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与身体中的多个自己对话 ·汤养宗· 诗歌在许多时候一直存在于我们灵魂的不同侧面，对于我们是为难的，难以概括的以及许多时候都是不能信任的。在许多时候，身体中总有另一个“我”正在与自己唱反调，争夺诗歌行进的方向，有时甚至是许多个。它们有来自精神的，也有来自技术的，还有是来历不清的。我们是它们的斡旋者，我们掉落在这种旋涡中，面对着种种考验，诗歌与内在秩序的关系，在这里有了此消彼长的对立。 那么多“人”或前或后，或左或右的站在我们身体里，每一个都显得强词夺理，并成为自己生存的相对可靠的某种背景。但我们又知道，它们是自己长期与诗歌的推让中保留下来的，叫走它们已经来不及，更显得相当没有道理。这些诗歌的叠影，因了我们对诗歌的认识，各自默守着一份合理的理由，当它们形成合力来反对及计较我们的写作时，便立即变得那样杂乱无章，产生了更大的不确立性。要把它们的“多数”变成我们诗歌中的“单数”，这正是我们在写作中所必需的一种劝导，象西美尔所说的，就需要“在彼此尖锐对立、遥远陌生的事物找到了它们的共同之处，并相互接触”，写作也因此有了要与黑暗中的好几个“自己”商讨的隐密性，有了对谁邀请与让步的关系。因此，我们从来不是只有一个“人”在写作。 身体中如果一个“自己”当然好，它醒目，自在，目的性明确，可爱，但就是显得很不可靠。当这一个“我”在诗歌走过一段路后，就会很快发现，还有很多个“我”并没有跟过来；诗歌留下相当惊人的空缺。我们在这时发现，所谓的诗歌并没有被我们搬动过，在真实与虚无之间，我们的诗歌显得那样不结实可靠，类似于在诗歌真实与技术含量面前欺诈了什么。这种漏过造成了诗歌内在元素的严重流失，也在本质上推翻了一个诗人的天职与工作态度。真实是先天的却也是后天的，而作为一个诗歌文本，更依靠于后天的趋近性和演示性，因为诗歌的方法论保证了它的成型。真实在许多时候是依靠技术显现出来的，所以技术也相当于一种思想，在技术应用的方法论上，对技术的选择与推崇也就成了一种精神态度；因为在那当中技术承担了人文关怀的实质问题。这些实质问题是技术在当中承载了它，丰富了它和完成了它，它们是一致的，它们血脉相通。越单纯越好的诗歌不属于大多数诗人，那是个别大师晚年后才能顾及的能力。大师的晚年已经四面皆空，他是透明的，而我们正在路上。 诗歌无疑是笨重的，其次才是它的轻盈；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是因为我们已经对诗歌艺术本体积攒了足够的敬重。我们反对把诗歌有意人为地越搞越复杂，但复杂对于诗歌又是必须的和承担性的。复杂意味着对真实的多重打开，文字的丰富性在于抵达意义的真实性。我们又通过这种途径，把诗歌从繁复中抽离出了单一的文本样式；它剥离了别人，归属了诗人特定的指向，在新的确立中定型自己，即所谓的“这一个”与“那一个”的关系。诗人们都乐此不疲地参与到这当中的“分配”，辨别并判断着自己可能截获的东西，而身体的“问题”，成了这当中主要的障碍。诗人所要做的工作是综合的，而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要认识清楚自己的身体，要看清楚身体中究竟还有多少个“自己”，这些所谓的“人群”在里头有着不同或相似的面容，它们有不同的来历与学识，不同的脾气与魔法，不同的方向与道理，它们对于诗歌的争议经常是众声喧哗的，诗人如何协调它们，归纳它们，并最后完整统一地显现出它们各自的作用力，显示了一个诗人的“平衡术”。他的能力终究还是能与多个“自己”最终达成什么程度的对话能力。 用“我说”包容“它说”，让“本己”超越“异己”，这当中有一个散点互换与深度整合的问题，即在对称中对失控的一切能在整体中多元并存，使诗歌主题在一元展现中得到多维的并合。自然，在这里线性时间是无效的，而逻辑的、环循关系的结构原则则显现了它博大的容载量，它用一种“大无形”包容并区分了充塞在身体里头的许多分裂，使“我的问题”与“众多个我的问题”在多个角度上得到辨别，有了和解与疏通口，让身体中的吵嚷声安静下来，辨别到这一个是谁，那一个又是谁，使许多“它说”归顺于“我说”，让“异己”服从于“本己”，用整体的和谐统一文本的多样性。这里有着一个言说有据的智力空间，在催生自在的事物中同时劝阻了自我分裂的迷失与散乱，应和出事物存在的多维关系和神秘性，持住了多个“自己”聚合成的精神上的本来面目，从而导出了事物的客观性，。 我们在诗歌中所做的这一切，有点庸人自扰甚至自担风险；可是不这样做，谁能说我们写出来的诗歌又是放心的。 2005/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