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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文革开始之后，
在赵伯伯家听唱片。。。
他那从未有的犹疑
每念必刺痛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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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桐斌是两弹元勋，英国伯明翰大学冶金博士，毕业后又到德国工作，“背景复杂”，父亲是做粮食生意的，按共产党的阶级划分至少是民族资产阶级。他受进步思想影响，1956年去瑞士的中国大使馆就加入了共产党，也没人考验他。可惜姚桐斌在文革棍棒中死于非命。
我感觉他的不幸对赵伯伯很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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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这些问题很反感，在美国FBI也是用怀疑的态度问他们类似的问题，回到祖国还要再来一遍，真是里外不是人。每个人还要写一份“自传”，用共产党的语言就是“交代材料”。老知识分子不会撒谎，又信任共产党，以后吸取了教训。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的曹德谦后来说，“反右以后我就想各种办法欺骗共产党，再也不跟共产党说真心话，变成一个说谎话的人，这是我人格的堕落，也是自我保护”。连钱学森也学会了自我保护，大跃进时谎称“保证合理光照可亩产40万斤粮食”。他后来解释说，是不小心写错了。搞导弹的怎么可以不小心写错？
宾夕法尼亚大学冶金博士叶渚沛对钱学森的这种谎言大为反感，在一次民主讨论会上说，“这几年有一股‘大气压力’，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充满着误会、猜忌、不信任的气氛。这种压力使得许多人学会了说谎和言不由衷。要科学家说谎，等于是毁掉了他们。”
除了进行思想改造外，刚回国的留学生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把自己所了解的海外留学生情况报告给政府。老海龟们纷纷拿起笔，在“自传”里把曾在一起读书、工作的同学朋友的人名、专业、通信地址和思想动态，以及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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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大冤案：北京和平解放的功臣傅作义当上了水利部长，弟弟傅作恭当时留学美国，获水利工程博士学位，已获绿卡定居。傅作义多次写信要弟弟“报效祖国”，傅作恭响应哥哥的号召于1952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生活条件”回到北京，并再次听从哥哥的劝导到贫困的甘肃工作。反右运动中提了一点意见就被“引出洞”，打成右派，在劳改农场俄得什么都吃，写信给哥哥求救，傅作义竟不相信。傅作恭百受虐待，最后被折磨致死。
甘肃大饥荒惊动了中央，决定派调查组了解实情，傅作义要求参加，顺便看看弟弟。没想到弟弟已走了半年多，劳改农场领导称不知傅作恭埋葬在哪儿。傅作义拍案大骂，“连国民党的监狱都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发完火，他心中很不平静，手足亲情，后悔不已，老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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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百废待兴，大学开始招生，科大研究生院也招收了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全校的英语教学由李佩（两弹元勋郭永怀的夫人，1956年回国）主持。她决意聘请最好的英语人员，想到了人大的许孟雄教授。许孟雄40年代就在重庆为党翻译各种文件，并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是第一个将毛泽东著作译成英文的翻译家。可惜50年代被打成右派，从此离开人大讲台，失去人身自由，度过艰难漫长的30年。80年代获得平反以前，只能在海淀一个英语业余补习班讲讲课。李佩三顾茅庐，恨不得答应每天车接车送，才把许孟雄请到了研究生院。第天上课，许孟雄站在教室门口，指着墙上的领袖像说，“他在里面我就不进去。”全班同学都傻眼了，班长是班里唯一的党员，站起来，欲劝说老教授，老教授只把脸一转，摇着头说“No”。
班长急忙搬来一把椅子请老教授在门外坐下，就跑到教务主任吴唐的办公室求救。吴唐是老革命，见过敌人的枪弹，可没见过一位老知识分子翘着二郎腿如此横眉冷对，赶来也是白搭，只好叫班长去找李佩。李佩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看着班长十分不明白地说，“把主席像拿下来，下课以后再挂回去，不是很简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