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首位华裔市长、医学博士黄锦波在广东药学院演讲，举例说明很多中国人有教育没教养。黄市长道理说得没错，但举例里，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之处甚多，归纳如下：

1，他甫一上讲台即说：“很多清华、北大的毕业生为什么找不到工作？因为他们态度不好。”

应该改成某些，或很少，才能以理服人。怎能会是很多呢？就算清华北大在全球排名有往后位移的趋势，中国的高等教育也不至于失败到数一数二名牌大学毕业生很多找不到工作的地步嘛。

2，他说，在美国，凌晨两三点红绿灯处，几乎90％的美国民众都会自觉地停下车来等红灯。然而在中国，情况则相反，下午两三点，看到红灯照样冲。
 
搞不明白他说的是行人，还是车？如是车，就算在中国凌晨两三点红绿灯处，也不会有超过一半的车闯红灯吧？兴许闯红灯的也就是10%左右呢。另外，难道在中国下午两三点，车看到红灯照样冲吗？他恐怕又改口在说人吧？如是行人，那么在美国在加拿大，凌晨两三点的红绿灯处，恐怕90％的民众会闯红灯吧。看看温哥华，大白天没有车的时候，有多少本地行人守规矩不闯红灯吧。

3，他说他有个朋友从中国携巨资到美国做生意，虽刚开张需要客源，但老板宁愿用专机从韩日接送客人，也不愿做中国人的生意。原来韩日客人离开后，1名员工1小时收拾完6间房，而中国客人离开后，2名员工1小时只能收拾3个房间，并且客房的牙刷、毛巾之类的用品也被“洗劫一空”。

什么客源要用专机接送？除中国旅游业界新马泰流水线批处理方式，还真没听说过美国与韩日之间有专机接送游客。1人10分钟收拾好韩日客房，换上中国客人则需要40分钟，这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将客房所有家私搬出去再搬回来也不需要40分钟吧？演讲者或者撰稿的记者把韩日游客等同混为一谈，说明他对韩日游客外在表现方面的质素与习俗上的差别一无所知，在想当然地闭门造车。

还有，美国的旅馆还能有提供牙刷这等服务理念？闻所未闻也。就算提供牙刷，不能拿走吗？还要洗巴洗巴留给下一位入住客接着用吗？哈哈哈哈。

黄市长的演讲，加上记者笔杆子的Copy & Paste，成了这个样子。为什么有太多的国人记者笔杆子，写文章填数报数时，都流于这般浮躁，夸张，凑数，不求甚解的写作风格呢？又不是在戏说写相声编小品，怎么就不能踏踏实实扎扎实实一些呢？难怪连你政府的很多统计数据都缺乏社会公信力，难怪除了日本还有美国加拿大在内很多国家学者非要乐衷于跟你较劲南京大屠杀的具体死难人数。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2月23日的东京审判为什么认定是14万？日本右翼分子历年历次否定南京大屠杀的集会，最喜欢在３０万人数与否的数据或证据问题上作纠缠。在中国人看来，是否３０万人并非太计较，重要的是大量屠杀就必须认罪道歉。而在日本人看来，哪怕比３０万少杀了一人，也不承认３０万的结论，反而说你夸大事实。这当然令人可恶，令人可恶之余，我们不妨反思一下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日本对于战争罪行结论以生意人讨价还价方式耍赖的做法，为何在国际社会上引不起反感和公愤？问题出在了哪里？

南京大屠杀属二战范围、国际审判在处理此问题上重视的是数据精确、并据此作为国际裁判定罪证据。为此，各国在二战前后都设有国家统计机构进行调查。以色列收集纳粹屠杀犹太人身分档案做得极细，花巨资把死难者按人名一个个找出来刻到墙上，九年前还曾斥资八百万美元，将所收集确认的三百万纳粹屠杀死难者犹太人身分档案全部输入电脑数据库，张网供全球查阅。波兰纳粹集中营遗址里，会看到名册上有精确到个位数字的统计，包括：姓名、族裔、死亡原因。就连广岛和长崎原爆，事后亦被日本政府作出广岛二十万和长崎八万遇难者详细个人身分材料，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职业等数据，其中还包括许多在原爆场现场死难的中国和其他国家留日人员。在南京被称作中国哭墙的地方，据说只孤零零写着一个数字：300，000。民国政府当时没有系统细致地做这项统计调查工作，以至至今在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上众说纷纭：例如《拉贝日记》里说当时南京人口才20万之说，例如一说以原爆之杀伤力广岛长崎死难者不过２０几万，何以仅用大刀机枪在短期内屠杀至３０万？甚至有敌意势力反讥中国拿不出大跃进、文革以至那个什么政治风波的确切非自然死亡人数。

是中国人喜欢不求甚解报个整数就拉倒的宣传习惯？还是自古以来沉醉于白发三千丈飞流直下三千尺式的浪漫主义数学表现方式？使我们面对国际社会那种拿不出确切证据说话即理亏的矫情逻辑而感受不到理直气壮的一呼百应？本来，数学是我国人强项，但我们民族性里有漠视精确的习性。美国公理会传教士Arthur H. Smith在华生活近五十年，对中国较有感情，最早建议美国政府退还中国庚子赔款并获美国国会通过。他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亦为鲁迅、潘光旦等学人称道。他在其代表作《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称：“不幸的是中国人的教育缺少化学分子式的学习，而化学分子式是绝对需要精密的准确性的。中国人是有能力在一切事物中学会精确的，正如其他民族也曾经学过一样。因为他们的巨大耐心是与生俱来的。但我们要说，目前这个民族的每个个体不具备精确这个素质，并且不懂什么是精确。…我们在研究中国的历史记录时，必须多留一些余地、中国的数目和数量从来就有不精确的毛病，很容易就让我们上当。”

在为形容说明问题而报数方面，出于诗意，情绪或义愤即使数据说得不精确，作为中国人能理解。但国际社会要看的是“历史记录”，对于本来精于计算的人，偏说出漠视精确的言论，他们当然会感觉“很容易就让我们上当”了。

行了，我看话题越扯越沉重，就先扯到这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