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发布之后，有批评者将其与清末之立宪运动相提并论，并以此贬低零八宪章的价值，认为它是向"体制内"上书，是"跪着造反"。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将零八宪章与立宪运动联系起来，不是贬低零八宪章，而正是将其放置于中国人百年来艰苦卓绝的宪政道路的大框架下来考量，这不是零八宪章的缺陷，乃是零八宪章的光荣。短期之内，零八宪章的目标难以实现；但长远而论，零八宪章所描绘的蓝图必定会在中国成为现实。当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为了达到此一目标，必有先知式的人物为之付出代价。比如昔日流亡海外十四载的梁启超，比如因反对杀人而被幽禁至死的赵紫阳，比如今日为零八宪章而失去自由的刘晓波，都是此一序列中"被羞辱的先知"式的人物。刘晓波失去自由已经一百天了，这是他再次为中国实现宪政共和而付出的个人代价，任何一个关注中国未来的人士都不应忽视此一代价。中共当局固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动用武力将其拘捕并囚禁在一间仅有数平方米的小屋里，却无法消灭他及其同仁的思想与观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说，如今回转到了中共自己身上。

零八宪章的诞生，是"中国往何处去"的破题之作，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将中国划分为"零八宪章之前的中国"和"零八宪章之后的中国"。对于"零八宪章之前的中国"，零八宪章中有简略而准确的描述，作为一名基督徒，我简而言之，是"缺乏爱与公义的国度"；对于"零八宪章之后的中国"，零八宪章当中更有理智而务实的展望，那就是有"共和"之实的"共和国"。零八宪章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扎根于鲜活的现实，且具有面向未来的前瞻性。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如果以零八宪章为参照物，来反观一百年前晚清之立宪运动，便可对百年来中国人漫漫的民主宪政梦有真切的体认。

晚清之立宪运动，主力是当时的士绅阶层，历史学家张朋园考察了当时国会之预备机构"谘议局"成员的背景之后指出，这些议员大多数为具有传统功名之士绅；若干士绅同时又曾接受过新式教育；大多为有产阶级；高层士绅中多曾在中央或地方担任过官职，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对政府有所认识。这些背景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他们的文化立场和经济地位，以及政治上的实践经验，使得他们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所作之规划理性务实、不急不躁。立宪派不是无原则的妥协派，在经历三次请愿未果之后，他们对满清王朝拖延立宪的做法不乏严厉之批判；同时，立宪派不赞同由下层失意文人、部分新军官兵、秘密会党等构成的"革命党"所持的激进革命之路，他们认为激进革命将破坏传统的社会结构、激发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所以，他们一方面需要面对拒绝变革、拒绝出让特权的朝廷当权派的压力，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以激进路径获得越来越多底层民众支持的革命党的压力。可以说，这是一条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的事业，他们坚持下来乃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晚清之立宪运动未能取得最后的成功，首先是因为满清特权阶层的愚蠢和僵化。当时，《时报》即警告说，当局不要以为拒绝立宪派的请愿活动，仅仅是拒绝数十名代表的意见，而"蔑视代表，直谓蔑视四万万之民"。在第三次请愿的时候，立宪派给摄政王的信中指出："庶政孔多，而财政奇绌，官僚充斥，而责任无人。……以言财政，而财政之紊乱如故；以言教育，而教育之腐败如故；以言警察，而警察之疲玩如故。其他军事、实业，凡关于国家大计者，更无一足餍人心焉。外人观吾国者，以为吾国之政治如灭烛夜行，无一线光明，几不足以与国家之数。"流亡在海外的立宪党人的"宣传部长"梁启超，对国势的看法更为悲观，当时"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今日国命悬于政府，政府惟瞷然不知国家之将濒于亡也，故昏悖日益甚，若恐其亡之不速，而更旦旦伐之。国中仁人君子，历举亡征，大声疾呼，冀政府有所警惕而悔于万一。"此段描述与今日零八宪章中对中国现状的描述非常相似。然而，中共当局对零八宪政的拒绝与满清当局对立宪请愿的拒绝相比，更加粗暴蛮横，它所蔑视的不仅仅是迄今为止的那八千多名签名者，而是站在他们背后的十三亿民众。

在二零零九年三月刚刚结束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宣称，中国绝对不搞西方三权分立、多党轮流执政的"那一套"。这一讲话可以看作是中共当局对零八宪章的一种间接回应。中共高官们连当年满清皇族的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样子都不愿装扮了，赤裸裸地说出永远垄断权力的企图。他们干脆就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来，看老百姓奈何之？零八宪章诸君固然不是革命派，不会采取煽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颠覆政府"，但是"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中共决意自杀，谁都挽救不了。吴邦国的这番言论表明，中共已经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本来，零八宪章堪称一块醒目的路标，好心告知司机前面有万丈深渊，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拐弯的时候了。但是，作为司机的中共偏偏就是不听，反倒快马加鞭猛冲而过，这不是自取灭亡又是什么呢？

其实，吴邦国是胡锦涛的传声筒，吴邦国之口，说的是胡锦涛的心里话；正如人大不过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山寨版的花瓶。胡锦涛不是不想回到毛泽东时代，他在那个时代担任"红色大学"清华大学的政工干部，可谓如鱼得水。但是，胡锦涛本人根本不具有毛扭转乾坤的无上权威，今日之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亦进入了一个极权主义的衰退期，胡只是寡头中最大的那个寡头而已，他对许多事情都无能为力。在即将到来的惊涛骇浪之中，胡锦涛既无法将中国这艘大船掉头回到毛泽东时代，亦不敢乘风破浪融入世界民主化的第三波，唯有如履薄冰地"原地不动"，如李鸿章所说，姑且糊一糊纸房子，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但是，这样"老僧入定"的日子能维持多久呢？是做齐奥赛斯库那样的枪下亡魂，还是做昂纳克那样的阶下囚，胡锦涛的选择已经不多了。

晚清之立宪运动未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其次因为革命思想、激进道路逐渐深入人心。中国儒家传统中即有"汤武革命"的激进思路，近代以来各种西方激进学说更是在中国的大地上肆意跑马，激进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许多本来稳健的士大夫，也血气方刚地走上了激进道路，如晚清之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后来才逐渐稳健下来。张朋园认为："专制政治已被迫稍事收敛，人民的政治意识已渐次开启，深藏内心的不满，终于形于表面而成狂澜。希望大事改革的要求不达，转而寻求对抗，是所不免。"这也正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观点，革命的到来，不是在专制最严厉的时期，而是在专制出现松动和调整的时期。以法国大革命而论，不是发生在独裁最厉害的"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期间，反倒发生在比较仁慈的路易十六统治时期。路易十六即便试图回到路易十四的时代去，他本人亦无此种魄力，法国社会亦非数十年之前之境况；而他希望在行政和经济等方面作一些有限的改革，谁知牵一发而动全身，为财政问题而召开三级会议，三级会议一开，革命的多米诺骨牌便一发而不可收拾。

以今日之中国而论，为何官方天天都在高唱"稳定压倒一切"呢？这恰恰说明"不稳定"是一种难以掩饰和改善的现状，统治者深陷于"稳定焦虑症"之中，大肆扩充军警和文宣机构，甚至在政法委之下设置了一个专门的"稳定办"。如果将托克维尔的观点移用到中国，亦惊人地准确：在统治严密、铁板一块的毛时代，即便出现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出现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如瓮安、如陇南）。并不是说今天的统治者比当年的统治者更加开明和民主、允许"群体性事件"的出现，而是表明今天中共当局的控制力呈直线下降之趋势，中国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和分层化。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今天的中国虽然不是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最邪恶"的时代，但人民压抑已久的怨气越升越高，一旦爆发，其威力将超乎想像，正所谓"痛苦在可以忍受时，不满就会达到顶峰；当不满的情况已经改善了，不满往往造成动乱。"所以，今天中国的激进思潮、暴力气氛，已经到了如火山岩浆般"浓得化不开"的程度。在毛时代，虽然饿死了数千万人，政府之声望仍然得以维持不坠；但如今一个杨佳案、一个"躲猫猫"案，便足以让政府如同过街老鼠般名声扫地。

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零八宪章，未能成为一场与立宪运动类似的"运动"，这与今天中共对社会的控制远比晚清更为严密是分不开的。晚清是两千年皇权专制制度的强弓之末，当时社会的开放性和公共空间之广阔，远非今日所能比拟。以持立宪主张的民间组织而论，上海有以张謇、汤寿潜为首的预备立宪公会，湖北有宪政筹备会，湖南有宪政公会，广东有自治会，以及梁启超在海外发起并扩及国内的政闻社。今天一个并无具体政治诉求的、由几个年轻人组织的"新青年读书会"，都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其多名成员遭致了多年的牢狱之灾，所以更不可能具备出现晚清的此类政治团体的空间。以立宪运动动员群众之广而论，在文化教育和传媒尚不发达的当时，第一次请愿有二十万人之签名，第二次请愿有三十万人之签名。第三次签名人数未有确认，组织者计划发动两千五百万人，这个数字是不太确实的远景，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三次签名的人数在第二次的基础上必然有所增长。而今天零八宪章发布三个多月之后，签名的人数仍未突破一万，这还借助了新兴传媒网络的巨大力量，如果没有网络，可以设想，签名人的数字可能只有如今的一成、两成左右，跟晚清相比就更是九牛一毫了。

就签名者的构成作简单的分析，当年的立宪请愿信获得了诸多体制内在任高官、退休官员以及各界社会名流的支持。首先，在立宪运动成形之前，便有若干高级官吏用传统的方式上书朝廷请求立宪。在上书议请立宪的官员中，手握重权的督抚有两江总督周馥、两湖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人，中枢的部长级高官有学部尚书张百熙、礼部尚书唐景崇等人，以及诸多驻外使节（驻法、驻英、驻美、驻俄）等。我们能够想像今天的地方大员如汪洋、俞正声、薄熙来、胡春华、周强等人，国务院的部长们以及驻外使节们纷纷上书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吗？其次，参与立宪运动的退休官员更是不一而足，他们不仅没有受到朝廷的申斥，反而通过此行动大大提升了自己在地方上的声望和影响力。而在零八宪章中，退休的中共前高官中签名者极少，比较知名的仅有八九之后被整肃的鲍彤、资格更老的原胡耀邦系统的老干部李普等寥寥可数的几人而已。我们能够想像胡启立、田纪云、朱厚泽、阎明复、胡德平、叶选平等人都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吗？第三，立宪运动的中坚人物，是在官方和民间都颇有声誉的张謇、汤化龙、汤寿潜等人，他们或为状元，或为翰林，或在实业界赫赫有名，或者文化教育方面成就斐然。而在零八宪章上，我们既看不到一名大学校长的名字，也看不到一个知名度较高的作家的名字（老诗人流沙河是一个例外，其他无论是老一辈的王蒙、张贤亮，中年一代的铁凝、贾平凹，还是青年一代的郭敬明、蒋方舟，都对零八宪章或闻所未闻，或敬而远之）；我们看不到一个著名民营企业家的名字（如王石、张朝阳、马云等），也看不到任何一个演艺和体育界明星的名字（而在西方国家，演艺和体育明星许多都积极参与政治和人权活动）。这固然是因为中共的统治比满清的统治"有效"，亦说明今天的中国人比那个时代"更加聪明"了。

虽然立宪运动未能在政治的层面上取得成功，他们未能避免暴力革命的发生，未能将中国带上一条英国"光荣革命"式的、君主立宪之路。但是，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他们所开启的宪政之路，直到今天仍然有若干后人追随，零八宪章的许多签署者便是如此。当年张謇没有因为组织立宪请愿活动而被满清当局下狱；今日刘晓波却因为参与起草和组织零八宪章而失去自由已经整整一百天了。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今天中国社会的言论自由程度比晚清大大地收缩了，我们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远比晚清时的中国人少。但这种令人沮丧的现状，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便放弃努力，相反，我们更要奋勇前行，正如张朋园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一书中所论，虽然中国民主的困境，今天并未完全消除，但"只要民主的火苗不灭，中国的全民政治仍有厚望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