前段，深加工是将半成品出口到国外的母工厂完成的，再次返回来的已经是价格奇高的制成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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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企业还好一点，他们会给你一点初级技术；而日本的企业，根本就不会放一点技术给我们”，上述包头稀土开发区官员说。
当务之急
广西堂汉锌铟公司部门经理成小柯希望国家出面收购铟矿。“哪怕是价格低些，我们也宁愿把铟矿卖给国家”。他说，我们希望国家重视铟产业，毕竟储量越来越少，以后挖完了恐怕还要买别人的。
孙立会所在的五矿商会已经把生产铟的大企业联合了起来，准备成立铟行业协调小组，但是他说：“我们已经开过两次会了，但小企业根本不在乎，它们没有到工商部门注册，也不用交税，更没有环保措施，到现在我们都搞不清楚，中国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小企业。”
在向全国政协提交的专项提案中，民进中央建议，对重要的战略物资矿产资源，应实行中央统一管理、委托开发，产品集中收购、统一销售，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控制出口，合理利用，并对铟、钨、锗、钕、镨、铕等特殊品种实行国家专卖制度。
实际上，2006年，铟的出口已被纳入出口配额管理。不过到目前为止，是否对铟矿实行国家储备还在讨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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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双利说，如果国家重视起来，这件事情很容易做。因为铟集中在南丹，龙头企业只有四家，国家可以完全控制住。
目前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已经建立起战略资源储备制度。日本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制定了储备稀有金属的相关法律，规定国家和部分企业必须储备一定数量的钒、锰、钴、镍、钼、钨、铬等稀有金属，并要求储备足够3个月到半年左右的消耗量。
前些年，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大量进口中国稀土矿加以囤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部分拥有稀土矿的国家限制或停止开发本国的稀土矿，转而从中国进口进行战略储备，日本也宣布将铟、铂及稀土三种资源列入储备对象，扩大了稀有金属品种的储备范围。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傅英说，这些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他说：“对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进行管理、宏观调控和战略储备，应当顺应依靠市场机制合理配置矿产资源的总方向，而不是逆向而行。”
“现在控制一点都不晚，让我们可惜的就是钨大量流失，很多国家从中国进口钨，作为战略储备储存了起来。其余的稀有金属资源，还是来得及的”，晏双利说。来源：经济观察报
铟被广泛应用于液晶电视、计算机和手机显示器。中国铟储量约占世界2/3。在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铟供应商同时，中国正在丧失对这种新型战略矿产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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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故事也正在稀土、钨、钼、锡等战略性矿产身上重演。
本报获悉，三种矿产资源的出口将在近期被商务部纳入配额管理，而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民进中央也提交提案，建议国家应尽快建立战略矿产资源储备。
保卫铟矿
全球铟矿的需求量每年增长30%，是世界各国激烈争夺的新型战略资源。广西南丹矿难之后，南丹矿山被封，中国最大的铟矿资源才得以保留。
中国2/3的铟矿资源集中于广西。铟矿价格最高每吨超过1000万元。这使得众多小炼厂蜂拥而上，铟矿开采量直线上升，价格却直线下降，目前每吨价格不过380万元。广西南丹吉朗铟业公司总经理谭永仁说：“这个价格已经接近成本，很多铟厂都不生产了”。
中国铟矿80%出口日本和韩国，日本对铟的消费量占到全球的70%。在中国企业纷纷上马产量大增之时，日本买家却宣布取消大单定购，不再从中国进口。然而，他们暗中通过散户和小经销商、贸易商压价，各个击破，业内人士说，由于没有统一销售和商会组织，“内耗很厉害”。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民进中央联络委员会委员、中科联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晏双利说，日本是中国铟矿的最大买家，但是，日本从中国进口的铟矿只有一部分用作生产，另外一部分转为日本的储备。实际上，美国、俄罗斯和韩国都有相应的国家储备政策，这些资源主要是从中国进口的。
即使如此，中国也并不具有铟价的主导权。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金属和矿产商品部副主任孙立会说，铟价是由日本、韩国和美国的几大采购商控制的。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国外采购商采取分散和分批采购的方式打压中国稀有金属价格；另一方面，中国的小铟厂不计其数，一家小铟厂在一个地方生产两三个月，它周围的植被都会受到污染、死掉。
晏双利说，南丹最大的四家铟矿企业已经决定不卖铟矿给日本企业了，因为他们出价太低。现在企业没有周转资金，就把铟矿抵押给了银行。
全线告急
在中国，很多稀有金属以占世界20%的储量供应着全球80%的消耗。照此速度，20年之后，一些具有战略意义和关系到国防安全的稀有金属将在中国消失。
据海关统计，2005年我国稀有金属及制品出口100多种，累计出口额为40.7亿美元。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的统计显示，包括铟在内，中国稀有金属年出口增速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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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析人士称，照目前的开采速度，再有30年，世界上最大稀土矿的包头白云鄂博矿藏就将消失；再有20年，江西稀土资源矿将消失；再有14年，世界储量最大的中国钨矿资源也将消失。
2006年8月，晏双利向民进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建立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为国家安全奠定物质基础。今年两会期间，民进中央以这份报告为蓝本，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名为专项提案。提案建议，可以动用外汇储备，把部分外汇储备转变为物资储备。
铟、钨、钼、锡、锑、锗和稀土等稀有金属的外流问题，也引起了国务院高层和相关部委的关注。据孙立会介绍，自2006年4月份开始，商务部、发改委、外交部、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和公安部等部委已展开相关调查。如无意外，商务部很快就会出台对三种矿产资源出口实行配额管理的政策。
晏双利认为，中国应控制这些矿产资源的出口，“我们已经不必依靠出口这些资源来赚取利润了。”他说，“钨是制造武器的重要原料，如果中国的钨没了，有些国家要想限制中国的国防事业发展，只要把钨控制住，让你买不到，你就没办法了”。
核磁共振故事
中国大规模出口被看作战略矿产的稀有金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内缺乏相应的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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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稀土储量、产量、出口量和应用量都是世界第一，但出口仍以每年5%的速度递增，出口地也从最早的日本和美国激增到73个国家和地区。但是，与1990年相比，中国稀土出口量翻了九倍，价格却下降了一半以上。
中国稀土学会副秘书长张安文说，在稀土技术的前三个环节，选矿冶炼、分离和稀土材料上，中国的技术都不落后，甚至有些技术是国际领先的，但是在最后一个环节材料延伸上，中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进口一台核磁共振设备需要几百万元人民币。核磁共振最关键最核心的材料就是稀土，一台设备要用一吨稀土。但是，中国稀土出口最多一吨十几万元，因为提纯技术不一样，日本就能卖到七八十万元，“一进一出，大钱都是人家赚了”。张安文说。
内蒙古包头市世界最大的稀土产区。包头稀土开发区的一位官员说，除了能够生产稀土原料和部分低端产品外，号称“拥有科研开发机构上百个，集中了全国1/3稀土科研人员”的包头，在高精尖稀土的具体应用上乏善可陈。稀土电池的开发，几年来一直在实验室和生产线之间徘徊不前。
他说：“如果把稀土的利用看作是10个环节的话，那么包头能够完成的，不到3个环节，包钢的确垄断了稀土资源，但是连初加工的环节也不能垄断”。
包头市一度试图通过建设稀土高新区，吸引外资换取技术，然而事与愿违。在包头稀土高新区注册的45家稀土核心企业中，合资公司超过10家，其中包括日本昭和、三德和美国OEC等世界稀土加工业的巨头。但这些合资企业在包头往往只做整个稀土流程的前段，深加工是将半成品出口到国外的母工厂完成的，再次返回来的已经是价格奇高的制成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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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企业还好一点，他们会给你一点初级技术；而日本的企业，根本就不会放一点技术给我们”，上述包头稀土开发区官员说。
当务之急
广西堂汉锌铟公司部门经理成小柯希望国家出面收购铟矿。“哪怕是价格低些，我们也宁愿把铟矿卖给国家”。他说，我们希望国家重视铟产业，毕竟储量越来越少，以后挖完了恐怕还要买别人的。
孙立会所在的五矿商会已经把生产铟的大企业联合了起来，准备成立铟行业协调小组，但是他说：“我们已经开过两次会了，但小企业根本不在乎，它们没有到工商部门注册，也不用交税，更没有环保措施，到现在我们都搞不清楚，中国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小企业。”
在向全国政协提交的专项提案中，民进中央建议，对重要的战略物资矿产资源，应实行中央统一管理、委托开发，产品集中收购、统一销售，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控制出口，合理利用，并对铟、钨、锗、钕、镨、铕等特殊品种实行国家专卖制度。
实际上，2006年，铟的出口已被纳入出口配额管理。不过到目前为止，是否对铟矿实行国家储备还在讨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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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双利说，如果国家重视起来，这件事情很容易做。因为铟集中在南丹，龙头企业只有四家，国家可以完全控制住。
目前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已经建立起战略资源储备制度。日本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制定了储备稀有金属的相关法律，规定国家和部分企业必须储备一定数量的钒、锰、钴、镍、钼、钨、铬等稀有金属，并要求储备足够3个月到半年左右的消耗量。
前些年，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大量进口中国稀土矿加以囤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部分拥有稀土矿的国家限制或停止开发本国的稀土矿，转而从中国进口进行战略储备，日本也宣布将铟、铂及稀土三种资源列入储备对象，扩大了稀有金属品种的储备范围。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傅英说，这些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他说：“对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进行管理、宏观调控和战略储备，应当顺应依靠市场机制合理配置矿产资源的总方向，而不是逆向而行。”
“现在控制一点都不晚，让我们可惜的就是钨大量流失，很多国家从中国进口钨，作为战略储备储存了起来。其余的稀有金属资源，还是来得及的”，晏双利说。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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