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我参加高考

公元

中国有个称呼，“老三届”。指的是67、68、69这三年从高中毕业的学生。这些人毕业后恰好碰上“文革”，高考取消。开始几年大学连生都不招，后来改为用“推荐”的方式从“工农兵”中招生。总之这三年毕业的高中生断掉了直接参加高考读大学的路。直到1977年，作为邓小平“拨乱反正”举措之一，高考恢复。然而文革十年，中学根本谈不上教学质量，那一段的高中毕业生在高考中完全不是十年前那一批中学生的对手。所以恢复高考的头几年，“老三届”就成了上线录取考生的主力。

我只读过初中，没资格跻身“老三届”的行列，不过我们这种人也获得一个头衔：小三届。跟老三届一样，也能参加高考。但是第一年对25岁以上考生规定要有“社会实践的突出成果”，我刚好26岁，又想不出有什么“突出成果”，所以压根儿就没动那个念头，自然也没搞什么复习。

77年高考我们公社“挂了直匾”（指没人考上。现在许多学校还忌讳把校牌做成竖式的）。78年高考又要来了，公社从中学校长到党委管教育的书记都担心再挂直匾，大概觉得我这个人好像有点能耐，就极力怂恿我报名试一试。我虽然对那个“有突出成果”心存畏惧，怕没考上有失面子，但说实话，我对自己考分能否上线还是有信心的，所以反过来一想，到时就算没被录取的话，也不至于太丢人吧，于是，在“给我上”的鼓励声中报了名。虽然我们县当时属常德地区，但我连常德师专的志愿都不敢报，因为怕按什么年龄、成果之类的条件比不过别人。我挑了个较偏远的地方——吉首。

复习还是要搞的。我报的是文科，别的科目倒不怎么心虚，就怕数学这一门。我在前面那篇文章《启蒙时代》中提到过这一点，在另一篇文章里又说过我的初中只读了一年半。当民办教师的这些年又基本上只教语文，俗话只说文史不分家，文和理还是隔着山的。我没指望、也没时间没能耐把数学来个系统复习（其实不应该叫“复习”，以前就没学过）。好在我爱人教的是数学，跟我教的是同一个班，我们的住房门正对着教室黑板。于是我就开始听她的课。后来我高考的数学只得了20.5分，不过这20.5分完全是听她那一段数学课的收获。幸亏其他科目还好。

那一年是我家的多事之秋。先是爱人病倒在床达三个月之久，接着又是岳母病了两个月之后去世，再就是母亲摔成了大腿骨折，我弟弟参军离家时母亲还躺在床上不能动弹。那时日子又苦，我一个26岁的男人，体重只有98斤！考试之后就是暑假，全区教师集中到长峪铺办学习班，不知怎么又闹肚子疼，疼得大汗淋漓，在床上打滚，连吃了两天药都不很见效。可就在这当儿广播里来了通知，要到县城去体检。那时候长峪铺到县城虽有公路却没班车，我沿着公路徒步走往县城，走着走着，肚子又疼起来，就坐一会儿，揉一会儿，疼得轻一点儿了再走。五十来里路，我走了一整天。

体检开始半天还顺利，下午眼看快轮到我查内科了，那肚子又疼起来，而且越来越厉害。我想这种状况怎么能经得起查，得请假。于是我跟同伴说：“等会儿叫到我的名字，就说我丢了包找包去了。”说完我就往医院跑。在急诊科把脉，打针，吃药，一天一夜还不见好，体检都快结束了，医生还不让出院，情急之下只好又逃。到了体检处，医生还问：“嗯？包找到没？”他的记性也够参加高考的。

体检完了回到急诊科又住了两天才出院。但人还很虚弱，不敢走路回长峪铺去学习，于是找到一位在县政府当办事员的同学，在他那儿休息。我恍恍惚惚细喘微微地坐在他的躺椅上，仿佛觉得灵魂渐渐地要从自己躯体离开飘走了。我想，我是不是就要这样死在这把椅子上了？又想，不能，我还是去吃点东西。这时才想起来，这四天我除了吃药、喝水，几乎再没吃别的什么了。我轻飘飘地挪到观音桥旁一家叫“野味店”的小餐馆，想找份辣椒，找了半天只发现有一门菜叫“青椒炒肉丝”，一块二。我点了这门菜，买了二两饭，吃完了肉丝中的辣椒，而辣椒中的肉丝却尝都没尝。

1978年10月30日，我到吉首大学报到。

那年，我已经是有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想起毛主席去世时，我跟大家一样真诚地痛哭流涕；邓小平去世时，我没流泪。然而我明白，我更应该感激的是邓小平。

作者 姜公元

博客名 凤凰博客，gongyuan2005，东张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