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30日下午，贵阳妇幼保健院门外。一对年轻的夫妇正焦急地等车回家，可是没有一部出租车愿意做他们的生意。百年罕见的大雪已封锁贵阳多日。1月27日，这个城市有140多条公交线路因凝冻严重而停运。寒冷中，这对夫妇已经等待了3个小时。然而丈夫又不愿让妻子和仅出生刚四天的儿子去挤公交，因为他们住在郊区，没有公交可以直达。

一辆挂着绿丝带的“菲亚特”停在了他们面前。“我可以捎你们一程。”司机说。而一头雾水的夫妇俩有些迟疑：“为什么平白无故地帮助我们？”上车后，听说这一家人住在远郊，车主犯了愁：9个月大的儿子还在等着自己接到医院看病，怎么办？

他拨通交通台的热线，留下了自己的提议：由他送到距乘客家一半路程的紫林庵，再请别的“绿丝带”车主接着送往终点。另一位车主很快把电话打进了直播间，表示自己可以来完成这个“接力”。夫妇俩顺利到家了。他们给孩子取名“保民”。几天后，他们才得知了那两位司机的名字：彭霓、安进。



浏阳东乡的宋家乐小朋有在“绿丝带”志愿者的帮助下踏上回家旅程

“这不是我们不支持民间奉献爱心，而是当时广州火车站聚集了那么多人，如果因这些快餐的质量安全，或因为派发这些快餐而引起混乱，要知道十几万人的聚集地，出一点岔子就不是死一两个人的问题！”广州市民政局救灾救济和最低生活保障处处长陈云嫦回忆当时场景，仍忍不住抽泣起来，“我们民政局就算要发什么物资，也不能想什么时候发就什么时候发，这个是有全局调动安排的。”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贺利平认为，一个现代的社会是一个高度自治的社会，社会需要政府，但决不会在一切事情上依赖政府。“传统的应急救助方式，得依靠政府正确的判断和积极应对。政府有可能在判断上是滞后的，如果灾害来临，一切都等政府研究分析完毕，递交报告走完所有的正式程序才启动救灾工作，那么很可能等到政府采取行动时，已有很多人因灾丢掉了性命。”

在西方，一般反应最及时工作最有成效的都不是政府部门，而是各式各样的民间组织。无论是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1999年台湾大地震还是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灾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甚至多年后帮助灾区重建家园的也是民间力量为主。

而这股力量，来自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周晓虹认为，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一部分国民已变得富裕起来了，这部分人是属于介于社会精英与社会下层的中间阶层，在中国，官方话语又称为“中等收入者群体”。“这些人在富起来的同时，一是形成了强烈的公民意识，二是学会了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去参与公共事务，为稳定社会发展贡献自身的力量。”周晓虹说。

而地处贵州省会府的贵阳，之所以能发起“绿丝带”这一中国空前的民间公益活动，在贵州大学管理学院熊竹沅看来，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中国地方的经济发展，历来都是跟地理区位与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两个因素息息相关。“从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由于沿海地区具有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基础等有利因素，中央一向都对这些地区给予政策扶持，并在经济上还给予优厚的资金支持。”熊竹沅说。“而对于一个一不靠海、二不靠江、三不面临边境、四不靠着发达省份的地区，如果你是中央，你会优先照顾谁？”

熊竹沅说，“正因为这样的特殊省情，因此地方政府在公共领域的投入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这种情况也反向培养了贵州人不会过度依赖政府扶助，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社会学上，有一个大城市匿名性理论，是美国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提出的。”南京大学教授朱力解释说，匿名性是指，在大城市一墙之隔却不知姓甚名谁。市民之间空间距离很近，心理距离很远。这往往会导致市民把自己封闭起来，像小农那样“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可是小城市就不一样了，朱力认为，相比北京、上海和广州，贵阳流动人口不多，“越是熟人多的社区，它的民风越淳朴，它的互助性也越强，这在社会学上是做过相关实验来论证的。”熊教授也称，贵阳中心城区到四周郊区的距离，一般不超过20公里，而这20公里却是繁荣与落后、富裕与贫瘠共存的“拉美现象”的中国版。

贵阳的中产阶层只要开车半小时到农村或城乡接合部等地方，就能体会到和他们生活方式天壤之别的贫困状态，也就是说，他们更了解这里真正的社会基础。所以当这些地方的人面临灾难，生活可能困难到什么程度，他们一清二楚，这也更加刺激了他们对低层生活的人的同情心和怜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