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方宣传和许多学者的文章里，人们常常用“华夏”来代表中国，用“华夏儿女”来代表中国人。

华夏族名称的产生是由于夏朝的建立，到了汉朝，才有“汉”民族称谓。华夏族只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族称，当然，后来不断有人用它指称汉族。但是，若以“华夏”来称呼中国，用“华夏儿女”来称呼中国人，则甚为不妥。

因为在历史上，“华夏”是与“四夷”对应的。所谓“四夷”即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古人在“华夷”之辨上，是一点也不含糊的，而且对这种区分也是抱着一种自觉的态度。

比如，当年昭君出塞，在汉朝人看来不就是嫁到野蛮的外国去了么？据历史学家翦伯赞说，王昭君死后不久，最大多数的诗人就把昭君出塞当作一个屈辱事件写成了诗歌，西晋诗人石崇《王明君辞》中便有“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这样的诗句。再比如，当匈奴的冒顿在信中对刘邦的老婆高后说谁“愿游中国”这样的话时，自然不会认为到了长安不是出国访问。而当季布对高后说“夷狄如禽兽”时，他难道会认为匈奴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1]当年汉王朝的人谁要是称匈奴人是“华夏儿女”，对内对外都是异端之论。宋濂为朱元璋起草的北伐檄文，就认为蒙古、色目不是华夏族类。

况且，我们不是一向喜欢讲“自古以来”么？那么，自古“华夏”就不是和我们今天的“中国”完全对称，“华夏儿女”也不是今天我们所讲的中国人的对应称呼。以今就古，新问题不想新办法，只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尴尬。传统儒家文化最讲究尊崇列祖列宗，倘若让格萨尔王的子孙、成吉思汗的后代、哈萨克族人……亦称华夏儿女，岂不是忘了祖宗和历史么？更何况我国有些民族，如朝鲜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蒙古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等，甚至在别的国家里是国民的主体部分。只要稍加思考，不就会发现，把他们都笼统地称为“华夏儿女”实际上存在许多不利于人民团结国家统一的东西么？现在散居于伊犁等地的俄罗斯族，是18世纪末20世纪初才从俄国境内陆续迁来的，也还有其他种族的人不断入籍中国，难道可以一概统称“华夏儿女”？在我后面要讲的“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企图以“华夏”或“华夏儿女”作为一面旗帜，来维护祖国的统一、增强民族间的团结和融合，既不明智又很难做到，甚至可能适得其反。除非我们能够抹去少数民族的历史记忆。否则它就可能引起一些时至今日依然民族意识很强的非汉民族的反感和抵制。霸气和弄巧只会加重隔阂和离心情绪。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通过抹煞和伪造历史来自欺欺人。对于民族融合，新时代必须想新办法。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现在，“中华”、“中华儿女”、“中华民族”是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而实际上这些词如果作为官方用语，早已经不合时宜，用的越广危害越大。

比如，不少人在写文章时，都是不自觉地将春节称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

藏族就不过春节，而是过藏历年“洛萨”，这是藏族最隆重、最吉祥的传统节日。毛难族的庙节、苗族的芦笙节、壮族的歌墟节、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是这些民族最盛大的节日。春节并不是所有中国人的节日。再比如，每年4月5日前后的清明节被说成是“海内外华人祭祀祖先、缅怀祖先的共同节日”，这也是一种错误的提法。因为藏族、俄罗斯、哈萨克等民族根本就没有清明节！

我们只要对一些中学生都熟悉的历史稍加回顾，就能将问题弄清楚。

在我们今天的主流观念看来，鲜卑是所谓“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是没有多少人会产生疑问的。但在东晋的傅玄眼里，鲜卑绝对不是中华之一脉。他说：“戎狄畜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当年朱元璋反元时提出的政治口号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很明显，至少这“中华”是没有将“蒙古族”人包括在内的。郑成功在《出师讨满夷自瓜洲至金陵》一诗中，也说“缟素临江誓灭胡”，想必他也不会认为所谓的满夷是“华人”。后来孙中山反清时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奋斗纲领中，也显而易见，这“中华”至少是没有将当时的“满人”包括在内。也就是说孙中山曾一度在“中国”里连满族人的位置都没有留，而满清入关是“灭我中国”。亲手制青天白日旗的陆皓东在《就义供词》中称：“与同乡孙文同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务求惊醒黄魂，光复汉族。…满清以建州贼种，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祖宗…”；被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在《革命军》绪论中说：“…石勒、成吉思汗等类以腥膻游牧之胡儿，亦得乘机窃命，君临我宇域，臣妾我神种”。……我们都说要勿忘历史，当我们面对这段历史的时候，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又会怎么想呢？——在此，有必要顺便指出，“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是含有民族狭隘意识的。——那些说中国从来就没有类似西方那种大规模种族清洗的人，不妨想想“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和“驱逐鞑虏”的口号到底意味着什么！

历史又何必忌讳！不管它可能是多么的不愉快，事实总归是事实。我们没有必要将古和今生拉硬扯到一块，牵强附会。也没有必要制造自古就是一家的大团结假象。

可是偏偏有冬烘先生认为，为了尊重我们国家的民族构成的现实，要有所避讳，否则，会变成挑拨民族关系，使民族之间互相不和睦。其实只有在一言堂之下才会出现这种禁忌。他们忘了怕鬼有鬼的道理。如果是在民主国家，政府是应该回避，到底是应将岳飞视为民族英雄，还是应将金兀术视为民族英雄这样的问题。这是民间话题。何况二十五史也不可能改写或禁毁，白纸黑字又不是翻天印，有什么可怕的！心虚和强梁都不是维持团结和统一的灵丹妙药。历史就是一个过程，实在不必从中演绎出什么神圣和禁忌来。比如，宋太祖、宋太宗立志要“收复”燕云十六州，向辽进攻，这算是为了统一，还是在想搞侵略？宋真宗时，辽直打到宋的澶州，这算是侵略还是在搞统一？倘若我们还要沉迷于人为制造出来的诸如此类的历史黑洞，无异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美国，由于人们有表达思想感情的自由，因此，人们可以自由筹款建立各种关于南北战争的纪念碑和博物馆。在北方，纪念碑上用“国内战争”这样的字眼，而南方的纪念碑则称这场战争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美国并没有因此就出现分裂。这难道就不能我们得到一点启示吗？

为了制假贩假，便不免会不顾历史事实，将女真灭北宋、蒙古灭金和南宋之类的事情，看成是所谓的“兄弟阋墙，家里打架”。这大概只有中国的天才人物才有本事构想得出来。岳飞在“满江红”中吟唱，“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简直是恨不得食肉寝皮，只想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是什么样的家里打架？！如果说岳飞与金军作战是民族内部矛盾的话，今天的南非人同样可以说当年殖民屠杀是内部斗争。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今天所保有的疆域，是历代祖先亦文亦武、用剑也用笔不断开拓出来的，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如果只有仁义和和平，哪会有广袤千里的辽阔国土？

我们只看到了印第安人被白人驱赶和屠杀的罪恶，却没有在回顾历史时，发现我们祖先刀剑底下的血痕和冤魂。在没有民族自决的时代，除了征服之外，还有什么能作为开疆拓土的秘诀？征服的大军很难想象从来都是仁义之师。翻开《资治通鉴》，你会发现，杀几万人就像杀小鸡一样平常。战国时，仅上党一役，秦国“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哪会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周宣王辟地千里，非贪侵也；所以除寇贼而安百姓也。”

今天，我们再到江浙时，已是殖民无痕，哪里还能找到东越、闽越、东瓯这些民族的踪影？我们否定资本主义的殖民史，也无须以为我国民族的融合过程温文尔雅，顶多只有文攻而不会有惨烈的武斗。实际上，有杀戮、有“迁虏”、有“谪戌”、有移民实边、有同化、有吞灭、有屠城……《史记》卷一百二十五就记载有“天子募罪人伐朝鲜”。所谓“五胡乱华”时，汉人冉闵下令，屠戮胡、羯，不论贵贱、男女、老幼都杀。仅仅邺中就死了20多万人。如果只有和平，哪来“战国”？在13世纪初，南宋和北方人口合计达到了1．25亿，但到了元灭宋14年后的1290年，元朝境内的人口只有6000余万了。蒙古军征服的过程就是一部罄竹难书的血泪史，动不动就进行屠城。蒙古军队在灭金时，从1213-1214年，“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邱墟”。比如在攻下保州后，蒙古兵“以杀为嬉”，以致“尸积数十万，磷首于城，殆与城等”。在灭南宋的过程中，1275年伯颜屠常州，只有7人躲过了这场劫难。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屠城江阴，八月二十八日，“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午后，出榜安民，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某某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而扬州屠城就更惨了。顺治二年四月，豫亲王多铎攻下扬州，死者仅仅“查焚尸簿数，共八十余万”，还不算那些落井投河、闭门自缢和被掳的人在内。江西到战争结束，“各县大都不过数十家，或瓦砾空城”。有学者估计，在明末清初的浩劫中，人口耗损7000多万，“从绝对数上来说，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浩劫死人都多”。乾隆的十全武功，其中就有平定准噶尔，当时，“因准部屡叛，穷搜谷壤，把这一种族人全杀光了。往往一部数千百户，以次骈戮，或既降内移，中道袭杀，真是可怜，也足见清人残忍的性格，结果是奄有了西北广大的疆土。”这和当年欧洲人进入美洲又有什么不同呢？当然可以人为地设置禁区，不让讨论这些问题，但问题就会因此而消失吗？！

就近来说，孙中山的“中华观”距今不到一百年，“中华民族”、“中华儿女”还可以说是新名词，一百年的风风雨雨，一百年的西方观念的熏染，都使得这些词应付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挑战时捉襟见肘。一味地靠强力来维系旧的观念已是穷途末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过于强调民族主义，则既会伤人也会自伤。千万不要等到不可收拾时，才想到改弦易辙。我们和我们的未来都需要新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