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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没有退路
1939年春,我上高中二年级的第二学期。
《陕北日报》编辑部为了提高报纸的文化品位,在报纸上开辟了副刊园地,约请了各界人士参加编辑。首先邀请了《大公报》驻榆林记者杨令德编一个副刊,也约我编一个。我很高兴给了我这样好的一个锻炼机会,我知道有些作家就是从办报纸编副刊开始他们的文学生涯的。我把副刊定名为《北辰》,取意于《论语》上的“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表现了我当时不可一世的狂妄心态,因为听编辑部的人说:将有五六个副刊问世。我把自己编的副刊称作“北辰”,其他的副刊当然就是“众星”了。
榆林没有多少文化人,报社请不到更多的人来编副刊,编辑部只好自己编了一个。
我没有编辑经验,也没有人给我以指导,其实编辑的主要任务是组稿,如果组稿得法,是可以轻松地完成任务的。我编的刊物,应该是一个学生园地,有一条组稿的捷径,那就是去请三个中等学校的
上高中的前两年,我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学习以外的各种活动中了,我的学习受到了很大影响。凭考试前夕的临时抱佛脚,各门功课还能勉强及格,至于是否老师给了我“印象分”、“感情分”或“照顾分”,我就不清楚了。
到了第三学年,我真的恐慌起来了,只有一年的时间,面临着两大难关,一是毕业会考,一是大学入学考试。我深知自己学的那点儿糊弄人的知识比海绵还暄,是经不起挤压的。平常的期考年考,考查的知识范围小,而且都是刚学不久的东西,容易应付。未来的两大考试都是要考查三年总成绩的啊!最后这一年,既要学好当年的功课,还要补学前两年的旧课(对于我来说不是复习,而是补学),谈何容易?心里没有底儿,怎能不恐慌万状?那时候学校里对毕业班没有特殊的复习辅导的举措,校外也没有补习班、辅导班一类的设施,只能依靠自己了。
在各门功课中我学得最差的是《三角》。那是第一学年的课程,正是我狂热地投入各种宣传活动的时候,我几乎没有做过习题。教《三角》的老师是校长杨尔琮,也许是他对我的学习比较放心,也许是他有意照顾我,他没有检查过我的作业。《三角》里的公式特多,当时没有认真做过练习,时隔一年,早已忘得干干净净的了。我们所用的课本是《葛氏三角》的英文版本,补学起来就多了一层文字上的障碍,但我别无选择,必须硬着头皮啃这块硬骨头。经过两个多月的课余时间的拼搏,终于补学了一遍,觉得效果不错,于是对于补学别的功课就多了一点信心。如果说我还有什么优点的话,就是不会完全丧失信心,信心可能使我做出蠢事,却也能支持我去克服困难。尽管如此,心里的紧张程度没有稍减。连做梦也常常做没有复习好就要去参加考试的噩梦。
1940年我高中毕业。按惯例会考应在省城西安举行,这一次却临时决定分区举行,榆林是一个考点,由省教育厅统一出题派员来监考。大学入学考试以往是各校自行招生,这一年改为统一招生,西安设一考点。按公布的两种考试的时间相距不远。如果我们在榆林会考之后再起程赶赴西安,势必要耽误了大学统考。为此我们要求学校向教育厅反映;要么毕业考试提前举行,要么我们到西安去参加会考。但是教育厅驳回了我们的合理要求,坚持执行原计划,并强调时间并不冲突。教育厅的官僚们居然不会计算我们所需的旅程时间。我们心急如焚,却束手无策。
教育厅的督学来了,毕业会考如期在榆林举行。平日考试,我都是坦然去参加,这一次真是如临大敌,精神极度紧张,每堂考试交卷后都像做了一场梦,大部分的试题都忘掉了,更想不起来自己是怎样答的卷子,因此就无法判断其结果如何。
会考结束后,我和十多位准备升学的同学匆忙雇骡轿赴西安,去赶那不可能赶上的大学统一招生。
这次行动对我来说是一次盲目冒险。按我的家庭境况,没有供我上大学的经济力量。当年妈妈从郭黑手中收回房地契之后,立即把那点儿微薄的产业卖掉了。姐姐婚后我们就离开了郭家大院,搬到北街租房住。家里向无积蓄,只依靠姐夫的薪金度日。1936年姐姐师范毕业,当了小学教师,家庭收入有所增加。但仅仅一年的时间,抗战就开始了,随即通货膨胀,物价不断上涨,工薪收入者只能勉强维持而已,哪儿有力量供给一个大学生?我只有考上公费大学才能圆大学梦。然而赶上统考的可能性就很小,公费大学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了。不过我不甘心囿于闭塞的榆林,我认为外边是广阔的天地,事在人为,机会总是有的。就是抱着这种幻想决定出去闯荡。
妈妈和姐姐盼望我成才心切,没有阻拦,尽力为我凑足了赴西安的单程旅费。这就注定了我没有退路。虽然前途一片茫然,我却是乐观奋发地离开了亲人,离开了我的出生地榆林。
©郭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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