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接到姐姐从中国打来的电话，说岳强就要去英国读博士了，我非常高兴。

　　因有同事马上要回国，忙不迭地买了些礼物，又到银行兑了一张二千美元的Ｍｏｎｅｙ　Ｏｒｄｅｒ。在简短的附言中我写道：“这笔钱是你爸爸妈妈十多年前寄放在我这里的。现在你长大了，转交与你，或许可备不时之需。”

　　东西托同事带走了，我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

　　岳强的父母是我刻骨铭心的挚友。本来，生活在农村的他们与我毫无关联，只是由于近三十年前的一个偶然机会，我们相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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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６年，我在北京市朝阳区工业局工作。这年六月市里责令各区局组建“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到北京郊区农村掀起学大寨运动的新高潮。工业局的工作队很快组成，队长是副局长之一的老张。队员两名，一名是女性副科长大郭，另一名就是我——小陈。

　　局里派车将我们和行李送到了要工作的大队。很幸运，这个大队就在公社旁边，距城里不过十余里，条件比远郊的穷乡僻壤强多了。

　　大队的赵书记接待了我们，对我们提出的“同吃，同住，同劳动”要求做了安排。赵书记当过兵，身材结实，看上去还算好客。只是他的口头语“娘个腿”使我们的女科长感到不悦。

　　“同吃”好办。赵书记开出一列贫下中农名单，我们轮流派饭，每顿交半斤粮票，一角五分钱。

　　“同住”，根据赵书记的建议，将村东目前无人居住的房子整理一下，我和老张住一间，大郭住另一间。

　　“同劳动”赵书记有些不屑：“那是泥腿子的事嘛。各位是来抓革命的，劳动不劳动算个啥！”

　　这点我们不敢全听赵书记的。“学大寨”工作队不下地说不过去。我们商量了一下，老张年纪大了，大郭腰有毛病，适于留在家里“抓革命”。我二十出头，年轻力壮，正好用来“促生产”。

　　几天后三夏麦收开始了。天还没亮，我带着磨得飞快的镰刀与社员们一起上阵了。在我旁边的一个小伙子，割得即快又干净。我过去插过队，自认也是割麦子得一把好手，所以心里不服，紧紧追在他的后面。但尽管我用了最大的努力，他还是把我拉得越来越远。等他割到地头又转回来时，我们相遇了。

　　“你可真是一把好手，真快啊！”我佩服地说。

　　“陈队长，”他直起身来，无所谓地笑笑：“这算什么，农村人谁不这样。”

　　我摇头道：“不对，我过去在东北也割过几年麦子，怎么就比你差很多？”

　　他看了看我，又把我的镰刀拿过去掂量一下：“这把刀角度小了点，不顺手。”他把自己的刀递给我：“陈队长使我的吧。”

　　我急忙道：：“这怎么行，你使什么？”

　　他笑道：“这样的刀我还有五、六把。”

　　这小伙子长得很有棱角，身材稍瘦，大约只比我大一、二岁。我觉得好像没见过他：“你叫什么呀，我怎么还没到你家吃过饭？”

　　他低头道：“我叫岳梦想，出身不好。”

　　我猛然想起赵书记的派饭名单，上面都是贫下中农。当时的农村阶级阵线分明，地富及其子女永远是另类，随时可以揪出批斗。对此，我极为厌恶，只是不能表现出来。

　　由于气氛有点尴尬，我故作满不在乎：“我也出身不好，咱俩同路。”

　　岳梦想有些吃惊地看着我。

　　我说的是实话。６９年下乡前，因为父亲勉强算是高干，所以我在填表时都添“革干”。下乡后，出身一栏不许再填父辈，而要填祖辈。我爷爷是富农，于是我成了富农子女，出身一下由红转黑。

　　很明显，岳梦想认为我在开他的玩笑。他看了我一眼，又弯腰割麦子去了。

　　大约两天后，我在麦地里干活时突然有了三急。我钻入不远处的玉米地解决问题。完事后沿田埂向外走，忽听见一个比较熟悉的声音：“我又不饿，你留着吃吧。”是岳梦想。接着一个圆润的少女嗓音低声说：“人家还有嘛，这就是给你做的。”我抬眼望去，岳梦想和一个女孩子在说话，那女孩正把一包东西往岳梦想手里塞。

　　岳梦想看见我，赶快叫了声“陈队长”。

　　我对岳梦想印象很好，便凑了过去，没话找话：“今天凉快，干到现在还没出大汗。”

　　岳梦想转身对女孩说：“小月，这是陈队长，你应该见过。”

　　叫小月的女孩从岳梦想身后出来，低头道：“陈队长好。”

　　一看到小月的样子，我的心没由来地跳了一下，好一个可爱的姑娘！小月十八、九岁，白里透纷脸上镶嵌着一对黑白分明的眼睛。这样的姑娘就是在城里也是上上之品，怎么这么长时间我就没见过她呢？

　　岳梦想看出我的疑惑：“小月出身也不好，所以陈队长没到她家吃过饭。”

　　该死，又是出身！我心里有些愤慨，故意笑道：“好，好！我们三个出身不好的人，就在这讨论讨论变天的事吧。”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我一个城里人，说什么都没事，但对岳梦想和小月来讲，这可是杀身之祸！

　　见到两人脸都白了，我赶快打岔：“小月要给你的是什么，是好吃的吗？”

　　岳梦想把小包递过来：“陈队长尝尝吧，小月做的东西很香的。”

　　为缓和气氛，此时不能客气。我打开包，是烙饼卷炒鸡蛋，我撕下一块塞到嘴里。饼里放了花椒盐，鸡蛋是用香椿炒的，确实很香！

　　“陈队长觉得好吃就都吃了吧。”岳梦想不自觉地替小月做了主。

　　我看看小月，把饼包好又递给岳梦想：“那怎么行，这是小月给你的。我要是馋了，会请小月做。”

　　小月眉头舒展开来：“对，我一定做给陈队长。”

　　我们三人说笑着向外走，小月话也多了，对我解释说她父亲长年有病，多亏岳梦想的照顾，所以……

　　丫头真是越描越黑，傻子也能看出她和岳梦想的关系。当然，我只能哼哼唧唧地应付。

　　走出玉米地来到田间小路，赵书记大步而来，极严厉地喝道：“娘个腿的岳梦想，大白天逃避干活，想抗拒改造怎的！”他嘴上训斥岳梦想，眼睛却盯着小月鼓起的胸脯。

　　岳梦想和小月低着头匆匆下地去了，赵书记对我说：“这两个都是被专政分子，陈队长要当心。”

　　对这位赵书记，我的印象是越来越差。多少天了，我只见他早上给人派活，从未见他下过地。

　　“噢。”我淡淡地应了一声，转头也下地去了，把略显尴尬的赵书记晾在身后。

　　每个星期一上午是大队干部的学习时间，我是工作队的代表当然也要参加。一个星期一我进了大队部，大队副队长坐在书桌旁，赵书记正在训小月。他把小月逼在墙角，向前探着身子，脸都快贴到小月的头上：“你个小烂货，就知道跟那个姓岳的骠。告诉你，你那个小逼姓岳的操得，我他娘个腿的更能操得！”

　　大队副见我进来，忙大声咳嗽。赵书记悻悻地离开小月，走过来对我说：“陈队长，这地富真娘个腿要天天训，一天不训上房揭瓦！”

　　听到赵书记对小月说的脏话，我觉得这人非常可恶。我没理姓赵的，对小月说：“快回家吧。”

　　小月低头向外走，赵书记突然喝道：“我还没说话，就想走！”

　　姓赵的冲我来是打错了算盘。我最后是要拍屁股走人的，我向上边说他的坏话够他麻烦的，而他却没地方说我的坏话。我不怕翻脸：“你刚才不是说了不少了嘛，那种话我怎么听着不像个干部说的话。”

　　赵书记嘴动了动，终于没再说什么。我又对小月说：“走吧。”小月走了，赵书记则跟我结上了仇。

　　不久发生了大地震，本来就不常来的老张和大郭，说是家里需要照顾，交代我全权处理工作队事宜后，干脆连铺盖都搬回了城里。

　　地震后的第三天晚上，天气有点闷，我沿着村头漫无目的地走着。来到大队猪场时，从猪圈里飞出的一团粪泥险些砸到我身上。这么晚了，谁还在给队里干活？我探身看去，是岳梦想。他汗流浃背，显然已经干了不少时辰。

　　“岳梦想，”我在上边叫他。

　　岳梦想抬头擦汗：“是陈队长啊！”

　　“怎么这么晚了还在干？”

　　“赵书记命令我每天必须清理两个圈，今天的还没干完。”

　　“你上来，不干了。赵书记那有我。”姓赵的如此整人，我就要和他卯上。

　　岳梦想犹豫了一下，爬了上来。

　　第二天见到赵书记，我开门见山：“我住的那里需要建个抗震棚，另外那个院的围墙也要修整。请你派岳梦想来干这个活。”

　　赵书记眼珠转了转：“为什么是岳梦想？他是富农分子！”

　　“他是干活的好手，我管他是不是富农分子！”我的态度相当强硬。

　　大概赵书记觉得没必要为此事与我顶着，便答应了。

　　接下来这些天可能是岳梦想有生以来最舒服的几天，他想快干我都不让。小月每天都来，并且带着她给我做的好吃的。开始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后来竟习惯了，来者不拒。

　　小月爱听故事，常拉着岳梦想坐在我的抗震棚前听我乱侃。我搜肠刮肚，逮到什么讲什么。中国历史，外国小说，萧何月下追韩信，莫伯桑加契可夫，凡能想起来的。小月听得津津有味，一再告诫她不在的时候不许讲。

　　活再拖也有干完的时候。十几天过去了，岳梦想又回地里干活了。

　　这天我已在抗震棚躺下了，忽然觉得棚外有个人影在晃动。我探出头喝道：“谁？”

　　“陈队长，”岳梦想的父亲佝着腰在外面，哭道：“快救救梦想，赵书记把他和小月抓起来要打死啊！”

　　我大惊，从棚里跳出来：“怎么回事？”

　　岳老爹告诉我，今天傍晚岳梦想和小月在粮仓旁讲话，被赵书记带人抓去，说他们要破坏粮仓，现在正在拷打。

　　我怒火中烧，抓起手电：“带我去！”

　　到了粮仓边的小屋前，我让岳老爹回去后便推门而入。只见岳梦想跪在小屋中央，腿弯处压着一根长长的粗木杠，两个小伙子各站木桩一端之上猛踩。赵书记坐在凳上，将五花大绑口中塞着毛巾的小月搂坐在腿上，一只手掌不停地揉搓着小月衣下那被绳子勒得突出的乳房。

　　看我进来，两个小伙子愣了，从杠上下来，有些不知所措。

　　“干什么，私设公堂吗？”我怒不可遏。

　　赵书记把小月推开站了起来：“陈队长这是咋讲，这两人要搞破坏，我们当然要惩处！”

　　我冷笑道：“国有国法，犯罪分子要由公安机关处理。你们私设公堂可是犯法的事，你不知道？”

　　赵书记也冷笑道：“陈队长，我咋觉得你的阶级立场有问题，谁派你来保护地富分子的？”

　　姓赵的到底是农民，和我斗嘴占不到便宜：“我是毛主席派来的！怎么，你有意见？”

　　赵书记显然被噎住了，他没想到我会把毛主席请出来。

　　“立即放人！”我趁势大吼一声。

　　赵书记恨恨地瞪我一眼，挥挥手，三人夺路而走。我赶紧把小月的绳子解开，小月扯掉口里的毛巾，抱着已经昏过去的岳梦想大哭。

　　岳梦想的膝盖还在流血，我强行制止了小月的哭泣，将岳梦想背起来，让小月在前面打着手电带路，来到公社医院。

　　公社的胡大夫被小月匆匆找来，他一面为岳梦想止血包扎，一面嘟囔着“作孽呀，作孽呀！”

　　还好，岳梦想还没伤到骨头，在床上养了三天便能下地了。一下地，他就被岳老爹逼着来感谢我。

　　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我们这些学大寨工作队的使命也随之寿终就寝。返城那天，岳梦想和小月帮我收拾好行李装上车。就要告别了，我对他俩说：“现在气氛变了，你们会好过些，希望早日看到你们成双结对。”

　　岳梦想低着头，未讲话。小月则点着头，泪水流了下来：“大哥！”

　　突然，一种无拘无束的感情支配了我，我上前轻轻地将小月搂在怀里，一只手搭在梦想的肩上：“你们进城时会路过我家，欢迎你们经常来玩，我们永远是朋友！”从那天起，我这对多灾多难的农村朋友，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根。

　　梦想和小月是７８年结的婚，那时我已经上了大学。记得在那个没有多少人参加的婚礼上，小月穿着红裙，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显得格外妩媚。那天我喝得有点多，曾对小月说：“以后梦想要是不好好待你，你就跟大哥。”小月红着脸不出声。喝得同样多的梦想则说：“大哥说啥就是啥。”比我大一岁的梦想，已经习惯了随着小月叫我大哥。

　　梦想和小月进城时总要拎着些土产到我家来。我父母非常喜欢这对青年，常留他们一起吃饭。而我也常带着几个要好的朋友周末到梦想、小月农村的家玩。吃着小月做的饭，听着邓丽君的歌，搓麻打牌下围棋。

　　那时我上学住校，只有周末才回家。我这帮朋友很快就发展到没有我也会去小月家吃喝玩乐。我的一位老友卫东，倒腾服装生意，甚至将小月家当成备用仓库，把一些进货堆放在小月家。他们每次去都要带上礼物，卫东给小月的礼物常常是时装。小月穿起来就像模特，喜得卫东连说“我们小月真漂亮，活活气死城市妞”。

　　一个深秋周末的傍晚，我刚从学校回到家，母亲就逼着我将她已经做好的蜂蜜豆沙给生产不久的小月送去。我骑车到了小月家，天色已然很晚了。进院后看到梦想和小月抱着小儿子岳强在院里的麦秸堆中坐着，他们见我进来，便站了起来。

　　“咦，天这么凉，怎么不在屋里？”我有点奇怪。

　　“没有啦，”小月笑道：“我和梦想刚刚在这里说回话。”梦想赶紧点头。

　　我狐疑地看着他们，觉得屋里有鬼。冲进去一看，肺都气炸了：卫东等三人横七竖八地躺在炕上，桌上酒瓶歪倒，地上烟蒂散乱。

　　“混帐东西！”我抄起一把笤帚辟头盖脸地扫向这三人。小月跑进屋，抱着我的胳膊直叫“大哥”。

　　三个被打得晕头转向的东西爬了起来，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咆哮道：“你们在炕上挺尸舒服得紧，主人却只能在外边喝西北风，太不象话了吧！”

　　卫东揉揉眼睛，也装作气愤的样子：“这是咋整的，太过分了！”我气得没话说，梦想和小月却笑了起来。

　　卫东晃着脑袋，忽然若有所悟：“队长先别生气，你这一打，却让我想起个好主意。”

　　我没好气地说：“你有什么好主意，全是扯淡。”

　　卫东得意地笑道：“小月这屋子太小了。队长你看，有这么大的院子，我们完全可以为梦想、小月盖个大房子！”

　　我眼睛一亮：“好主意，快说说怎么干？”

　　“好办。我先去找建工院的同学，让他帮助设计一份图纸。正好我家附近有个废弃的军队大院，可用的建筑材料应有尽有，哥几个只管动手就好了。”

　　我们几个都兴奋起来，商量着说干就干。我是没问题，反正学校也没课了，有的是时间。如此大事，竟未征求梦想、小月的意见，就被我们几个外人决定了。

　　建筑材料在小月的院子里堆积如山，我们几个人小心翼翼地按照图纸施工，生怕出了差错。开始时兴致勃勃，但一个星期下来，大家都有筋疲力尽之感。最后还是卫东提议，请包工来干，反正花不了多少钱。这个提议，立即得到尝到苦与累滋味的大家的一致赞同。

　　专业建筑队伍就是不一样。几天之后，一座高大的全砖新房便展现在我们面前。新房中央是厅，两侧是卧室，后面还有个较大的厅，真是美轮美奂！

　　８２年二月的一天，我和卫东正在他家闲扯，电话铃响了。卫东接了然后“哦”了一声转给了我，是我姐姐急促的声音：“小月出事了，现处在危险中！”

　　我脑子“轰“的一下炸了：“怎么回事？”

　　“不清楚，人在公社医院。”

　　我和卫东骑上他的摩托，风驰电掣般地赶到那个我熟悉的公社医院。在四处漏风的病房里，小月胸上缠这大面积浸透了血的纱布，躺在屋边的床上。屋里有几个人，梦想当然在。

　　我冲到小月身旁抓起她的手，冰凉，脉搏几乎不见。

　　卫东眼睛通红，从靴子里“霍”地拔出一把尺余的三棱刮刀，抓住梦想的肩膀：“操他妈的，谁干的？我今天不捅上他十刀就他妈的倒着走！”

　　梦想看上去都有些痴呆了，他喃喃地说：“是姓赵的，是姓赵的。”

　　在我心急火燎的逼问下，梦想断断续续讲了个大概。这姓赵的原大队书记近几年混得不太好，特别忌妒梦想和小月。今天他可能眼见小月把梦想送出了门，便心生歹意尾随小月进了院门，企图强奸小月。小月拼命反抗，但那里敌得过粗壮的赵前书记，衣服被一件件剥了下来。情急之中小月抓起一把剪刀，见扎不着姓赵的便掉头扎向自己的心窝！

　　“我操！那畜生得手了吗？王八蛋现在哪？”卫东手执刮刀凶恶的样子，把屋里其他人吓得躲了出去。

　　“没有。公安局也在找他，不知逃到哪里去了。”

　　我制止了狂暴的卫东，问梦想道：“这里的医生呢？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处理不了，联系县医院去了。”

　　县医院？等到了那，小月已经没气了！我立即让卫东回去把小货车开来，然后就去找电话。好不容易找到了，我打给我当时的女朋友，她是北京朝阳医院的见习医生。她有些慌：“现在有经验的外科大夫都不在，我还不知道去哪找。”我大吼道：“那是你的事！”

　　小月确实危险。剪刀虽未扎到心脏，但失血过多，加上公社医院的医生处理不当，伤口迅速感染。幸亏还算及时，已经踏入鬼门关的小月，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终于无恙了。

　　８３年元旦的前一天，梦想、小月、我、我父母正在我家吃饭，门“嘭”的一下被撞开，我姐姐风风火火冲了进来。

　　“大姐”，梦想和小月都站了起来。

　　我姐姐谁也没理，屁股坐下就吃，嘴里还含混地念叨着“不错。不错。”待吃了一轮，才发现梦想和小月还站着，吃惊道：“站着干吗，坐下吃！”

　　对这位姐姐，我都不好意思说她。她从小就长得好，倍受宠爱。大了后变得更加漂亮，大眼睛上的长睫毛忽闪忽闪的。６６年秋本已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但因文革吹了。７４年被选入总政文工团，演过一些话剧和电影。按说这么个漂亮的女孩多少该知道点矜持，但我这姐姐不，说话粗脾气急大大咧咧，常常搞得我父母头大。虽说她比小月更标致，但若论可人程度，她差得太远了。

　　我等她吃得差不多了，才问：“你不是找保姆去了，怎么样？”

　　“找鬼，鬼都没有！”姐姐又吃了两口，目光瞄上了小月，她笑容可掬：“小月来帮忙吧，你看姐姐多狼狈！”

　　我一听就急了：“你别不拿自己不当外人，小月有自己的孩子，再说还有梦想。”

　　小月没理我，点头道：“我可以把小强带过来一起看，反正看一个是看，看两个也是看。”梦想也附和着：“我这么个大人有什么问题？”

　　小月成了我们家的一员。她带着两个孩子，每天还能做出精美的饭菜，吃得我父母体重迅速增加。

　　这天，我正趴在地上从客厅书架的底层找书，我父母在看电视，小月和两个孩子在沙发上玩。门开了，冲进一人。接着厨房乒乓做响，有人在吃东西。

　　脚步声向客厅而来，一只脚竟踩着我的背走了过去！我无奈地苦笑着站了起来，只见母亲歪着嘴，从背后狠狠点着我姐姐的脊梁骨。而我的宝贝姐姐嘻嘻笑着，正把她的宝贝儿子向空中抛。抛够了，她又捏小月和小岳强的脸：“都好乖啊！”

　　我没好气地斥责道：“咳，你也太过分了吧，人家小月好歹也是个母亲！”

　　姐姐看看表：“没功夫和你废话！”说着已到了门口，然后又转过身：“爸妈，明天下午我来接你们看电影。”

　　“我们不去！”母亲嚷道，但姐姐早已出了门。

　　“你说，”母亲对父亲抱怨：“她这样也能当娘？”

　　父亲不动声色地看着电视：“大千世界，什么人都有。”

　　小月在笑。我在想：姐姐大概前世是个夜叉。

　　在我的一再催促下，我姐姐拖了两个月才找到新保姆。这天她拿出一百二十元要酬谢小月，这在当时不是很小的一笔钱。

　　“大姐，说好了是帮忙的。”小月拒收。

　　“什么帮不帮忙，我要给你，你就得拿着！”姐姐瞪起了漂亮的大眼睛。

　　“不要。”小月犯了撅。

　　“啪”，我姐姐将钱摔到茶几上，对我吼道：“交给你了！”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赶紧拿起钱对小月说：“你先拿着。她那么凶，你没看我爹娘都怕她，你别让我犯难嘛。”

　　钱小月收了，但没过几天，她就给我姐姐的儿子买了件非常漂亮的高质量毛毛斗蓬。姐姐见了，高兴地抱着她儿子直亲：“真好看，我儿子真好看！”我在旁提醒她这是小月买的，她根本听不见。

　　我这个人极少得病，但８５年的一场病几乎要了我的命。

　　那时我在读研究生，周末回家吃了母亲做的米酒“醪糟”，感觉不太好。父亲说没问题，酒嘛，还能坏？

　　我也没在意，但冲了个凉水澡后突然不适，感觉体温急剧上升，很快就昏了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待我再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模模糊糊看到梦想的影子。坐在我床头的是小月，离我很近。粉嫩的脸上有一对哭得像桃子般的红肿双眼。我想对她说话，但又人事不知了。

　　再次醒来感觉好多了。父母都在，还有卫东。我问：“梦想和小月呢？我好像看到过他们。”

　　卫东道：“那丫头前天哭了一天。我对她说，没事也让你哭死了，就把他们轰走了。”我闭上眼，脑海里浮现出小月那双红桃般的眼。

　　１９８９年六月七日晚，距那个血腥的日子不过三天，我的一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我从医院逃出来了，戒严部队在找我。”我这位朋友是某个自治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六四凌晨受的枪伤。

　　“不要动！”我叮嘱他。然后叫上卫东，开着他的小货车在电话亭里找到了我的那位已经晕过去的朋友。

　　“去哪？”此时的卫东都有些慌了。

　　“找小月！”

　　我们将车停在原公社的院内，我背着朋友与卫东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梦想和小月的家。

　　小月匆忙地将原来的小屋收拾一下，把处于昏迷状态的朋友安置下来。我们到了大客厅，我沉重地说：“天安门的事你们都知道了，我这位受伤的朋友决不能落在戒严部队的手里。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安全地方使他得以养伤，对不起！”

　　梦想道：“大哥怎么说这种话，莫说这点事，就是刀山火海我们也不会皱眉头！”

　　即便如此，我还要说些丑话：“你们要清楚，一旦被发现就是掉脑袋的事。我们十几年的朋友……”

　　已成为端庄少妇的小月打断了我的话，她一字一字地说：“大哥放心，他要出了事，我们陪他一起死！”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甚至感动也顾不上：“现在知道此事的只有我们四人。如果再多一人知道，我们离死就不远了。”

　　大家都点了头。接着我们简单商量了一下：梦想和小月设法拒绝客人来访；不接电话，也不向外打电话；卫东通知所有认识小月的朋友不要和小月联系。凌晨，我和卫东悄悄地离开了。

　　接下来的若干天，我惊梦不断。一会梦到我那朋友伤重而死，一会梦到梦想和小月被抓走了。真是心慌意乱，度日如年。

　　二十多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从单位回家，父母不在，我的书桌上放着母亲留给我的字条：“我们去老战友家了。梦想来电话说，朋友健康恢复，已经到外地旅游去了。”

　　心中巨石豁然落地！我骑上自行车没命地往小月家赶。

　　进了小月家，他们还没睡。双方愣愣地看了好一会，小月和梦想冲上来，我冲了过去，紧紧地抱在一起，没说一句话。挚友真情，如铁似钢！一股极为强烈的自豪感在我心中涌起，久久……久久仍在激荡！

　　９０年底我出国前夕，梦想、小月来告别，他们送了我一个装活页纸的皮夹，祝我一路顺风。送走梦想和小月，我坐在书桌前，打开了皮夹。很精美，封里嵌入计算器，封底是电子万年历。在皮夹的一个格层里，我摸到一个信封。取出来，信封的背面写着：“大哥，无论你到哪里，我们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信封里装的是美元，一百面额，二十张。梦想、小月这几年办了个小型服装加工场，有了点钱，但这两千美元对他们讲还不是个小数目。

　　我把头枕在钞票上，意识到我就要离家远行了，就要离开我那些共渡风雨的朋友们了，多年没有过的泪水突然涌出，似露似雨，如溪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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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年过去了，白发悄悄地爬上我的鬓角，小辈不知不觉地长大成人。世界在不断地变化，那不变的则是心中挚友的真情：那从来不需要想起的真情，那永远也不会忘记的真情！

　　谨以此文，敬献十五年前那些为中国的进步而捐躯的未曾谋面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