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银行

土地银行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其操作却是一种古老的投资方式之一。也是众多港台中企业家们淘第一桶金的首选!其中秘诀是什么?再简单不过了-趁市场低迷时大量圈地,造成圈地为王的规模效应后,世界是我们的,也是开发商和我们共同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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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是买不来所有一切更买不来快乐的!

(2007-11-24 21:19:38) 下一个

“如果仅仅用钱能买来所有的一切并使你从中得到快乐,你太幸运了!” “要知道,你给予的越多,拥有的也越多。不要以为有钱人都快乐,其实也许恰恰相反。” 这些话都是我父亲曾经用来教育我的“大道理” ,当时,我不但一点儿也没听进去,反而极为反感。心里想:“我宁可不快乐,也首先要当富人!” 

 

如今父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我最遗憾的是父亲没能看到他当年对我教育起到的巨大影响和给我带来的快乐。然而,我也万万没想到,想起父亲这些话居然是在二十多年以后,是在我美国经历了学海无边及商场沉浮之后体会到的。

 

事实上,钱是不能达到许多我们想达到的目的的。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身边的幸福和快乐,健康与平安都能仅仅用钱买来,我们就太幸运了,我宁可去买。如果子女的教育成果及为人处世都能用钱一锅端的话,早就不会有希尔顿的千金最近郎当入狱的新闻了。如果我能开一家无形资产专卖店,专门出售不同等级的爱情,亲情,友情,不孤独,不自私,健康和快乐甚至出售五星级的幸福,我相信这家店一定会门庭若市。不但能招揽无数有钱人光顾,连没钱人也会借钱购买他们急需的产品。可惜,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拿钱买得到。但是,如果钱能使我们快乐或教育子女,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曾经很早就听过有这么一说:许多中国企业家们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经商很成功也很优秀和精明,可就差那么一点儿爱心或奉献意识。以至于地方有不少人产生“仇富” 心理。这些企业家门宁可每天用吃喝玩乐打发自己的时间与金钱,也决不用自己的钱去帮助任何人。其中一种理论是“今天帮了张三,李四明天又来,王五后天再来,我帮得过来吗?” 另一种理论是“谁知道他们拿了我捐献的钱是不是干正经事?” 更有甚者会反戈一击:“凭什么白白捐钱哪?有毛病!谁都有一双手,穷是没本事造成的。” “如果我捐的钱再被国内的贪污犯给贪污了,我岂不是助长邪恶势力?” 没错!如果没有明确的资金去向,不是按照非盈利机构的严格规定执行捐赠,我也有同样的担心。目前我们刚刚成立的慈善基金会却正在将基金用于老年痴呆症治疗和医学教育上。

 

 

目前摆在我们大多数人面前的是:我们的父母已经或将要步入老年人的队伍,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在每况愈下。而他们精神方面的变化却往往是被忽略了的。许多人认为老年人唠叨忘事甚至耍小孩儿脾气是再正常不过了。当他们情绪反复无常甚至彻夜未眠时,我们经常聊以自慰地说:“我们家老人和某某家的越来越像,也许老人都要经过这一关。” 其实,我们恰恰忽略的是老年性精神疾病的存在与防治。我在国内的一位八十岁姨妈经常闹自杀却被家人和国内多数朋友认为是这个年龄应该得的病。老年人怪癖增多甚至性情变化也被视为理所当然。其实,无论老年抑郁或痴呆症,如果早发现和治疗是可以改善很多的。由于大多数父辈的老年人都非常节约,不舍得花钱进行精神方面的咨询及治疗,所以才导致老年人心理及精神疾病恶化。如果社会上一些人愿意捐一些钱在老年病精神治疗方面,我个人认为是有必要的。我们目前正在找到合适的中国老年病专家们来美国洽谈具体实施细节,在中国开展有关专家治疗。我们的慈善基金会也正在朝这方面运作。希望能尽快造福于我们的父母,而我们自己,也会在将来受益于此。

 

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如果你想给他们无形资产的话,就言传身教地给他们理财和捐献这两个礼物吧。也许等他们长大时,他们会像我感谢我父亲一样感谢你们这些父亲的。一般来说,父亲是一家的“财政部长” 兼“联准会主席” ,父亲的理财和捐赠意识往往会对子女有较深的影响。我们目前正在考虑用一部分基金支持中美流行病学研究。使我们对一些疾病的流行与爆发有足够的预测和防范。或许有一天,你的孩子不但从中学到了这些额外的知识,而且也体会到奉献带给他们的快乐甚至以此作为进入名校的敲门砖之一

 

一件小事使我想起了我在孩子身上的教育。我女儿一个学校曾经鼓励家长捐款赞助教育。一开始女儿回来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妈妈,我们需要多给些钱给学校,学校用这些钱能让我们学得更好,变得更聪明” 。我毫不犹豫地说“你说的很对,妈妈支持你!我们可以等到最后截止前再捐,看谁捐的最多,我们要捐更多。” 我故意这样说的目的绝对不是要显示自己多么有钱或比赛谁钱多,而是要通过这点告诉孩子,除了学习可以拔尖,奉献也要拔尖不落后。后来当女儿知道有一个美国小孩的家长已经捐到九百美元但是超过四分之一的中国小孩中没有一家的中国家长捐钱时,她也曾想到了打“擦边球” 。她满脸困惑地问“妈妈,我们要超过他们需要付一千美元,这太多了。我可不可以算中国小孩?这样,你可以像其他中国人一样不用给钱了。” 我反问女儿:“你不是想帮助学校吗?为什么一看钱多就不做这件事了呢?如果我们给学校多些钱你自己会高兴吗?” 女儿说:“我当然很高兴。可是我怕你花了太多钱你会不高兴。” 当时我心里在想,也许我们过分强调挣钱不易,不能乱花钱却忽略了教育她捐钱与乱花钱的区别。我对女儿说“我们俩都应该高兴给学校钱而不是乱买玩具给你,爸爸和其他人也会高兴。我们能用钱让很多人高兴应该是很幸运的。” 而正当我们在最后五分钟内交了那笔最高的捐款给学校时,使我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几个尚未离开学校的中国小朋友居然前来和我击掌祝贺“YesCongratulationsKathryn’s Mommy!” 我顿时感到的欣慰是,我不仅给女儿争了些面子,而且也给其他中国小朋友们争了一点点儿光。

 

虽然这种非盈利的慈善事业也许在许多人看来与我的盈利生意相比简直是劳命伤财,出力不讨好,但是我已经不可能像陈晓旭那样留下没实现的理想让别人去实现了。一个人对社会的奉献或回馈是不能以“等攒够了再说”作为起点的。更不应该等死了再说。真正的起点就是当我们自己的意识升华到的那一瞬间时,我们再也没有可惜捐出那些钱的感觉了。相反,我们会有一种从给予中得到快乐。我们基金会成立的第一天得到的两笔钱就是从两位自己还尚未买房子的哈佛大学研究员毫不犹豫地无私奉献的。他们的爱心让我联想到最近的两项统计报道:人的贫富与智商无关。而人的爱心也与贫富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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