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尚须以利促商，还富于民—连载（四）

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说，中国外向型经济具有国内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国内消费需求的特点，这一特点的形成与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密切相关。中国的收入分配具有头重脚轻的特点，即财政税收占大头，企业利润持中，劳动者收入萎缩，在这样的分配格局下，国内生产的国内消费不了，只好向国外寻找投资出路。

从2001年至2007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14.43%，消费增长率为10.26%，投资增长率为18.07%，财政收入增长率为21.16%，以消费增长率为基数，则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高于消费增长率40%，投资增长率高于消费增长率76%，财政收入增长率高于消费增长率106%。

在全国人大会议中，有人大代表对94年分税制后国家税负过重挤压了劳工收入提出了质疑，有经济学家辩解说，税收增长速度过高，源于进出口双重收税，对国内生产、消费并无影响。在这里，经济学家欺负外行，唬弄了人大代表。根据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从2001年至2006年，关税占全国税收比率仅为4.23%，关税增长率仅为8.19%，中国税收过高，哪里是由什么关税造成的？

中国税收增长过高，由生产领域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负担过重引起，从2001至2006年，企业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占全国税收的36%与17%，前者增长率与总税收增长率大致同步，而企业所得税增长率为46%。

由于企业的税负过重，出于赢利的资本本性，企业向工人转移经营成本，诸如压低工资，无偿延长工时，一些企业主甚至蛮横拖欠拒发民工工资；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富裕，大量民工进城；在国有企业资本向私人老板转移的权钱交易过程中，大量国有中小企业工人下岗，再就业艰难，而工人们缺乏劳工法的保护，不具有向资本家讨价还价的集体力量，只能向资本、向企业屈服，由此，制度性压低了劳动成本，最后，在宏观上造成消费需求的萎缩。

近年来国内消费逐年萎缩，国内消费率由2001年的61%下降到2007年的50%。

由于中国经济总体和结构的特点是开放外向，规模上国内经济产能大于消费需求，结构上收入分配头重脚轻，在世界性经济危机来临之际，以为从总量上采取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就能填实出口退潮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巨大需求亏空，中国经济就能苦捱过关，关门大吉，那就“太天真了，sometimes naïve！”

根据2007年的经济规模和外贸规模的分析，中国外贸出超约2万亿人民币，国内产能超过需求部分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5%。假定2009年外贸需求下降幅度等于外贸出超部分，即2万亿人民币，假定政府通过扩大财政支出2万亿来弥补出口需求退潮形成的巨大亏空，倘若政府不改变财政、企业、劳工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假定政府将所有财政支出用于基本建设，因为由收入分配所决定的消费需求不变，则中国将从宏观上多出7．5%的只能用于生产消费的生产能力，这将使中国经济由总量性的生产过剩转化为结构性的生产过剩，势必出现重复建设，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半拉子工程等结构性经济危机现象；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曾反复出现过这类现象，被中国经济学家称之为两大部类非平衡发展，这样的决策错误，我们过去实在犯得嘴磨破了皮，手长满了茧，谁想再犯，就是不长脑子。

中国政府提出了扩大内需的十大措施，可重点仍放在基本建设上，企图用投资需求带动消费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可是，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不合理、不稳定的收入分配，由此导致了产能大于需求的经济规模和结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当国内产能大于需求时，过剩产能还能在国际市场寻找出路，钱多了花不出去，先存起来再说，美其名曰国际投资；可是，当前世界性经济危机，号称“金融海啸”，国际需求坍塌，在这种国际经济形势下，即使国内财大气粗的四万亿财政支出能创造出堪与“金融海啸”前的出口需求相媲美的国内投资需求，在消费萎缩的情况下，过剩的生产能力从哪儿去寻找消费市场？毕竟，煤炭虽可以烧水煮饭，水泥和钢材却是既不能吃，也不能穿的呀！

因此，我认为，扩大内需的四万亿财政支出，重点要放在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上，国家和地方财政要向企业让利，企业有投资的动力和创新的活力，国家财政收入才有保障，此所谓“以利促商”；国家和地方财政要向人民还债，国家欠人民的债太多，具体的就不说了，说多了人家不爱听，讨人嫌，此所谓“还富于民”。当然，政府若真要做这等好事就必须实行职能转换，将政府职能逐渐转化到提供公共产品，如教育卫生，环境保护、社会福利、失业救济等方面来。

2007年国家免除农业税（农业税占国家税收的3%），全面实施劳动合同法，显然有利于扩大消费。

在目前情况下，扩大内需的四万亿财政支出，用于投资需求和社会福利需求中相对合适的比例是什么？

根据2007年最终需求结构，扣除产能过剩部分，国内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占国内总需求的比例分别为46%与54%，因此，即使不考虑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就四万亿财政支出来说，其中至少54%，也就是说2万1千6百亿，应通过财政支出的合理安排，通过经济运行的连锁反应，落实到消费需求上。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结构性生产能力过剩的经济失衡经济危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