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流离、同甘共苦的大迁徙（下）

对怀谷而言，初到台北的日子却和另一个困扰紧紧相联。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怀谷开始患足疾，即俗称的 “ 香港脚 ” 。及到台北时，怀谷的双脚严重发炎，奇痒奇痛，基本上只有脚跟还能落地行走，痛苦极了。同学中略有医药常识的都试着帮他治，可是治来治去总是好不了。有一天在校外活动时，有高人指着学校附近的空军总部医院对怀谷说：干吗不去军医院治呢，他们肯定有办法，肯定会帮你一个穷学生的。怀谷这才恍然大悟。果然，医院立即就接受了他。不出两三周，怀谷的双脚都治好了，又能行走如常了。怀谷对空军总院和里面的医生充满了油然而生的敬意和感激。

怀谷和遗族学校的同学们在国民小学闲散的那几个月，也是台湾社会最紧张的几个月。当时，也即 1949 年 8 月，美国发表《白皮书》，对国民党不谅解，大有抛弃国民党政府、不愿卷入台湾防务的势头。这一下，台湾岛上人心惶惶，惟恐海峡对面的解放军会很快大举登陆、进攻台湾。人们不知何去何从，哪里还有人有多少心思管理怀谷他们这群孩子？不过，随着 50 年 2 月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美国开始担心共产主义在远东的扩张。因此，从世界反共战略出发，美国开始调整对台政策：开始支持蒋介石先生防守台湾的政策并开始允许卖军事装备给台湾。这样一来，台湾再次有了 “ 靠山 ” 。及至 50 年 6 月韩战爆发后，美国更是完全彻底地支持国民党政府了。不管美国这个 “ 主子 ” 用心如何，但台湾岛上的人开始感觉 “ 安全 ” 一些了。

遗族学校在国民小学闲散了好几个月后终于接到通知，搬到台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恢复教学生活。台北师院的附中，可以说是当时台北最好的学校，师资和设备都是一流的，所以很多人称之为台北的 “ 贵族学校 ” 。只是一个中学突然要接受这么多额外的学生，校舍自然不够。遗族学校的学生遂住进体育馆里的篮球场，好在经过长途跋涉的学生们早以习惯了这种通铺生涯，立即进入上课状态。

在台北师院附中恢复上课后不久，也即 1949 年的秋天，蒋夫人宋美龄从美国回到了台湾。她回台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到遗族学校所在地看望她久别的学生们。为了迎接蒋夫人的到来，学校放假一日，这样，除了住篮球场的原遗族学校的寄宿学生外，其他学生都回了家。遗族学校的学生们听到 “ 蒋妈妈 ” 要来的消息，兴奋不已，立刻动作起来，写了条巨幅横幅 “ 欢迎妈妈回国 ” 挂在礼堂门口。这样的喧哗，把许多本来就对学校平白无故放假一天的其他学生也吸引回校了。因此，及至 “ 蒋妈妈 ” 来到学校讲演时，礼堂里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得水泄不通。师院附中的许多人第一次意识到遗族学校原来有着这么不平凡的背景，从此不再敢忽略小瞧那些睡篮球场的学生了。对于遗族学校的学生来说， “ 妈妈 ” 回来了，意味着又有人疼爱、照顾自己了。事实也的确如此。蒋夫人演讲完后，亲自到学生的住地和餐厅仔细检查并加以询问。在篮球场学生们的暂住地查看时，蒋夫人揭开一床有异味的被子，问道： “ 为什么不拿去洗洗干净？ ” 被子的小主人不小心尿了床、又没有人帮忙洗，只好将就着脏被睡觉。这时候 “ 蒋妈妈 ” 问起来，小家伙只有挠着头皮从实招来： “ 没有人洗，自己也不会弄。 ” 蒋夫人立刻命人在学校附近包了一间洗衣房给学生们洗衣。后来蒋夫人到餐厅巡视时问学生： “ 吃饭可好？ ” 有的学生面露难色，说没有汤，饭很难下咽。从此以后，学校又恢复了四菜一汤的规矩了。

蒋夫人返台后，遗族学校的学生们终于从迁徙中稳定下来，心里也踏实了。大家不仅开始正常有序的学习生活，也开始有一些课外的娱乐生活，比如看电影、踢球之类青少年热爱的活动。

一起同甘共苦经历了战乱迁徙之后的同学们，不仅分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也分外地珍惜同学们之间的友谊。关于这个特殊团体的 “ 抱团 ” ，有一件事情至今在怀谷的记忆中清晰如初：那是一个周末的夜晚，怀谷和一群同学去附近一个体育馆给颇具实力和名气的本校篮球队 “ 幼虎队 ” 助威加油。看完球赛出来后，公车十分拥挤，处于亢奋状态的同学们有点不管不顾地一窝蜂地挤上去了。和他们同乘一趟公车的一家兵工厂的工人们不干了，开始破口大骂起来，同学们听了不服气，开始回应，车里乱作一团、骂声不绝。后来公车终于开动、载着一群年轻气盛的对立者好不容易到达学校门口的站牌时，同学们又甩开胳膊往下挤，挤下车的同学还不忘往车上胡乱大吼：有种的就下来！兵工厂的青工自然也是血气方刚不信邪，下来就下来。怀谷是同学里面最后一个下车的，见此情形，知道今晚同学们情绪高昂、动起粗来一定会忘乎所以，便好心劝青工们不要下车，否则要吃大亏。被激怒了的工人们哪里听得进去，正瞅抓不着学生代表呢，如今知道怀谷也是学生一伙的，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将怀谷用脚踢下车去。怀谷还没会过神来，已被车上冲下来的一个校官护住了自己的头，校官自己身上顿时挨了好几拳。这时，车上车下乱成一片，学生和工人们都乱打成一片，被同学们以为打成重伤的怀谷其实在校官的护卫下安然无恙。不知人群中谁冲校内大喊一声： “ 陈西明（怀谷当时用名）挨打啦！ ” 顷刻间，校园里出来一大群学生，拿棍子的、拿球拍的，找不到 “ 武器 “ 的甚至举着木屐也跑出来了，不由分说地冲工人们打去。这场群架的结果竟是伤了好几个工人。而实际 “ 挨打 ” 的怀谷却在大家的护卫下并没有受多重的伤。但是，对同学们来说， “ 我们 ” 是一个息息相关的团体，谁也别想欺负 “ 我们 ” 中的任何一个！后来，兵工厂的工人们到学校告状、还惊动了警察局。可是，警察局也只是让两方和解而已。因为学校和兵工厂是近邻，大家最后还真是握手言欢了。不过，遗族学校学生的抱团也更由此出名了。据说，当时台北有三种人没人欺负没人敢惹：一类是所谓的 “ 太保 ” ，就是那些有钱的主儿；第二类是不怕死的大陆流亡学生，一穷二白嘛，自然是无所畏惧；第三群人就是遗族学校的学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