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母亲说，我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就会唱李谷一的《知音》，音调还把握得挺准。为了开发我那几个音乐细胞，母亲动员父亲，牺牲掉添置其他电器的存款，又借了一笔钱为我买了一架钢琴。

从8岁起，母亲规定我平时放学回家，先做作业，做完作业要练两小时琴。周末要去老师家上课，上完课回家要练5小时；遇到不上课的日子要练6到8小时。10来岁的孩子怎么能坐得住，郁闷急了也逃不出去，坐在琴凳上眼泪劈里啪啦砸在琴键上，然后遭母亲一顿怒骂，有时急了耳光也会抽上来。我记忆中年轻的母亲，总是满脸怒容。

小时候的我恨透了妈妈逼我练琴。

朋友要出去玩，可我得回家练琴。独自走在路上想像着朋友滑旱冰，游泳，打羽毛球，跳皮筋的情景，简直要羡慕的疯掉。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学校组织的运动会，春游什么的集体活动，母亲也不允许参加，说是浪费时间。有一次我豁出去了跟她大吵大闹，她冷静的告诉我说，音乐家都有悲惨的童年。

那一天我决定以后决不要当音乐家。

我12岁那年正值90年代初的出国热，要强的母亲也立志要为孩子们将来出国打一些基础，一个简单的行李箱，孑然一身，自费去了日本留学。父亲送母亲去北京，我跟哥哥也随着去了火车站。在火车要发车的的那一刻，隔着玻璃的母亲哭得象一个正在融化的雪人。我也流泪了，可我很清楚的记得当时心里那种麻木的感觉－我感觉不到自己应该有的悲伤。这种麻木让我恐慌，或者是突如其来的自由，和感觉不到依恋母亲的负罪感让我恐慌。

母亲走后，我再没有去上钢琴课，却还自发地练着琴，弹自己喜欢的曲子，有时还自创小曲自得其乐。

高二那年，清华大学举办全国高中生艺术文化冬令营活动，实际上是为在北京的八所重点大学从全国高中选拔一些有特长的学生作为大学艺术团特别录取的一次激烈比赛。为了开开眼界，我也报名参加。先通过本校层层选拔，接着跟本校优胜者一同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车。

从全国各地赶来的特长生真是人才济济，钢琴专业的人最多，竞争也最激烈。各省钢琴比赛青少年冠军全来了。还有的已经在全国拿了大奖，自己也已经出了专辑的小有名气的小音乐家们也来了。在排练室里看着大家如鱼得水在琴键上滑动的手指，我的水平看来是不必报任何希望了。反正就当来北京清华玩一趟，回去以后准备高考得了。

可能是因为心理状态好，居然通过了初赛复赛，进入最终考核。最终考核的评委几乎都是比较有来头的人物，记得其中一个长得很象猫王的年轻人，已经拿了纽约大学Piano Performance专业的博士学位。

大多数决赛选手弹的是高难度的肖邦的曲子，让我不禁摇头赞叹－他们的手指的速度和力度，音质的干脆和清晰，让我这辈子也望尘莫及。

到我上场的时候，已经是这次比赛的尾声了。评委也明显面有倦容。在刺眼的舞台灯光的照射下，上台，鞠躬，走到琴前，坐下。听着自己的呼吸，看着黑白分明的琴键，头脑却异常冷静。我决心放弃比赛。对，高下已经明显有了结论，所以不必去争了。但曲子是要弹的。既然大家已经连续听了几天的肖邦贝多芬，就让大家换个口味，欣赏一下我的演奏吧。我选了《解放区的天》，只有八级难度。这只曲子以激烈的高音旋律开始，转轻快，转有力的高音和弦，突然转低沉缓慢的抒情，渐弱消失，接着突然照应开始激烈的高音快速，接着高低几个起落，最后以高昂的和弦结束。

我从没喜欢过《解放区的天》，不过当时在舞台上突然觉得这支钢琴曲变得很好听。而且这是我头一次不看乐谱把这支10分钟的曲子不出错音地弹完了。在掌声中，我谢了台，退入幕后，终于如释重负，心情很舒畅。最好水平发挥出来了，所以没有遗憾。

比赛结束了，我站在参赛者当中等待着发表考核结果。长得象猫王的主评委走来，在众目睽睽中握住我的手。我错愕不已，他盯着我的眼睛说，"你的演奏全靠自己发挥，没有按照乐谱标记的强弱和踏板记号规规矩矩的练习。"

我长大嘴巴，这也能辨别出来？
"跟今天来的人相比，你的技巧不能算专业水平。"
我点点头，fair enough。
"但我听他们弹的是钢琴，注重的是完美的技巧，没有对音乐的理解。你弹的是音乐，你在欣赏自己弹的音乐。你对曲子有独到的见解，诠释得算成熟。不论你将来选择做什么，记住，你很有音乐天赋，不要放弃钢琴。"

我瞪视着他转身离去，突然很感激的领悟到什么是艺术。艺术不是什么"特长"，也不是什么奖牌。艺术只是感情的表达方式之一，只要你爱某一种艺术，就不要在乎你做的好不好，而是做得有没有感觉，有感觉了，才会有意思，有意思了，才会更加投入，投入了，才会有热情有灵感，才会有你自己的作品，才会跟他人有这种特殊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