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自虚度的青春第8篇 接上回：和隔壁班的江南妹聊啊聊的聊到六·四(组图慎入)

　　上回聊到枫听我说完在六·四那天的早晨亲眼目睹过的奇形怪状的尸体的话题，听得满脸血脉喷张，却还问有没有其他样子的，见她那似水柔情般的江南风仅是吹拂在粉若桃花的脸皮上，而骨子里够狠，我于是决定切换话题，跟她聊起1989年5月15日下午亲身参与过的一桩事来──
　　
　　那天下午，天安门广场西，人民大会堂南，纷纷传递着戈尔巴乔夫车队要过来的消息，市民与学生不断地向大会堂南门集结，与阻挡在门前东侧的卫戍区士兵交汇，对冲成两堵面对面的人墙。我上身穿了件比西装还笔挺的无领式灰色学生服，下身是微喇叭裤脚的细腿牛仔裤，足蹬青年式皮鞋，鞋跟儿还钉了块儿硬胶皮，带着好不容易才买到手的东方135单反相机，在两堵人墙之间不足一米宽的过道上来回拍照片玩儿。
　　当时，离月月鸟传令京城戒严还差四天，大军未进京，秀才遇见兵，比兵还要横，于是，在学生与士兵之间的我抬手指向一个兵，让他把当官儿的叫来。
　　当官儿的来了，肩上顶的是上尉军衔儿，看我那一身行头，似便衣，似国安，似台胞，似华侨，总之是比较“特”的装束，不明就里不敢造次，甚或还有点不知所措。
　　我对尉官说，你应该立即指挥部下唱歌，吸引学生市民跟你们拉歌对唱，形成一种生动活泼的互动局面，同时也能释放一下人家戈同志待会儿来跟咱总书记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时可能遭到冲击的风险。
　　尉官一听，服了，顿时冲我点头、立正、敬礼、礼毕、转身、挥手、高吼：一二三～～唱！
　　“走向打靶场，高唱打靶歌，豪情壮志镇山河……”本来就是专为卫戍部队写的这首歌曲，被眼下这些兵们缺五音少六律砌了喀擦无伴奏地一通干嚎，倍儿来劲儿。
　　果然收效快，群众接着就“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地唱起当时热播过的电视剧《便衣警察》主题歌来，唱得参差不齐，但还算缠绵，头两首还没对唱完呢，两堵人墙就矮下去大半截儿，学生和士兵都原地坐了下来，市民则站在路旁人行道上看热闹。
　　“老天哪！那不等于是那天下午你帮了政府一忙么，你好牛逼哎，”枫听到这儿，仰脸儿插了这么一句，似欲开始对我动手动脚。
　　
　　“他们坐下来之后，我就更显得牛逼了，”我给枫解释，因为我还是站在过道上啊，就显得高大了许多，可牛逼又有什么用呢，碰到一傻逼内阁，你说我都给丫亲自示范了对歌方略，就等于是告诉丫把紧张的情势搞成个跟对歌似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好让那些所谓的幕后各方势力没辙儿吧，可是念个稿还时而冒几大白字儿出来的他吧，就是领会不了，更谈不上举一反三了，比方说动员中顾委所有老头，哪怕坐轮椅呢，全都特么上街参加游行，高呼打倒官倒啊，或者比方说组织十万街道居委会大妈，进天安门广场献舞啊什么的。就算以上都不会，至少在四天后的19日中午，在大会堂跟几个年纪轻轻的高自联学生代表对话时，能轻松幽默点儿成吗，您瞧丫跟阿希阿丹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吧还急了，就放出一通令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逻辑混乱的怪话儿：“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今天在这个场合就是不讲，我会在适当的时候讲，而且现在我已经差不多讲了我的观点。”其实丫自己清楚当晚就要宣布戒严了，活脱脱就一想说不敢全说，又憋不住要说的那么一种熊孩子的心理罢了。
　　枫说她最爱听我神侃，说她们老家的男生说起话来文质彬彬，嗓细舌平，不带这么贫的。上集说过她属于快骚型，貌似江南温婉，却时常作出女汉子型的举动，在蚊帐里听得一时性起时，可以将人的肩膀抓出一道道的痕迹，可以将人的腮帮子朝两侧扯成天篷元帅悟能的形状，在冷清的冬天的季节里，女汉子型的举动不啻是营造温馨的艺术造型。
　　话头再回到15日这天下午，过了会儿，有人喊：戈尔巴乔夫的车队过来啦！我扭头，一辆也没看见，再扭回头，看见眼前坐着的人堆里有几个学生挥手，说用俄语呼喊民主万岁给老戈听听，问我会不会。我说做学龄前儿童时看过列宁在十月，还看过列宁在一九一八，里面喊万岁好像是“乌拉”。
　　这时，从人民英雄纪念碑那边的高自联派来一个基层小干部，他拿了个扬声器挤到我面前，说是清华的，学过俄语，万岁不能说成乌拉，不正宗。
　　我就被这突如其来的工科男式的较真儿弄得有点儿扫兴，就问丫那万岁怎么说，丫说丫想不起来了。少顷，丫说想起民主怎么说了，“睫毛可拉细呀(демократия)”。
　　“乌拉──街茅可拉稀呀！”我教了也就两遍吧，在场的市民和学生就一阵清风地喊了起来……
　　学生笑，市民笑，兵不笑……
　　
　　
　　天越来越凉，我和枫很少在校外小马路上散步了。在校内我们不得不自律，因为早就看出来宿舍管理员总务大妈特事儿逼，出去玩儿我们都分开回来，然而这一次聊忘了，一起回到校门口的时候，被总务大妈连瞧带瞄了半分钟。大妈那双眼从平时一向温和的扁豆状一下子就转型成了一双绣花鞋里女特务才有的凌厉的菱翘形，死盯着人看，看得我心里发毛。到后来，每次和枫在房间里单聊，甭管聊到多晚，总务大妈干脆就坐在值班室里熬加班，直到看见枫离开，还得推开值班室的门，跟出几步审视枫的背影半晌儿，才安心回屋关灯睡觉。
　　总务大妈从此再也不搭理我，每次看见我，眼神儿里都会飘溢出不屑的光丝，一直飘到我结业。
　　结业时已是旧岁将除的冬天，我听到值班室里传出喜气洋洋的欢笑声，走过门口被人拉了进去，见办公桌上放满了喜糖，就问是不是总务大妈新婚或者再婚了，人家说都不是，是总务大妈入党了。
　　总务大妈在血与火的洗礼这半年里经过组织上的考验入了党，心情爽，重新搭理我，指着枫的背影话里话外都是风凉。大妈那事儿逼样儿令我感到好笑，人家枫表现好，人缘好，大学毕业前就入了党，从年龄上看不比你总务大妈至少先进性了三十岁么。
　　在汤汤流淌的音乐剧间奏曲的乐音中，我和枫温馨地度过了八十年代最后也最寒冷的年关。过了年不久有一天我兴致勃勃地把她带回宿舍，告诉她我可能要摊上在上一集开篇里提到的那个第二件事，可能很快就要出国了。我以为她听了就会兴奋得跳起来抓肩膀扯腮帮子呢，尽管她是为了以后评职称升讲师而不是为了出国才来北京参加英语培训班的，可是那个时候哪个女孩儿抵挡得了走出国门的诱惑呢，自己出不去也得想方设法嫁出去，即便为此和现任男友吹灯拔蜡，和现任配偶解除婚约呢。
　　
　　然而她的表现完全彻底出乎我的意料，一串儿泪珠从她眼角里夺眶而出，止都止不住。无论我怎么追问，她再也不回答我一句。我于是恼了起来，非常不留情面地批评她性格不爽快，有话不直说，当把她批评得快要体无完肤时，她就披上红色的外套，系上白色的围脖，要求我送她回她的宿舍，第二天将一封笔迹秀气的纸信投进我班信箱里，在纸信上写她有委屈……其实以往每一次我们闹过小矛盾之后，她都这么写信给我，都会于信的开头以敬语称我为“XD足下”，于信中阐述心脏弱的问题，于信尾落款自谦“枫敬上”，显示出颇高的情商。
　　
　　进入寒假，她要回家过春节了。我送她去北京站，拿她的车票买了站台票，顺手将她的车票塞进我的裤兜里，直到列车鸣笛，徐徐开动，她眼睛湿润，腮帮潮红，一手扶着车窗窗棱，一手挥起跟我道别。列车驶离站台越来越快，我放下右手无意伸进裤兜，触摸到了硬硬的火车票。
　　我即刻抬腿飞奔，沿站台追车，追到站台即将消失的地方，才逼近了车尾，伸直胳膊将车票拼命往上递，车尾栏杆内一个手持小旗的守车员伸直胳膊拼命朝下接。
　　枫说一回到家就会给我写信，可是我一封信也没有等到。我没有枫的电话和通信地址，只能等到寒假结束后，天天在校食堂门口守株待马，她属马。守了半个月，终于在食堂对面宿舍楼中间一个被封死的门洞处堵到这匹外表挂满温润内心充溢刚强的母马。
　　
　　她低着头，只是反复地说天会变，人也会变，不再给其它任何解释。
　　提到车票的事的时候，她才微微抬起头笑了一下，说在火车上跟相邻座位上的几个人正聊得热络，一个手持小旗戴袖标的走到她座前，问她车票在哪儿，她还莫名其妙地回答当然在自己身上啊。这是她留给我的最后一个笑容。此后，她就干净利索地从我的生活中脱离了，原本相约一起同月庆生的计划泡了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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