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 温 纪 实  
   
   

    折腾了近半年的签证，终于有结果了。
    于是立马去买了飞往温哥华的机票。由于是旺季，机票不打折，我和老伴的往返票也不例外竟花去了２．８万元！想到小女儿在加拿大临产期愈来愈近，也就不顾这些了。
    于是立马买了两个大箱，将平日里念叨要给女儿带去东西一股脑儿往里装。箱子很大，赶紧给女儿打电话，看还需要什么，我们再去买......。
    我们是８月１７日中午１２点半的飞机，按路程测算我们要在当天早晨６点半就得启程。大女儿为了赶在这一天送我们，她出差湖南株洲办完事的当晚就买了张回程票返回，由于没买到卧铺票晚上就地铺张报纸躺着，早晨一到家又赶紧去银行为我们换外币，到她公司去取电子机票......。唉，为了我们的出国，也真是够难为她的——幸好她赶得及时，机场方面通知她起飞时间推迟两个小时，我们也松了口气，明天不必那么匆忙了。
    第二天上午9点我们准时动身，离飞机起飞还有5个小时，按理说是比较充裕的。但到了蛇口机场专用码头，检查人员得知我们所要托运的箱子都是28公斤左右（均没超过30公斤），就很严肃地对我们说加拿大航空规定托运行李不能超过23公斤，否则发现了要给予很重的罚款。“哎，我们在网上都查了允许每件可不超过32公斤呀，怎么......”我们赶紧申辩。
   “那是老规矩了，现在有新规定。”听检查员这么一说，为了不被罚款，女婿赶紧张罗再买一个包，我们则赶忙把几个大箱子都打开，边捡出东西边称重。这一意外禁令，使我们有点手忙脚乱——女婿在机场商场花高价买了一个蛇皮袋，我则把原来装得很有条理衣物弄得一塌糊涂！在蛇口码头我们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才登上了轮船。心想还有三个小时，时间仍还是充裕的。等到了对岸的海天码头，我们却迎来一连串更为紧张的奔忙。
    首先，一下船竟想不到厅里挤满了人，都是等候办理登机手续的，而我们的行李还没取出呢，我叫老伴在取行李处等候，我先去打探一下往温哥华的在哪儿排队，结果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也许香港人听不懂我的话），面对满目的外文提示，仅识的几个外语字母的我全抓瞎了。问不出结果只好返回先取行李吧，我想。
    老伴一见我就问我怎么去这么久，刚才有人来要我们的护照呢。护照可是出门在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身家性命。“你把护照给人家啦？”我急切地问道。“我哪那么傻。”老伴说，“我也晓得护照很重要，但又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就跟他说护照在我先生那里，请等我先生回来，他就走了。”好险！我松了一口气。
    说话间，我们的行李已经出来了。机场工作人员见我们有四个箱子，就帮我们找来一辆行李车装上正要推出，只见两个佩带机场工作人员标记的人匆匆来到我们面前，老伴悄声对我说先前要我拿身份证的就是这个男的。另一个带眼镜的女工作人员急切地问我们，你俩是不是去温哥华的？我们齐声说是呀，她说马上就要关闸了，你们赶快办手续。我们赶紧把她要的护照和机票递给她验证后，她把已写替我们办好的登机牌交给我们，叮嘱我们说我们要抓紧时间去候机室，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这一下，我们又一次慌了手脚，也来不及问飞机是否推迟两小时的问题就匆匆去出口外排队了。而行李车也不用我们推了，立刻有机场行李员把它推走了。
    满以为排队乘上机场大巴就到候机室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提示牌提示：我们要去的登机口是47#闸口。七找八找也找不到47#闸口，真是急死人了，我冷静了一下，再仔细看了指示牌，原来从大巴下来后还要乘机场的地铁。
    于是又要排队转乘地铁，我们心里那个急呀，窜出一连串的无名火，先是生气机场方面怎么没个准星呢，说是推迟两小时，怎么又不延时了呢？后是自责干嘛非要挨到9点整动身呢，其实完全可以早一点儿出发的。唉，出师不利哟。
    终于到达47#候机闸口了，已经有许多人坐在那里等候，但验票处并没有人排队。我发现提示牌的正点起飞时间下方还有排小字“预计下午2点”，原来飞机还是延时了嘛，大概海天码头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这事闹的，让我们虚惊了一场。我仍不放心，在闸口处又特意问了下验票人员，她回答也是二点起飞，但她又说很快就要验票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时间还是充裕的。肚子也饿了，为了庆幸没有遇到麻烦，机场商店那30港币一碗的面条，我们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就掏腰包了，如今我们有好心情，值！
     终于登上了飞往温哥华的飞机啦。空嫂（因为看起来年纪都有四、五十岁了，确实不配称其为空姐）满面笑容引领我们到自己的座位上。一看前面有人请求空嫂帮助拍照，我们也兴致勃勃找出相机请她也给我们拍几张。之前的一场惊吓，全都烟消云散了。
     终于有功夫坐下来，细数这半年多来为办签证所遇到的波折，我俩真是感慨万端：办护照老伴的籍贯被公安局搞错了；办亲属关系公证时公证处又把女儿的出生年月搞错了；办资产证明书时银行把8万元写成了8千元等等，总之磕磕碰碰少说也有六、七回返工。下一步到温哥华海关还会遇到什么麻烦呢？为了给女儿月子里滋补,我们在箱子里装了好几袋桂圆、香菇、木耳，听说海关有警犬会嗅出气味，在装箱时我们用塑料袋包了一层又一层，但万一查出来我们就白忙了，还有在温哥华海关万一只被签证三个月，那照料女儿坐月子的时间都不够呢......。说着说着我俩坐在机舱里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发愁，这个出国呀，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题。
     没过一会儿，餐车来了，有面条和点心，一个个包扎得都很小巧，但味道都不错。我试着要一瓶葡萄酒，空嫂一下掏出两瓶递给我们，大概她认为我和老伴应该一人一瓶,却使我感到意外的惊喜。而且在她下一趟过来时我要了一听啤酒后，她竟又拿出两支白酒问我还要不要。没想到加拿大的飞机餐饮供应是如此的慷慨！这次我真不好意思再要了。就这样，整个航程供应了四次饮食，早知道飞机上有如此丰盛的食品免费供应，我们就不会去机场商店吃那昂贵的面条了。眼看快到温哥华了，我们把吃不完的食物都装进包里，这时一个会说中文的空嫂指着我们正要往包里装的苹果对我们说，海关规定像苹果之类的鲜果品是不让进关的，听她这么一说，我们索性就把它们放在肚子里，已经饱胀的肚子这下更胀得难受了。
    说话间飞机已开始向下降落了，骤然从一万多米的高空往下降，两耳的感觉确实不好受，耳膜好象要撑破，我赶紧把嘴张得大大的，屏住呼吸，资料上说这样会好过一些，但我仍感觉两耳胀得难受，好在难受的时间不是很长，一会儿就看见地面的景物了。机外是阳光明媚，海水特别的蓝！在乘机前女儿和一些曾有过国际航空经历的人都说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会相当难受的，两只脚都会坐肿。而我们讲讲话，吃吃东西，特别是我喝了几次酒后还在座位上打了个长盹，这会儿倒来精神了，我连海面上几艘游艇在游弋都看得清楚。整个机舱一片寂静，大家都在等待飞机的降落，有人说乘飞机最危险的时候就是起飞和降落，也许有许多和我一样对飞行知识似懂非懂的人，这会儿都有一种莫名的恐惧，祈祷飞机能平安落地。终于隐约地听见“砰”的一声，身子也感受到震了一下，飞机着地了，机上的乘客都雀跃起来，纷纷站起来收拾行李，温哥华终于到了！
   我们随着人群来到了海关检查大厅，飞机一架接一架的降落，候检的乘客挤满了大厅，“回”字形的队伍转了很多圈。我发现乘客们手上都拿了一张填好的表，凑过去一看这表在飞机上空嫂也曾问过我们要不要，当时以为是类似国内的旅行社的广告，接过来一张就塞进包里，原来这就是女儿事前在E-mail里说的《海关申报表》！但我们在飞机上只顾高兴说话去了，根本就没想到要在机上填表，这下又要抓瞎了。好在队伍排得很长，我赶紧把表和笔找出来，但怎么填呢？全是外文。身后是两个华人模样的年轻人，我冒昧地问了声“你们是华人吗？”他们点头“我们是香港人。”生硬的普通话让我们兴奋起来，连忙请教他们这表如何填。在他们的指点下我刚把我和老伴的姓名填好，眼看就到了交表的检查员跟前了，老外的办事效率确实是高，那么长的队伍，短短的十几分钟就消化掉了。怎么办？年轻人安慰我们不要着急，海关有中文翻译人员会提供帮助的。果然轮到我俩交表时，检查官看我们的表上几乎什么都没填，又看了我们的手势马上明白了，她用手一指，告诉我们直接进去里面有人接待。
    果然，里面一个女的走过来用很标准的普通话问我们有没有带武器？有没有带水果、蔬菜？带的加币有没有超过一万元？问的很快，纯粹是例行公事。由于在国内我们对相关知识有所了解，所以我们的回答也相当流利，连说了几个“没有”之后，她就指着在她身后的两位检查官“你们把护照交给她们”，我赶紧把护照递上去，一个女检查官翻了翻护照，嘴上与其同事还说着什么，拿起章子“啪”的一下就盖了，紧接着老伴递上护照时查验时间更短，径直就往上盖章了。我正要问翻译官盖的是什么意思？那知她连连催我们“可以了，你们可以走了！”
     原先想象的海关审查就这么结束了？！从排队到交表前后也就二十来分钟，我们都有点不相信事情进展会如此迅速。
     一出检验口我们就赶紧去取行李。行李大厅乘客们的行李在托辊运输机上转着，等了好一会儿怎么不见我们的行李出来呢？转过来的行李又转了一圈还是没有。旁边有一个黑人推着一辆行李车走过来，我用手比划着“我们的行李咋还不出来呢？”但他不懂我们问的意思，见我们很着急的样子他突然冒出句“Japanese?”幸亏我到过日本，对“日本”这个英文单词还是比较熟悉的，我马上反映过来“No,I Chinese。”只见他微笑着用手一指，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们才发现大厅里有三条行李运输机，刚从中国来的乘客行李在最边上的那台运输机上，都怪我们刚才没仔细看提示牌子。我们也不好意思朝老外笑了笑表示感谢，就赶紧奔往那台运输机，远远地一眼就认出女婿在码头买的那个蓝格子蛇皮袋——幸亏在过磅前花十元钱捆了四道，袋子四边已被扔裂了。紧接着另三个箱子也一一找出，一个黑人推辆行李车过来，老伴以为他要帮我们运出去，但他并没有立即装，朝我们做了个手势“money！”哦，原来是要付钱的，我赶紧对他摇摇头，旁边就有一辆空着的行李车，我就把它推了过来。
     咦，怎不见海关人员检查行李呢？只见取完行李的乘客，都是推着行李车朝外走，我们也赶紧顺着人群朝外走。原先在国内担心的诸多检查这会儿全是多余的担心了。
     马上就要见到女儿了，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告诉她刚才一系列的顺利。在出口处接机的人相当多，还有许多人打着牌子来接人。我和老伴一边走一边盯着人群看，直到完全走过接机的人群，就是没见小女儿那熟悉的面孔。是不是刚才因为人太多，眼睛看花了？我让老伴在一旁等着，自己返回到出口处再看一遍。接机的人群已不多了，一个个相貌应该是看得很清楚的，再说女儿也不会那么笨吧，我来回走两趟都认不出来？但我还是不放心，是不是因为挺着个大肚子，没敢往前站？不知咋办的我，竟朝着人群连喊了几声小女儿的名字，弄得好些人都奇怪地望着我，他们不清楚我在喊什么，而我这时真有些着急了。
     在我们出发前的一个星期，女儿几乎天天打来电话，一再问准了我们乘坐的航班，飞机推迟起飞的情况我们也及时告诉了她。何况在我们起飞后的十多个小时里，大女儿也会把我们已经上了飞机的情况告诉妹妹。女儿到机场来接我们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怎么不见她的人影呢？该不是路上出了什么事吧？还是怀孕的她今天身体突然有什么变化？......霎时间使我愈想愈不安起来。
     又等了一会儿仍不见女儿的踪影。我和老伴商量赶紧打个电话吧。
     说起打电话，也还亏我前日在与女儿通话时多问了一句，我说“我也不知道温哥华机场有多大，万一在机场我们没碰上头怎么办？”我怕女儿笑话我过于担心，又特别强调“我说的是万一”，女儿在电话那头想了一下，告诉了我她的一个同学的电话号码，说这位同学会立刻找到她。就在通话的第二天，女儿还特意买了一个手机卡，并又在电话里把新卡的号码告诉了我。
     女儿这样做也都是为了防那个“万一”。那曾想，“万一”果然来了。
     目前只有打电话一条路了。大厅右侧就有几台公用电话，要塞硬币才能打。
     可是我们带的都是一百元的大额加币呢。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只有到商店买点东西才能换成零钞票。于是赶紧在机场的商场用手比划着买了几个点心，找回来一把纸币和几个宝贵的硬币。
     公用电话“一”字形排开有四、五台，但等候打电话的人也很多，好不容易等到了，手上攥的大小硬币好几个，可我又不知要往里塞哪个好，旁边有个女孩，我想请教她，但忘了这是在国外，她听不懂我在说什么，茫然地望着我摇摇头。隔壁台子的那位中年妇女讲的好象是粤语，在她刚一放下电话，我就赶快请她帮忙，她也挺热心，粤味普通话教我分辨塞什么样的硬币，往什么地方塞，我照她所说塞进一个硬币，可是没有声音！她不信也掏出自己的一个硬币试一下，也是没有声音，怎么回事呢？她仔细观察了一下说可能硬币跑偏了，“这台机子有毛病，你还是到我刚才用过的那台去打吧。”倒霉，白白地被机子“吃”掉两个硬币！
     刚才塞进的那种硬币可是我唯一的一块呀，见我挺为难的，这位女士爽快地又掏出两个硬币递给我，“你拿去打吧！”“这怎么好呢，你给我换几个吧”我说着并拿出一张纸币。她说“不用客气啦，谁叫我们都是中国人呢！”接着她就匆匆走了。如今事情已过去很多天，我已完全不记得这位女士的模样，但她那句“谁叫我们都是中国人呢”倒让我记得很深。
    果然，换了一台电话机很快就打通了。女儿在电话那头听说我们已经在候机厅门口了很是惊讶，连连说“怎么这么快呀，现在什么也别说了，你们在门口等着不要动，我马上就到！”原来女儿每次入境，在机场海关都是要待上二个多小时，这一次她想也应该是这样，哪曾想我们竟会是如此顺畅！
    只十几分钟功夫女儿的车子就到了，原来她的住处离机场很近。女儿挺着大肚子一摇一幌走过来，她身体本来就瘦弱，怀孕八个多月了，丈夫在上海正为生意上 的事忙得不能脱身,只有自己照顾自己而且还要读书，相当的不容易。现在又 挺着大肚子开车来接我们,老伴瞧见了女儿是一阵高兴一阵心疼。见此情景,我想怎么也不能责怪女儿:倘若我们在海关同样要等上二个多小时，能忍心让女儿挺着个大肚子在机场干等吗？
     后来的事就不在此多说了，反正和女儿接上头什么问题都不在话下啦。回顾“飞温”这段航程，感慨万千。这正是：
    飞温几度急成疯，
    有惊无险各不同；
    不怨女儿接站迟，
    只缘过关太顺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