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抗战胜利了，和平鸽的双翼还没有伸展，就被内战的利剑斩断了；物价回落的甜头刚刚触及舌尖，通货恶性膨胀的苦汁又灌满了喉咙！老百姓不需要战争，战争已经把人们折磨得九死一生了，但是仍然要用这仅有的“一生”默默地承受战争的灾难。没有人敢评说战争双方的是与非，只要不想进炼狱，就请“勿谈国事”。中国的传统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老百姓没有发言权，只许官僚政客们编造符咒，不许明白人说句老实话。这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留下的模式，一代代的统治者奉为圭臬。

这是我踏进归绥这座刚被日本人蹂躏了8年之久的城市扑面而来的强劲的“寒潮”。我的天真的期盼、憧憬、遐想以及我的热情，瞬间冻结了！

我听见了远远传来的隆隆炮声，我看到街头的大兵们忙于堆砌沙袋，那是准备巷战的掩体。火药味已经浓浓的了。

母亲鬓边的白发更显著了，脸上的皱纹更深刻了；姐姐依然在为一家人的生计含辛茹苦，家永远是她的“枷”，战争的威胁为这“枷”里不断地灌铅。

陕坝师范的校长刘汉早已到归绥接收了归绥师范。现在他奉命率领师范学校的全体师生、部分归绥其他中等学校的师生以及归绥全市的小学教师，撤离归绥去避难。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再一次告别家人，随学校奔伊克昭盟的东胜县去。在那沙漠深处度过了严冬，直到1946年的春天，绥包一线的战事平定下来，才又返回归绥。

在东胜期间结识了两位新朋友李文秀和冯克嘉。他们都是从北平到绥远来探亲的，由于战事切断了归绥到北平的交通，他们无法回北平，应刘汉的招聘到师范来任教，因而随学校来东胜。李文秀是师大毕业（日伪时期在北平毕业），一向在北平教学。冯克嘉还是师大的学生。在教师中我们三人年纪最轻，容易接近，李文秀是大姐，冯克嘉是小弟。回归绥后，火车虽然未通，便道可以通行。冯克嘉急于回师大复学，李文秀也无意留在归绥，于是两人又结伴走了。

开学后，陕坝师范的学生陆续到归绥师范来报道，惟独不见黄蓉芳。整整一个学期过去了，都没有她的消息，我从思念到失望，最后终于绝望了。

暑期，我在家里休假。有一天，有十几个女学生来看我，其中竟然有黄蓉芳。半年杳无音信，今天突然出现在眼前，使我又惊又喜，像是在梦中一样恍惚。我俩只有瞬间的四目相对，她毫无表情，没有说一句话。在女孩子们一阵叽叽喳喳之后，她随着她们告别走了。我却有点魂不守舍。姐姐笑着问我：“你是怎么了？来了一群学生，就把你弄得神魂颠倒的！”我才知道自己的失态，被姐姐看出来了，那么那群学生是不是也会有所觉察呢？我心里很不安。我搪塞道：“没事，没事，你多疑了。”姐姐不以为然地笑笑，却也不便追问。

第二天早饭后，黄蓉芳来了，她大大方方地走进我的斗室，含情脉脉地笑着，把双手递给我，我双手握住，她顺势就跌入我的怀里了。我没有想到幸福来得这样出其不意地快，这是没有渐变的突变，是秋天接连着春天，是半年的相思已然酿成了爱情的甜酒……

时间消失了，空间也消失了，只有同呼吸共心律的我和她存在着，我们就是全世界！

这是草原女儿的豪爽嘉惠于我吧！我的思绪在飘飞……

学校刚聘来一位教师高晋卿，是兰州西北师院地理专修科的毕业生（西北师院从我们下一届开始迁往兰州，我们是城固最后一届的毕业生）。我们应该是先后同学，由于这种同学之谊，因此一见如故，十分投合。他教课很受同学欢迎。高晋卿清高，不通流俗，对学校那种强制性的不合理要求十分反感，拒绝参加升旗仪式，因而和乔允中产生了矛盾。

每天早晨的升旗仪式全体师生必须参加。教师要排成整齐的一字长蛇阵站在学生队列的前边，乔允中站在教师队前正中对着旗杆的位置上。升旗之后，乔允中登台作“精神训话”，讲国民党多么伟大，蒋委员长如何英明，傅（作义）长官德高望重，师生应该精诚团结报效党国等等，内容基本不变，天天重复。大概运用的是“水滴石穿”的法则吧！教师们都无可奈何地接受着这种精神虐待。高晋卿不肯忍受，拒绝参加。学校的独裁者乔允中如何能容忍这种目无“法纪”的自由散漫行径？他向高晋卿提出警告，遭到驳斥，于是就采取断然手段，解聘高晋卿。

我听到消息后非常气愤，立即到大办公室去找校长刘汉，我质问道：“为什么解聘高晋卿？他的课讲得很好，学生非常欢迎，学校有什么理由解聘一位好教师？”当时在场的教师很多，乔允中也在座。刘汉张口结舌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乔允中接口说：“他违背学校的规定，又不听劝告，我们不能把这样自由散漫的人留在学校。”我说：“学校的聘书是合同，在合同规定的有效期间内，任何一方无权随意撕毁。”他说：“不合格的教师，学校有权辞退。”我说：“衡量教师合格与否的唯一标准是教学的质量。你考查过他的教学吗？你发现他的教学中有错误吗？你不能毫无根据地下‘不合格’的结论。”他说：“教师要有师德。”我说：“不错。那么你可以指出高晋卿道德上有什么问题。”他说：“不参加升旗就是不爱国，不爱国的人咋能为人师表？”我说：“谁规定的不参加升旗就是不爱国？中国有多少人参加升旗，就拿归绥市来说，是参加升旗的人多，还是不参加升旗的人多？你敢说所有不参加升旗的人都不爱国吗？你敢把你的‘不参加升旗不爱国’论向全市广播吗？”

刘汉在一边抓耳挠腮，老师们都惊奇地瞪着眼看我们辩论。这在学校历史上是空前的，谁敢在乔允中面前说个“不”字？门上窗上学生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乔允中的大脸已经气得更加灰白了，他不愿意辩论继续下去，抛出一句：“学校的决定不能改变。”就向门外走。我追上一步说：“学校有规定：重大事件要通过校务会议审议。校务会议从来没开过一次，现在出了这样的问题，应该召开校务会议，让大家来讨论，你一个人的决定就作为学校的决定，这是哪家的章程？”乔允中已经走到门边，回过头来忿忿地说：“你管的事也太多了！”说完扬长而去。

一场争论毫无结果，我悻悻地回到宿舍，一群高年级学生涌了进来，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们可以采取行动挽留高老师，可以请愿、罢课。”有人说：“我们也这样想，不过乔允中向来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恐怕很难达到目的。”我说：“那就全看你们了，我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把学生们打发走了，就去看高晋卿。他正在收拾行李。我说：“你先别走，看看最后的结果再说。”他说：“乔允中这会儿留我，我也不干了。这种法西斯学校，我受够了！”我问：“那，到哪儿去？”他说：“先去住店。”我说：“现在交通又不畅通，一时也离不开归绥，住旅馆总不是长法。你先别动，我出去找人想想办法，等我的消息。”我深知此刻高晋卿是在气头上，有些冲动，说硬话罢了，他在归绥人地生疏，走投无路。我毕竟来得时间长一些，还有几个可以找的朋友，不能不为他奔走奔走。

我结识了一些文化界的朋友。因为我常写点文章在《奋斗日报》上发表，广播电台为我设置了一个特别节目“文学讲座”，每周一次，每次20分钟。归绥是一个缺乏文化人的城市，因此我也就算是文化界的一个人物了，交往了一些文化界的朋友。交往最密切的是孙国威（广播电台台长）和潘炳心（电台广播部主任），我首先想到的是他俩，不过考虑到广播电台范围小，人员不多，恐怕很难安插新人。我一下子想起靳仙洲来，就是在宁夏中途车上认识的那位朋友，他到陕坝后在奋斗中学任教，复员来归绥后被调任绥远省干部训练团任上校教育处长职务，我们也常有来往，他可能有权用人。于是我就到绥干团去找靳仙洲，向他介绍了高晋卿的情况，他很痛快，一口答应为高晋卿安排工作。就这样我把高晋卿送进了绥干团，担任少校教官职务。

第二天我到学校去，学校却在军队的包围控制下，我向守卫的士兵说明身份，卫兵告诉我：学校停课，不必进去。我想看看学生们的情况，就假托说要进去拿几本书。他们就让我进去了。我在学校里转了一圈儿，军队只在校外把守，不曾进入学校，教师都已离校，学生们倒是自由自在地散处在学校各处，不过气氛十分沉重，一些高年级学生看见了我，纷纷围拢来七嘴八舌地向我叙述他们昨天的行动。他们先是去找乔允中表示挽留高晋卿，要求学校收回成命。遭到了乔允中的严词拒绝和训斥。学生们强压怒火，准备夜间和乔允中算帐，打算用拳脚教训这个“暴君”。但是夜间他们找不到乔允中了。为了解气，他们把乔允中的被褥衣物扔进了大粪坑。不久军队就包围了学校，一个军官向他们宣布：不许离校，不许乱动，静侯上级处理。

我不便久留，拿了几本书就离开了学校。

下午黄蓉芳来了，告诉我军队没有撤，不过只限制男生出入，不管女生。每个星期天她都来，在我的斗室里度过一个温馨缠绵的假日，今天学校出了事，给我们增加了一次欢聚的机会。

这天夜里，一位姓宋的老师来找我，神色慌张地拉着我压低声音说：“我听到了一个消息，乔允中把你告到‘调统室’（中统特务机关）了，说你是赤化分子，学潮是你一手操纵鼓动起来的。你快走吧，设法离开归绥，越快越好。”他又说：“你大概还不知道乔允中是什么人，他是中统专员。”我问他：“你这消息是从哪儿听到的？”他迟疑了片刻，叹口气说：“唉，我是中统控制下不自由的人，要定期去接受审查。今天我去了，正好听见乔允中在隔壁房间里告你呢！”他表示不敢久留，怕被人发现，就匆匆告辞，临走时又一再叮嘱：“尽快离开，若叫中统特务抓起来，你受不了！”

真是晴天霹雳，一家人都被这惊人的消息震昏了，谁不知道特务机关是阎王殿，那不是可以讲理的地方。我们不知道乔允中那“中统专员”在特务机关中是何等角色，想必是比较重要的职业特务吧，难怪他飞扬跋扈呢，我真的是在太岁头上动土了！至于这位宋老师究竟是什么人，我也弄不清楚，他一向在学校表现得谨小慎微，寡言少语，和谁都是不近不远的，难为他肯冒险来给我送信儿，可见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

母亲已经吓得惊慌失措了，我和姐姐都强作镇静，一方面要宽慰母亲，一方面要冷静地考虑对策。离开归绥谈何容易，既然乔允中已经把我告了，恐怕我已在特务监视之下走不脱了，何况东去的火车不通，西去两三天也走不出绥远的辖区。姐姐说：“你必须先沉住气，不能轻举妄动，你一动，反而好像做贼心虚，引起特务的注意，他们就会先下手。目下的情况恐怕是一动不如一静。你毕竟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影响，也许特务机关不至于贸然行动，要调查调查的。”我很同意姐姐的看法，不过这“沉住气”很难，我已是心慌意乱六神无主了！

就在我忧心忡忡彷徨无计的时候，第三天，忽然接到一封意想不到的电报，是《奋斗日报》社社长阎又文从张家口拍来的，邀我去张家口报社任副刊编辑（傅作义的权力中心已由归绥东移到张家口了，报社也随之迁去）。这真是喜从天降，若有神助，我可以名正言顺地离开归绥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还是尽快离开为好。我想起了我还认识一位飞机场的干部，不妨找找他。看看能不能乘飞机。

认识飞机场那位朋友是春天的事。孙国威和潘炳心牵头组织了一个业余话剧团，演出《雷雨》。文化界的朋友们在一起经常喜欢议论的话题是如何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以改变绥远这种闭塞落后的状况。这次演出《雷雨》就是这种设想的一次尝试。他们要我写一篇评论以引起社会各界对演出的关注。我写了评论《一声春雷》，阐述了演出的重要意义，并对演员们的表演艺术作了肯定的评价。这篇文章刊登在《奋斗日报》的头版上，因而结识了所有的演员。演员是从全市各机关团体中选拔出来的，演鲁大海的演员就是飞机场的那位朋友。

在紧要关头我想到了他，就去飞机场找他。我拿电报给他看，问：“有没有搭乘飞机去张家口的机会？”他说：“巧得很，算你有运气，明天傅长官的专机飞张家口待命，没有乘客，你是唯一的一位。”

事情顺利得超乎想像，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满天的乌云都消散了。

傍晚黄蓉芳来了，告诉我军队解围了，学校贴出了布告开除了三个同学，把风潮压下去了。我很惋惜被开除的学生，都是品学兼优、在同学中很有威信的学生，却作了这次毫无意义的风潮的牺牲品！乔允中之流办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奴才，扼杀英才！

黄蓉芳知道我明日就要启程，恋恋不舍地依偎在我身旁，我留她住一宿，她没有拒绝。

虽是“春宵苦短”，却是情意绵长，胜似山盟海誓。我们相约明年她毕业后结婚。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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