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牟宜之的儿子，原国家环保部某司司长牟广丰发的。

周有光看病记
周有光是我囯少有的长寿老人，号称活了112岁。实际上是刚过完111岁生日，次日凌晨就驾鹤西去。
长寿并不等于不得病。在他106岁时，得了一场重感冒，高烧不退，不得不去医院救治。中国的医疗体系等级森严。周老1955年进京，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即现在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委）。当时文改会可能是个副部级单位，其党组书记叶籁士享受副部级待遇。后来的语委并入教育部，也就成了一个司局级单位了。北京的司局长多如牛毛，虽然有个小蓝本，但并不能保障得了病随去医院就有床位。周老就遇到这种情况，需要住院治疗，但没床位。只得在急诊过道租了一个铁床打吊瓶。急诊室人满为患，过道候诊的、化验的、交费的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根本就得不到休息。这对一般的病人都是一种考验，更何况对一个106岁的老人了。
我们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曾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李锐老，李老十分担心。李比周小11岁，那年也有95岁了。每年体检或看病，他看到不少对共和国创建无尺寸之功的年轻人，只要混上个副部级，手持卫生部保健局发的小红本，就能进住宽大的高干病房。根据周有光的资历，他上世纪三十年代就从事金融和经济工作，四十年代就是大学教授，五十年代搞语言工作，对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更何况他是106岁的老者。一个50岁的“三门（家门、学校门、机关门）”干部住高干病房，一个106岁的、经历了五个朝代（清末、北洋、民国、日伪、共和国）且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老人却躺在拥挤不堪的过道！成何体统？李老奋笔疾书，当即写信给中组部长反映这一情况，要求医院病房收治周老。中组部将李老的信批转给教育部，但教育部没有批准高干待遇的决定权。在中国官场，待遇规定得非常细致，也非常严格：有政治待遇（阅读什么秘级的文件、聆听什么级别的讲话报告，参加什么级别的会议），工作待遇（配不配秘书、警卫、公务员，配多大面积的办公室、带不带卫生间和卧室，乘什么排量的车、配不配专职司机），住房待遇（什么小区、多少平米）和医疗待遇（什么医院、什么病房、蓝本或红本）等等。就连单项的医疗待遇，也得经中组部批准。所以球又回到了中组部，恰巧当时中组部老干部局局长是我大学同学，学中文出身的都知道周老的地位和作用。当部领导要老干局对此事提出意见时，他们就出具了同意周老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的意见。部里很快就发了文件，主送卫生部，抄送教育部。这样周老就告别了拥挤、零乱、嘈杂的急诊过道。                                          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一个等级一重天”。周老搬进高干病房，环境变了、待遇变了，人们的态度也变了。住过道时，单位基本上应付一下，一住进高干病房，教育部老干局领导就立刻带着花篮、果篮到医院探望，对前一段关心不够做了检讨，请周老海涵。周老说谢谢领导关心，老干局领导说我不是领导，我是给领导打前站的。果不其然，没过几天，教育部副部长就来到医院探望周老，周老又感谢了领导，没想到对方说他也是给领导打前站的。没过几天，一把手部长亲自来了，嘘寒问暖，说有什么困难什么要求尽管提，周老忙说，没困难，很感谢领导了，百忙之中来探望；没想到的是这位部长大人居然说自己不是领导，也是给领导打前站的。周老有点纳闷了，到底谁是领导呢？又过了几天，分管教育工作的国务委员亲自驾临周老病房，一脸的谦恭和慈详。周老十分感谢，说你们时间宝贵，日理万机就别来了。令他万万没想到到的是，这位国务委员也说她是给领导打前站的。周老彻底懵了，连副国级的领导都是打前站的，难道正国级大领导还要来不成？真叫周老猜着了。很明显，种种迹象表明，大领导真的要来了。从楼道到病房，从天花板吊灯到窗户地板，从橱柜桌椅到床铺，整个来了个大扫除，该擦的擦，该换的换，窗明几净、一尘不染。那天下午，共和国总理出现在周老病房。但这一次他没再说自己是打前站的了。
从急诊过道到高干病房，从简单应付到惊天动地，从小花束到大花篮，从糕点水果到蜂胶虫草，这说明了什么？尽在不言中.....
牟广丰2021.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