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涂 抹 新 红 上 海 棠”

两个星期以后的一个周末，李文秀对我说：“你叫我给你介绍女朋友，倒是有个机会，明天有位骆小姐到帘子胡同去找我有点儿事，你可以去看看。如果有意，我帮你进行，如果不中意就算了。我先不告诉她，等你决定了再说。”她向我介绍了那位骆小姐的一些情况：骆小姐是中国大学哲教系四年级的学生，今年暑假毕业，家庭是书香门第，父亲在清朝国史馆里工作过，哥哥是老师范大学毕业，在北平教学多年，是一位有名望受欢迎的教师而且在数学方面有所著述。

第二天，我搭早车到北平，吃过早点，在街头稍事留连，就如约到帘子胡同去找李文秀。骆小姐已先我而到，李文秀作了介绍，我和骆小姐只简单地应酬了几句。她好象有什么事和李文秀磋商，并不在意与我的邂逅，我不便久留就告辞了。

这样匆匆告别就表明了我的态度。骆小姐细高个儿，身材苗条，不漂亮，带着深度近视眼镜。我没相中。不过这次的会面却促使我不能不严肃认真地考虑我的切身问题了。过去的几次与异性的接触，浪漫情调过分浓重了一些，应当从中吸取教训。我所结识的几位，都是容貌出众，堪称群芳之首的女性，漂亮得使我一见倾心。她们也都表露了对我的爱慕，然而哪一个对我有持久的真情呢？

诗人、作家总愿意把爱情描绘成无条件的，然而果真有无条件的爱情吗？地位、学识、人品、年龄、容貌以及财富、家世等，哪一条不在制约着爱情呢？既然爱情是有条件的，我就要首先考虑自身的条件。我一贫如洗，教师的微薄工资，扣除伙食费，所剩不够买半双皮鞋；身上的“行头”是估衣店里买来的旧西装；我唯一的金字招牌是大学毕业（那个时候还算得上是金字招牌），然而在大学荟萃的北平，大学生遍地都是。就凭这样的条件能找个什么样的对象？我相不中骆小姐是因为她不漂亮，如果骆小姐是个漂亮的大学生，能相中我这个穷酸吗？

经过这样的一番痛苦的反思，我首先肯定以漂亮为标准选择对象，显然是极端错误的。且不要说像我这样的穷酸不配以漂亮为选择标准，像玉华的丈夫那样有钱有势的专员选择了玉华的美色，他们之间有爱情可言吗？他们的婚姻幸福吗？

我突然发起烧来，头晕目眩，半边脸肿胀起来，我病了。连忙到通县最出名的潞和医院去就诊，诊断的结果是“腮腺炎”。这是儿童的多发病，居然在我的身上肆起虐来。取了药挣扎着回到学校。有两天的时间处于半昏迷状态。多亏是学生们轮班看护，照顾得无微不至。到第三天我的神志才清醒了，烧退了，还是头重脚轻四肢无力，只能赖在床上。学生们端来的病号饭，我一口也咽不下去。我静静地躺在床上，想起母亲做的泡菜来，酸、辣、香、脆，馋得我直流口水。如果是在家里，姐姐会给我熬大米稀饭的。大米稀饭就泡菜，是我此刻最想念的饭食了。

家，我多么需要有个家啊！如果有位爱我的妻子守在身边看护我，生病也温馨啊！

我想到了骆小姐，一位古典型的女性，不是那种风流浪漫的摩登女郎。古典型就是贤妻良母型，是忠于爱情，维护家庭的女性，这样的女性难道不是我的最佳选择吗？

病愈后，我对李文秀说：“请你把骆小姐介绍给我吧。”她问：“你考虑好了？”我说：“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李文秀说：“这样的事可不能轻率，骆家是正派人家，可别叫我对不起人。”我说：“请放心，我不是轻薄男子，我是认真的。”

星期天，李文秀特为我回了一趟北平，回来说：“骆小姐不同意。”我问：“嫌我穷？”李文秀说：“骆小姐一听就问我你多大了，我说25岁。她说：我看他就太年轻嘛。她比你大，她认为不般配。”我问：“大多少？”她说：“大三岁。”我心想：自私一点说，找个好姐姐比找个娇妹妹强，姐姐会照顾弟弟，妹妹却要哥哥去哄，去呵护。于是我说：“我不嫌大。”李文秀说：“既然你愿意，等到下星期天，你也回北平去，到北海漪澜堂等着，如果骆小姐也同意，我领她去会你。你等到十点钟还不见我们，就不必再等了。”

北平的春天难得这样的风和日丽，我带着一本刚从书摊上买来的《观察》杂志，走进晨风轻拂的北海。以往来北海我总是走琼岛的左侧，今天却向右侧走去。因为这边有几株海棠开得灿烂，在绿杨垂柳的掩映下分外妖娆，真是“涂抹新红上海棠”！虽然北海并不以“百般红紫斗芳菲”取胜，但旖旎的湖光山色中多几许春意，就愈加明媚了。清晨，游人还很稀少，偶尔在林间闪出一个身影来。宁静中的湖山，似乎更温柔，给人更多的抚慰，可以化解浮躁和烦忧。我走进漪澜堂，依湖畔石栏而立，湖面如镜，五龙亭的倒影似乎比岸上的实景更真切、更精致，水里的蓝天白云也更明净。忽然一阵微风，倒影摇曳出更多的情趣，我的心里好像也荡漾起涟漪来，我以为在漪澜堂将有难耐的等待，带本《观察》原是为排遣无聊的，然而我被这眼前的景色迷住了，竟然忘记去掀动书页。

不到九点，李文秀和骆小姐姗姗而来。漪澜堂里有茶座，骆小姐却不肯在这儿泡茶，她领着我们向北海的东岸走去。曲径通幽，走进一处坐落在山间林木丛中的清幽去处——濠濮间。在起伏曲折的画廊之外，拣了山石间一个小小的平台，仅容一张茶桌和几把藤椅的茶座，这真是一个别有情趣的茶座。我们是来得最早的一拨茶客，受到茶房的格外殷勤的关照。

骆小姐名宗和，原籍河北肃宁，来北平已十年之久。她的二哥风和师大毕业后一直在北平教学。“七七事变”爆发，他因家室之累无法离开北平，执意不为日本人做事，拒绝应公立学校之聘，只在私立学校任教。全家老少8口全凭他一个中学教师的收入维持生计，其艰难可想而知。宗和四年前考入中国大学，这所私立大学是民初孙中山筹建的，在北平的众多大学中原属末流。但事变后，公立大学被日本人把持，许多无法离开北平而有民族气节的教授纷纷避开公立大学涌入燕京、辅仁和中国大学几所私立学校，中国大学从此成为沦陷区受人瞩目的大学了。珍珠港事变后，燕京、辅仁均因有英美背景而被迫停办，两校的教授又云集于中国大学，这是中大的黄金时代。宗和恰是在这最辉煌的时期里考进中大的，也算是得天独厚了。日本投降后，北平的北大、师大均被冠以“伪”字，只有中大是唯一被当局承认的大学。

我们在交谈中互相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关系走近了一步。这种经人介绍的关系，省略了那种猜测、试探、怀疑、不安等矛盾重重、纠缠不清的初恋阶段，一开始就方向明确，目标一致，互相都在竭力创造条件向成功的道路上迈进，不遇到特殊意外的问题是不会失败的。此后，每逢星期天我们都约会相见。太庙、中山公园的茶座和新华街上一家茶馆是我们常到的地方。我们的恋爱没有浪漫情调，真诚与朴素是其特色。朴素到我们不曾在一起吃过一顿饭，不曾在一起看过一次电影。这当然是由于我太穷的缘故。我当时的月收入，除去伙食费，支付一月四次往返于通县与北平之间的交通费，饭费和茶座费就有点儿捉襟见肘了。不用我解释，宗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倒是她曾送给我过一张电影票，那是苏联影片《宝石花》上演的时候。此前中国人还没见过彩色电影。就是那个时候（1947年春夏之交），美国的《出水芙蓉》和苏联的《宝石花》相继在北平上演，轰动一时，很难买票，宗和看过了，特意托人买了一张票送我。

促成我们的关系迅速而顺利地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我俩的思想十分接近。

那时我最爱读的杂志是《观察》，一本针砭时弊的期刊。在思想禁锢的环境中读《观察》，常会有一种清爽的感觉，就像闷在一间没有门窗的黑屋子里快要窒息的人，忽然吹来一阵清风的舒畅感觉一样。由于经常买《观察》，书贩认识了我，就敢把一些犯禁的书卖给我，于是我读到了《大众哲学》、《辨证唯物主义精义》、《方生未死之间》等。我如获至宝，贪婪地读着，思考着，这类书对于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使我有拨云雾见天日的感觉。却也有相见恨晚的遗憾，我恨自己清醒得太晚了！

宗和已经远远地走在我的前头了。她二哥的一个中学同学王道鑫是一位以律师身份为掩护在北平做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王道鑫就住在她家里，“王道鑫律师事务所”的牌子就挂在她家的大门上。王道鑫与她二哥既是同乡同学，又是至交好友。因此这时的宗和兄妹已是王道鑫领导下的地下群众了。

宗和见我常携带着《观察》，谈话中透露出思想激进的成分，她庆幸遇到了一个“知音”，于是就把认识我的经过告诉了她二哥。二哥担心的是我是否有妻子，因为当时有些人从后方来到北平隐瞒家里有妻子的真相而骗婚者大有人在，不能不提防。恰好他有一个远房侄子在归绥铁路局工作，他写信去叫那个侄子打听我家里的情况。回信详细地介绍了我在归绥师范工作的情况，特别注明我是“思想左倾的赤化分子”。他不会想到他的信竟是促进我俩婚姻的催生剂。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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