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曾屠杀四五万红军战俘

毕苏斯基与死亡集中营

历史总是总是环环相扣的，我们从波兰总统的坠机事件看到了卡廷森林的2万多死难者。1940年3，4月间这场大规模的屠杀，让我们看到了和斯大林及苏联红军的恶魔般的残暴。可是当我们翻开这一历史的前页，我们又看到了什么呢？1940年的20年前，也就是在1920-1921年间，4万5千名被俘的红军战士在波兰被处死的类似的命运，我们是否对生和死，罪与罚，善与恶有更深的感悟呢。。。。。。 

未完成的纪念碑 

波兰的领导人和媒体总是喋喋不休地提醒俄国对卡廷大屠杀所应负的道德责任。“卡廷”正是华沙对莫斯科施压所用的王牌，尤其是当俄波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候。 

此外，一些波兰政客孜孜不倦地宣称，卡廷和其他一些类似事件（在1939-1940年间迫使波兰人从波罗的海国家和原来的东波兰向乌拉尔山、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移民）是一种针对波兰人民的种族灭绝行为。这对于俄国的国际形象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多亏了波兰政治分析人士的支持，乌克兰也开始试图依样画葫芦，将目光聚焦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饥荒。但是，华沙并不想铭记那些在1919-1921年间死于波兰集中营的成千上万的俄军战俘。出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苏联也不想唤起对这场悲剧的记忆，至于波兰甚至连自我辩白都免去了，更别提什么道歉了。 

不过，在1951年，斯大林和后来的波兰领导人贝鲁特签署了一份文件，预计不晚于1953年在Tuchola（卢布林附近）——20世纪20年代最大的几个关押苏军战俘的集中营之一就坐落与此——树立一座纪念碑。为完成这项工程，活动于20世纪20年代的特别委员会的文献资料以及绥拉菲摩维支（他是一位亲历了这些事件的作家、历史学家、和记者）的文章被发掘出来。 

一份死者名单，附带着绥拉菲摩维支的社论，原定在1941年发表以纪念结束俄波战争的里加条约签订20周年。但是，到了1941年3月（20周年纪念日）他们已不可能完成这些，而是完全地考虑对波兰抗德斗争的支持。在四月，希特勒攻占了巴尔干半岛，二战打断了他们的工作。始建于1952年的Tuchola纪念碑则是在1953年3月7日就停工了，与斯大林的逝世只隔了两天。 

波兰：“从海到波澜壮阔的海” 

在协约国的政治经济援助下，毕苏斯基和波兰（它的独立已为俄国临时政府于1917年所承认）的领导人们对原波兰-立陶宛共同体的故土提出主权要求。也就是说，波兰向莫斯科提出了一条新的国界线，完全循着17世纪的旧貌，从斯摩棱斯克到基辅到维捷布斯克直到大卢基。 

波兰于1918年秋独立建政伊始就迫不及待地决定发表声明，索要立陶宛维尔纽斯地区、白俄罗斯和半个乌克兰。最后一个几乎在1920年秋成为现实。但是，一个波兰国家领导人梦寐以求的“从海到波澜壮阔的海”（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波兰并没有实现。 

华沙希望苏维埃俄国可以与毕苏茨基进行谈判，以防止可能出现的波兰--白卫军联盟。这个如意算盘在1919年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当时毕苏茨基拒绝了对南方战线上屡战屡败的邓尼金军队的支持。邓尼金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毕苏斯基从他们身上窃取了胜利果实。此外，毕苏斯基还把他的这一决定告知了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见《毕苏斯基：传说与真相》，华沙，1987）。 

但是，波兰在协约国和梵蒂冈支持下的向东扩张并没有就此打住。苏俄也并不打算改变其在东欧进行一场革命战争的意图（至少在新经济政策开始以前）。这就是1920年战争爆发的原因。 

根据列宁的传记（莫斯科，1977-1978），《列宁：战争信件》分册（莫斯科，1956）和波兰的包括了社会主义时期出版物（例如A.Leivand，Polska Partia Sotsialistytszna vobets voiny polsko-radzietskiej，1919-1921. - 华沙，1964）在内的史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领袖们计划在波兰实行快速苏维埃化并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在1920年7月，列宁要求“大力加强对波兰的施压”。 

那场战争的结果被载入史册。在1920年夏，国际联盟尝试进行调停，并给冲突双方以一条“种族边界”。这条边界被冠以划定它的英国政治家的名字：“寇松线”，它位于现在的白波、乌波边界以西。但是，红军在华沙战役中的完败让波兰人可以提出向东移动边界的要求。1921年3月18日缔结的里加条约让波兰获得了西白俄罗斯和四分之一个乌克兰。 

“消灭赤狗……” 

作为这场战争的牺牲品，在苏俄战俘和移民身上发生了什么呢？根据俄国历史学家I.Sukhov的数据，苏俄人民国防委员会报告了14万战场之外的失踪、伤病和死亡。而被关押的苏维埃俄国、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白俄罗斯公民的数目为66000，被拘留的数目则为50000。根据俄国和白俄罗斯1920年-1922年间的移民来源数据（包括俄罗斯第三军和白俄罗斯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报告），当时在波兰有超过73000名苏军战俘。 

问题初步暴露于1918年11月，时任波兰外交部长的L.Vasilevskiy针对莫斯科可能对波兰代表团进行的扣留（这决不可能发生！），正式警告莫斯科，华沙将对在波兰的俄国公民采取一定的措施。到了1919年春，几乎所有的苏俄大使馆被遣返人员，以Veselovsky为首，都在华沙被杀害（见“Tribune Communistichna”,1920年2月9日；1921年5月22日，莫斯科） 

以外交人民委员Manuylskiy为首的俄罗斯-乌克兰代表团试图寻找在1921-1923年间被关押的战俘和被关押者的命运，代表团的最终正式报告指明“波兰政府把他们当作奴隶一样看待……在一些集中营里，被关押者在死亡威胁下被强迫搬运他们自己的粪便而不是马粪，刑罚……是北非式的严酷。因为波兰代表团的破坏，谈判毫无进展”（见，例如苏俄人民外交委员会全权外交代表1922年8月10日在华沙的调查） 

《真理报》和《消息报》的华沙前线特别通讯员亚历山大·绥拉菲摩维支也报道了对红军战俘所施加的灭绝人性的刑罚：“对俄国战俘的酷刑和侮辱令施暴的波军士兵都感到不寒而栗，但是，军官们异口同声‘消灭赤狗！消灭俄国侵略者！’。俄国统帅部试图让华沙人道对待战俘和当地居民，未果。我国尝试向国际联盟和波兰的邻国呼吁以改善境况，未果---因为白色波兰的阻挠。” 

上述代表团在1922年下半年改组为一个特别委员会。但是，它的工作被托洛茨基、图哈切夫斯基和加马尔尼克领导的“进攻”华沙所妨碍。这些制订苏俄军令的领袖们对于遣返波兰战俘表现得兴趣索然。甚至普通的红军战士都知道这些，而那些后来成功逃到德国和立陶宛的士兵把这些说了出来。 

在红十字会、绥拉菲摩维支、共产国际和波兰共产党的协助下，这个委员会最终得以完成一份名单，仍被波兰关押、已被杀害抑或是在行动中失踪的官兵中有80%都赫然在列。他们曾计划将这份名单出版或者至少递交给波兰方面。但是，最终决定将其封存在苏维埃档案馆。 

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和弗拉基米尔·基里洛维奇，孀居的太后玛利亚·费多罗夫娜，邓尼金将军和安东尼大主教（后来的海外俄罗斯正教会头目）试图说服华沙至少能把死亡的战俘以东正教的方式文明埋葬。但是，他们的呼吁被华沙无视了。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先驱 

波兰司令部惨无人道的命令招致一些波兰军官的抗议。波军联合参谋部的一名少校I.Matushevsky在1922年2月报告毕苏斯基：“……图措拉集中营被囚犯称为死亡营，在那里有整整22000被杀害……” 

波兰、俄国、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史料证明存在着四个这样的营地。但是，奥斯维辛--马伊达内克--卡廷的先驱正是这最骇人听闻的两个死亡集中营：在Stashalkovo和Tuchola。 

根据最新的波兰、俄国、德国和立陶宛史学家研究，12-13万苏维埃战俘于1919-1921年间被关押在波兰，其中的65000到70000回到了俄国，超过6000人成为了白卫军（在波兰、德国、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国家），2000人成为波兰居民并加入国籍。所以，总共有超过45000人在死亡营里化作累累白骨。 

真相会被找到？ 

最后，给那些愿意自发地做一点研究并查阅记录大屠杀的文献的人们一些建议。关于“波兰卡廷”的实用数据可以在俄国和乌克兰的国防部中央档案馆找到。或许绥拉菲摩维支的个人档案馆也藏有这样的文献：他花费了很多时间在这项研究上。绥氏所有的著作和书信都已经被出版。1921-1923年，1950-1951年所做的调查的信息大概可以在波兰档案馆找到。 

在1994年，《选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基于毕苏斯基文件的文章声称，波兰司令部对军官们下令，不抓一个活的，要把那些在押的、受伤的等等统统杀掉。对此，波兰当局没有发表一点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