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闲与冬忙

按农村的传统习惯，秋收后是农民休养生息的季节。今年上级早就发出了号召：“农业学大寨，要变农闲为农忙。”“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如何变农闲为农忙呢？具体任务是“深翻土地”，据说是“翻得越深，产量越高”，要求把所有的土地都深翻一遍，深翻的程度至少1米。届时县里的领导将亲临视察、指导。

这一天是县领导来视察、指导的日子，村东沿公路的地头上都插上了彩旗，各生产队的男女社员集合到公路附近的没有种麦的休耕地里去准备深翻。大家排成一排，每人拄着一张铁锨，却没人动手，要等到看见领导的影儿才开始表演。届时可能还要照像的，要攒足了劲儿在相片上露一手“革命气概”。于是眼光都投向东南县城的方向，等待着领导们的出现。嘴和耳朵都闲不住，说着闲话、笑话、怪话、浑话、悄悄话……

远远的公路南头出现了车队，一辆、两辆、十几辆、几十辆。那时的县领导还没有坐上豪华汽车，而是一色的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在社员的眼里，这自行车队已经够气派了！几十辆新车一路纵队行进在公路上，转动的辐条亮晶晶光闪闪，幻化成一个个滚动的光轮，在暴土扬尘的土路上，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实社员的家里大都有一辆自行车，不过买的都是城市里淘汰下来的，不知是几手货的旧车，锈迹斑斑，黑不溜秋；有的还是本地铁匠们不知从哪儿弄来儿根铁管子焊接起来的车架子，死沉死沉的。谁家能趁一辆新车呢？因此人人都露出艳羡的目光来。

队长一声令下，铁锨都飞舞起来，地没有掘进多少，土却扬得老高老高。

车队没有向我们这个方向驶来，早早地就插入通往尚村公社的机耕道向西北驶去。看来“亲临视察指导”骆屯大队，甚至齐庄公社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的表演就此结束。这一结果应该说是十分圆满的，既满足了领导的愿望——领导的指示受到了群众的热烈响应，又使农民放心——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活的土地免遭一次灾难性的破坏。农民都懂得：生长庄稼的土壤只是土地的表层土，深不过1-2尺，称作“熟土”，再往下是草木不生的“生土”，如果深翻一米，势必让生土覆盖了熟土，庄稼地将变成不毛之地了。

“领导亲临视察指导”虽已过去，但是“深翻”的指示还是要执行的。大队为了完成这一“不能打折扣的革命任务”，特别在村东划出一小片示范地（或称作“试验田”），组织社员去掘冻土，挖深坑。这一举动受到了农民的普遍抵制，大队只组织了一些年轻小伙子去应付差事，但也是半途而废。原因是一阵风刮过去了，再没有人催问，自然就懈怠了；同时小伙子们也实在掘不动那日益坚硬的冻土。

冻土掘不动，情有可原，“变农闲为农忙”的指示并没有撤消，大队压生产队，要生产队想点子，生产队长想不出点子来，干脆“撂挑子”。生产队没了队长，谁去贯彻执行？

“撂挑子”是生产队长经常使用的手段，每遇到困难或纠纷就撂挑子，因而生产队经常换队长。没有人留恋那一职位，那是一副吃力不讨好的重担，没有明显的好处，只有义务和责任。那时的农村干部，连村支书和大队长也没有特权，不挣工资，只挣工分。只不过是不参加劳动，一年365天，天天算工作日，天天有工分罢了。至于生产队长还需和社员一样地参加劳动，领着社员干活儿，还要起点儿示范和带头作用，不能像社员那样随意。而领导一队的生产、分配，一队人的生计都压在队长的肩头上。平日里的计划、安排、调配人力、掌握农时等费心费力的事太多，没有相应的报酬。散漫惯了的农民，谁愿意挑这副重担呢？

没有了队长，队里就没有活儿干了，农闲依然无法变农忙。我们在家里却闲不住，晾晒玉米，玉米脱粒，晾晒地瓜干；为了保存鲜地瓜，在院子里挖了一个竖井式的地窖。全家四口齐动手，小潜挖窖，小滢提土，宗和切地瓜片，我上房去晾晒。

快过年了，虽然料到将是一个惨淡的年节，但我们尽力在营造一点慰藉和喜幸气氛。 扫完房后，在屋里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装饰。宗和拿出一幅白布来，要为屋门做帘子，叫我写几个字，她描在红绒上，剪下来绣到帘檐儿上去。我写“红霞万朵”四个字。门帘做成了，挂起来，真是满室生辉。在暗淡的土屋的背景上，大幅的漂白点缀着鲜艳欲滴的玫瑰红，显得格外醒目，格外亮丽。给人一种精神上的激励与抚慰。使我“雅兴”大发，拿出纸笔来，抄了四首“毛诗”，写成“四扇屏”的样子，钉在墙上。这样，我们家里就多了一点读书人的酸气，有别于一般农家的风格。因此而招致一些人拿纸来让我涂鸦。

冬夜，一家四口在一起，围着一盏用药瓶做成的小煤油灯，小滢在纺那种“充毛线”，宗和在搓棉条或缠线球，小潜在灯前读书，我则靠在被摞儿上养神，时不时地从脑子里搜出一首唐诗或宋词来，念给他们听。小滢最热衷于此道，她手脑并用，不耽误纺线，背诵诗词。后来借到了一部《三国演义》，由我来朗读，于是我们的生活里就更增加了一种情趣。有人送给我一部《古唐诗合解》，线装四册，共十二卷，选编唐诗七百首，木版刻印。可惜纸质已严重风化，破损不堪，原封面封底均已失落，缺页较多。无从知晓系何人何时选编和刊刻。我如获至宝，不时捧读，以充实我和全家人的精神生活。

也常有人来串门。农村里没有文化娱乐，串门就是一种惬意的精神生活。常来我家的有张眼、骆大青和骆国胜。国胜是小学教师，已经教学十多年了，很有成绩，算得上是本村小学里的一根台柱，但一直是民办教师，不能转为正式教师。民办教师不拿工资，只挣工分。他无怨无悔，依然埋头苦干，他与小潜虽年龄悬殊，却很投缘。张眼和大青都是在外边混过事的，是农村少有的经多见广的人。两人都很健谈，都没有一般农民那种自惭形秽、畏缩不前的习性，反而有点敢于闯荡的江湖气概。

张眼曾赤手空拳，无一技之长跑到北京去混饭吃。他走到一处建筑工地，楼房已经盖起来了，木匠们正在把做好的窗扇安装到楼窗上去。他立在旁边看了看，觉得这活儿没多少技术，钉钉子谁不会？于是他找到工头，自报说：“我是个木匠，你们这儿用不用人？”工头打量打量他问：“你会立扇？”他不懂什么是“立扇”，但不能说不会，他说：“会，会。”工头说：“好吧，你先干上一天看看。”回头就向楼上打招呼：“刘师傅，给你个人，帮帮工看看。”正站在二楼窗户上的刘师傅答腔说：“好，来吧！”张眼猜想：立扇就是安窗户，没错。到了刘师傅面前，他先掏出烟卷来递上一支，又替刘师傅划火点着。刘师傅美美地吸了两口，掐灭了，把烟架在耳朵上说：“这几扇窗户立完了，咱再搬家。”他仔细看了看，立扇也不简单，不是光钉钉子，先得在窗框上，窗扇上用铅笔画好合页的位置，再用凿子凿出容合页的空当来，这一手就是技术，位置错一丝儿也安不上，凿深了凿浅了都不行，人家刘师傅凿两下就成功。他灵机一动说：“刘师傅，咱俩来个流水作业，你凿，我钉。因为我左手中指昨儿戳了一下，伤着了，今天还疼，怕是拿不住凿子。”刘师傅说：“行。好说。”这样，刘师傅更轻闲，不费力。张眼钉钉子，拧螺丝又慢又吃力。他心想：咱不行，当然得拣重的、累的干。这一天，张眼和刘师傅的关系搞得不坏，收工前，他央求刘师傅替他美言几句。到了工头那里，刘师傅说：“小张还行，算个三级工吧！”张眼听着很高兴，心想：我连一级工也不是，三级工，够高抬的了。工头问他：“你是几级工？”他心思：不能说低了，该唬就得唬，于是他硬着头皮说：“原来评级是四级。”工头说：“刘师傅说你是三级，就三级，以后干好了再说。”

他就这样被留下了。原来那是个木工厂，干完建筑工地上的活儿，就回了厂。厂里啥活儿都有，他不能露怯，他总是想法和熟练工搞合作，拣技术少而费力的活儿干。一边干活儿，一边偷艺，模仿，学人家拿工具的姿势，学要领，学窍门，一点儿也不能走样儿，有一点儿不按规矩，就露馅了。晚上别人睡了，他爬起来去苦练。他说：“冒充个三级工不容易呀，不苦练，一动手，就叫人家识破了。就像使钻子，没使过，你就是玩不转；使锛子，弄不好锛不平木头，倒锛了自己的脚面，砍断了自己的腿；就像使刨子，光磕刨子这一手就够练一程子了，磕前头，磕后头，磕旁边，各有各的作用。有一天夜里，我正练得起劲，工头来了，问我‘干啥呀？’我着实吓了一跳，我随口撒了个谎，我说‘这几件白天弄得不够满意，我不放心，起来再打磨打磨。’工头看了看很高兴，第二天还好一个表扬我。”

张眼终于学成了半拉木匠。现在他在村里拿起刨子就干木匠活儿，拿起瓦刀来就像个泥瓦匠。农活儿更不用说，能扶犁耕地，掌耧播种，使牲口当车把式。40多岁正当时，有力气，有能耐，只是很圆滑，出力不讨好的事不干，有点儿玩世不恭。他也当队长，是乘兴，玩票性质，玩够了就撂挑子。他的话风趣幽默，肚子装满了趣闻轶事，所以不论在什么场合，人们都喜欢听他神聊。

大青则像个莽汉，满腹牢骚，讲起话来嗓门大，好像打仗。为人直爽、坦率。他曾经是“牛鬼蛇神”之一，参加过几天义务劳动，后来就不在召集之列了，说明他没有“帽子”。但是他对我们坦率地说：“你们这样的读书人说了几句人家不爱听的话，没干过坏事，人格是高尚的，不丢人。我跟你不一样，别看我的罪名比你还轻，可我自己知道，干了见不得人的事。你不知道，我偷过一次粮栈，被人家抓住了。那年也和今年一样，收成不好，缴过公粮，分到的口粮差半年。我跟着去缴公粮，知道新缴的粮食还不能入库，怕潮，要晒好几天。白天晒，夜间装进麻袋码在院子里的席棚底下。这天我算是‘踩好了点儿’，这是小偷的黑话。夜间我就翻墙进去了，听着周围没动静，我溜进席棚扛起一袋就顺原路跑。没跑几步，就被守夜的拽了个趔趄，然后五花大绑，第二天到全公社各村去游街，那才是真正丢人呢！不管什么理由，偷总是见不得人的丑事！”

大青的直率招人喜欢，粗鲁也不惹人生厌。此外，来串门的多是一些中学生，有时也来问问语文和英语方面的问题。

家家都在筹划如何度过即将到来的隔年春荒。有技术的木匠、泥瓦匠都已经出村、出县去找活路了；在内蒙、东北、西北有亲属的，也计划着去投亲找活儿干，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不过这都是暂时外出，不像解放前的逃荒。老弱妇孺有讨饭经验的，也准备在春节前到城市里去讨一些吃食回来好过年。上级为了制止这种有悖于社会主义原则的行动，防止劳动力外流，采取了革命手段来加以约束，连连下达指示声称：无论外出打工或讨饭，均属“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律加以禁止。凡一意孤行者，必须缴纳误工费和罚金，按外出的天数计算，不缴清不得参加秋后的口粮分配。这是很严厉的一着儿。在粮食计划供应的时代，没有口粮就是断绝了生路。但是贫下中农不听这一套，该走的、能走的都走了。人们说：“只要挣了钱，咱就缴。挣不了钱，有命一条顶着，看谁能把我咋的？”去讨饭的就更不在乎什么规定了。有一个老太婆说：“不分口粮，老娘到公社书记家里去吃，有他吃的，就有老娘吃的。”那个时代，贫下中农是有政治保障的，虽然他们没有实质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但是一切革命指示都是以代表他们的名义发出的。因此他们就敢于抵制一些不合时宜的法令。

除夕夜，小潜苦着脸对宗和说：“妈妈，我也出去要饭吧，给家里省点粮食！”孩子长大了，已经感到了在家庭生计中他要承担的责任。宗和一伸手把小潜揽在怀里，母子俩相拥痛哭起来，惨淡的除夕夜更增添了愁惨的色调！我听着心如刀绞，我们已经沦落到讨饭的地步了，但是我们有权利讨饭吗？贫下中农敢于顶风冒雨，我们能吗？一切政令对于贫下中农也许只是一阵风，对于我们则会变成利刃！我的儿子去“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岂能逃脱“教唆犯”的罪责？我劝慰道：“咱们不去讨饭，挨饿就全家在一起挨饿，车到山前自有路，我们未必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