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9-16 | 谢国忠:美元弱势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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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进入冲刺阶段。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都已浮出水面，接下来，两个党派将逐鹿白宫。有分析师认为，本次大选是1980年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因为目前美国的外交和经济都面临严峻考验。但是，与1980年相比，现在的情况更严重，反映出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在竞选演讲承诺的政策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都没有触及实质性问题。在一次研讨会上，某美国政客问我，像我这样的外国人认为美国应该怎么做。我说，美国应该少花钱，多生产。这个答案让他很吃惊。因为当时那些政客们正讨论另一个财政刺激计划。当局者迷，这句话一点不假。美国陷入今天的困境，正是因为花了太多的钱，这些钱比他们创造的财富还要多。今天的问题，怎么可能通过花更多的钱来解决呢？
　　不幸的是，两个政党都承诺将在医疗保健、教育、救助抵押贷款违约者和减税上投入更多资金，这与美国应该做的事背道而驰。

谁主白宫？
　　随着经济陷入滞胀，美国将会更加反对全球化。虽然麦凯恩代表的共和党支持贸易自由化，而且选举结果还没出来，但是，国会席位由反对贸易自由化的民主党占多数已是板上钉钉。奥巴马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深受中低收入阶层欢迎，而共和党候选人将继续坚持减税方案，这对富人比较有利。这是两大党派之间传统的分歧。
　　对美国大众而言，奥巴马政府更受欢迎。他们在过去十年里经营惨淡，是全球化中受到损失的一方。资产泡沫推迟了他们苦日子的到来。资产泡沫使他们能因房屋增值向银行借入抵押贷款并增加信用卡债务。当泡沫破灭，苦日子就到了。同时，油价涨了3倍。如果美国大众头脑清醒，他们不会选共和党的候选人当总统。
　　非经济话题在美国政治中有不同寻常的重要地位。许多选民、特别是活跃的选民，以社会价值或者文化理念来判断将选票投给哪一方。堕胎权和枪支所有权是最重要的非经济话题。移民和种族话题在选民中也是很有分歧的。过去20年里，这些“价值观”选民和共和党中减税支持者在一条战线上。虽然“价值观”选民人数不多，却是最有积极性的，因此，共和党候选人必须先通过他们的考验。2000年，与小布什竞争党内候选人时，麦凯恩虽然倾向于减税，但是与“价值观”选民在关键问题上意见不和，以至于竞选失败。这次，麦凯恩改变了立场，以赢得党内“价值观”选民的支持。他选择副手的标准也是出于以上原因。
　　与只依赖“经济牌”相比，“价值观”选民的存在，使共和党赢得大选的几率增大。大多数“价值观”选民并不富有。他们中多数人是白人，住在小城镇，教育程度低，有枪支，并有很多孩子。他们和减税支持者没有太多共同点，后者居住在大城市，拥有自己的企业，同时（或者）拥有很多资产。麦凯恩的副手佩林就是“ 价值观”选民的代表。这个选择是为了将这些选民拉到麦凯恩这边。
　　不过，减税支持者和“价值观”选民的联盟尚不足以让麦凯恩赢得选举。这个联盟占美国人口的比例仍然很小。他们或许可以因为活跃参与而赢得选举。这是因为虽然民主党代表大多数美国人利益，但是，大多数人是被动的。许多人不会注册选举。他们认为，自己的投票不会改变什么。共和党往常就是利用大多数人的被动而赢得选举。但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
　　首先，奥巴马是黑人。这激发了最没有选举热情的黑人选民群体去投票。而且，奥巴马还和通常很少投票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这些年轻人的加入，会让结果变得不同。过去20年里，当选美国总统的候选人总是以微弱优势胜出。参加投票人数增加对民主党是件好事。奥巴马可以做到这点，这对他有很大好处。
　　其次，经济在下滑。一个典型的蓝领工人税后月工资低于2000美元。他过去每月花在汽油上的钱是120美元，现在却要花500美元。他过去每月花 600美元买食物，现在却涨到900美元。另一方面，医疗保险每月是400美元。他的工资却没有涨。即使这个人坚持工作，他维持生活的压力也很大，更不可能养活他的家人。即便许多这样的选民曾更支持希拉里而不是奥巴马，但是，让他们把选票投给支持为富人减税的麦凯恩，还是很难的。
　　今非昔比。共和党让美国陷入很糟糕的境地，无论是在外交政策上，还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如果美国选民还选择共和党，他们理应承受现在的苦日子。
　　虽然共和党屡屡犯错，但民意测验显示，奥巴马和麦凯恩的支持率还是非常接近。奥巴马的种族问题和缺乏经验，经常被对手作为攻击目标。当然，选举的结果还是未知。民主党很可能赢得国会多数席位，这可能会让选民选择共和党入主白宫，以避免权力集中。但是，分权的政府会出现政治上的僵局，对解决问题十分不利。现在的危机需要美国出现团结的政府。我认为，选举的结果不会像民意调查那样接近。
经济难回转
　　不管是谁赢，要让经济回转都极为困难。美国已然居于一个债务泡沫之中。其原因众多，而格林斯潘可能要为此负最大责任。在执掌美联储的18年间，他一直倾向于放松银根，对衍生品未能实施积极有力的监管，对次级债的猛增也手下留情。也许我们可以归咎于贪婪。华尔街设计出颇为复杂的产品，所谓的风险降低只是他们虚构出来的，并不真实。他们把这些产品出售给容易轻信而又同样贪婪的投资者。但是，如果不是美国家庭借贷心切的话，即使处在这样一个能够传导泡沫的环境，泡沫也并不一定会产生。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他们要借这么多钱，然后超出所能地花钱呢？
　　根源在于，许多美国人——很可能是大多数美国人——在面临日益加速的全球化时都想要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平。但事实上，全球化是会相对降低他们的赚钱能力的。根据经济理论，自由贸易对每一个经济体几乎总是有利的。也就是说，自由贸易可以把蛋糕做大，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分到更多。
　　然而，蛋糕如何在一个经济体内分配，是随着贸易的变化而变化的。自由贸易中绝对存在着输家。理论上，在各个经济体之间进行再分配，能够使所有人的境况都有所改善。这也是政治家介入的角度。政治过程能有多成功，取决于蛋糕做大的速度有多快，还取决于这个体系是否灵活、反应是否灵敏。美国的经济增长得不够快，但收入差距拉大速度却很快。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428上升到2005年的0.469——显然，它已经显著上扬。基尼系数的陡增说明了，美国相当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都相对下降了。
　　在加剧不平等问题上，比全球化扮演了更为重要角色的是迅速上涨的医疗费用。美国的医疗费用已经超过了GDP的16％，比起25年前高出1倍。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导致低收入人群比高收入人群承受的负担更为沉重，因为低收入家庭收入中用于支付医疗费的比例更大。这就是美国有15％的人口没有医疗保险的原因，他们支付不起。的确，如果根据医疗费用作出调整，美国中产阶级的平均实际收入，十年来并无长进。
　　受到全球化和医疗费用的阻碍，一般的美国家庭要靠收入增长来提高生活水平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美国人仍然相信生活水平应该永远在提高。房产的价格被高估，没有关系，反正可以借债——正因如此，“人人都过得更好”这样的神话就有了支撑。
　　的确，泡沫的出现加速了经济的增长，并使生活水平提高似乎更为可能。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贸易逆差和不断积累的外债。
　　这时，“金融创新”就出现了。通过多样化和套期保值等手段，“金融创新”使人们低估借债的风险，减少借贷融资需要的权益资本。当然，当危机来临时，所有的事情都扯了进来，多样化在这个时候只是帮了倒忙，而套期保值在你真正需要的时候也不听使唤了。
　　除了金融危机和医疗危机，一场社会保障危机也俨然将至。“婴儿潮”一代正要步入退休年龄。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现收现付型”，也就是说，一个人所做的贡献并没有被储蓄起来，而是花在了别人身上。当劳动力人口比退休人数更多时，这样的体系创造了“盈余”。反之亦然。估计这一体系的短缺在GDP的2倍至 3倍。美国政府可能会陷入技术意义上的破产。下届政府必须为此采取行动。
　　金融危机蔓延、医疗费用直线上升、社会保障体系濒于崩溃……面对这些紧迫、棘手的问题，奥巴马和麦凯恩提出了什么方案？不多也。在他们提出的那一点方案里，问题并没有解决，反而更为复杂。二者都支持救市。布什政府刚刚接管了房地美和房利美，以求稳定抵押贷款市场，这可能会对麦凯恩的竞选有所助益。但政府声称，纳税人不会为此埋单——他们还在等待奇迹出现。许多金融机构现在都命若游丝，靠着美联储在支撑。很有可能，他们会变成像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那样的“僵尸”。
　　比如，在医疗方面，各候选人都试图通过政府支出来拓宽保险的覆盖面，而不是尝试去降低费用。虽然拓宽保险覆盖面能够促进社会的公正性，这将使医疗危机在未来几年内更加复杂化。美国的医疗成本在GDP中的占比每年以0.25％的幅度上升。两位候选人提出的计划将会加快这一趋势。如果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仍然这么快，美国经济是不可能重新恢复活力的。
　　在社会保障方面，共和党人主张私有化——他们想说服退休人士在股市中赌一把，来弥补目前的短缺。民主党人则欲对高收入人群征税，让他们为社会保障贡献更多。然而，二者都没有提及缩小受益面——而这才是惟一的出路。比如说，符合受益条件的年龄标准，必须从现在的63岁上提。否则，政府会撑不住的。
　　美国经济正面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要解决这一危机，需要做出非常大的牺牲。但是政客们却没有说到点子上，还在许诺更多的甜头。他们要给什么呢？美元。多印钞票的结果是，痛楚在所有持有美元的人中传播，其中许多是外国人。这是美国最后一个还未付出全部代价的工具。
　　总有一天，外国投资者会意识到这点，然后抛售美元。到了美元做自由落体的时候，这种游戏就玩不转了。■
　　
作者为《财经》杂志特约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