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过河卒》作者 戴习为

在美国，不管是读博士还是读本科，外国学生读“强化英语”时都在一块儿。在“强化英语”的第一节课上，Ｄ便认识了小P。同是几个稀稀落落从大陆中国出来的同学(1981年)，一下就熟识了。小P比Ｄ年轻。刚刚从中国的海军中复员。便被身为中国外交界大员的父母直接送到了美国。在美国接应他的是一位叫格兰尼其的老人。

老一辈的中国共产党人，截自1981年，大都两袖轻风，那年月，大洋两岸之间的“官倒”也还寥寥无几。不管小P父亲在中国官有多大，还鞭长莫及。这会儿，在美国，老外朋友或同志兴许能对学费等大项开销做出某些帮助或安排。但日常零用等，小Ｐ也得自立更生。周末，小P经常到离波士顿一个多小时车程，格兰尼其住在鳕鱼角的家里去“打工”，帮帮老人的忙，也挣点学费和零花钱。一回，一个挖树根的重活需要个帮手。小便要Ｄ便陪着他一块开车去了一次鳕鱼角，这也让Ｄ有机会认识了格兰尼其。

那会儿，格兰尼其已是一位９１岁的老人。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看着这两个小伙子在院子里卖力气。“吭吃，吭吃”地挖完了树根，老头大概还满意。问明白了Ｄ是个电脑工程师，就又颤颤微微地站起来，毫不客气地指挥Ｄ与小P修起了家中的自动锅炉（美国家中取暖和烧水的煤气锅炉大多是全自动的）。大概是控制系统出了点毛病。顺着老头的指点，Ｄ与P侧身爬进了装着锅炉的只有半人高的半地下室。Ｄ以前并未见识过美国的锅炉。什么原理也不大清楚。老头便搬了把椅子坐在外面。老头说一句，Ｄ动一下。看见了什么就告诉老头。两人一应一答，不一会，锅炉倒真修好了。从地下室爬出来，Ｄ还真佩服这个９１岁的老头，脑袋真是清楚，判断故障如此准确！修好了锅炉，老头也高兴了。告诉Ｄ：这所房子，当初他是如何亲手盖起来的。如果不是实在爬不进那么狭小的地方，这种活儿是烦不着别人动手的。看看这房子边上，挂满了工具的小“车间”（几乎每一个带小院的美国家庭，都会有这么一个小“车间”）Ｄ也不禁点头。可惜，长年无人使用，已是锈迹斑斑了。

累了一身汗，回波士顿的路上，小P看大家都顶高兴，便聊起了格兰尼其。聊着聊着，Ｄ这才有点明白了，这个老头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还颇有来历。

三十年代初，老头就到过中国上海。没多久，认识了来自新西兰也呆在上海的路易.爱黎等人。又认识了“国母”宋庆龄。通过宋庆龄，又很快结识了躲在上海亭子间里的中共党中央和周恩来等人。与这批共产党也交了朋友。从老头的话里看，他们这批人似乎和笫三国际没有什么关系。能和共产党交朋友，一来是感觉到在上海租界里他们身为白人官员所处的优越地位，和最下层那些衣衫褴褛的中国人之间的的反差太强烈了。二来或许是宋庆龄的影响，感到那时依然弱小的中国共产党人才是代表了中国理想的方向。他们把人与人之间应当平等，以及对中国穷人的同情，希望放在了中国共产党（其实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群年轻人）的身上。

他倒没细说，老头都帮共产党做了些什么。但有些事Ｄ还是听着新鲜。譬如，共产党中央对外联络的无线电台就设在路易.爱黎的宿社阁楼上。而路易的宿社就是上海租界的“工部局”。共产党的电台就设在洋大人的官府里（即使测向技术发现洋人官府设有电台，似乎也付合逻辑。共产党人实在是满聪明。）。看来，国民党的戴笠等人没有想到帝国主义的租界里还有这么一群并非共产党的“洋大人”在为这一小群“赤匪”玩命。

一九三六年，老头有个也在中国北平的美国记者朋友，非常想采访那群好不容易逃出国民党围追堆截，正在陕北喘气的“赤匪”倒底是群什么人。问他有什么路子帮忙。于是，老头就把他介绍给了宋庆龄。在宋庆龄的指点下，这个记者又历经了一番辛苦，终于找到了陕北的新保安。见到了毛泽东。这次采访报告，就是以后那本鼎鼎大名的书“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也译成“西行漫记”。这个记者就是成了毛泽东少有的几个老外朋友的爱得加.斯诺，１９７２年，替毛泽东带信给尼克松，请他访问中国的那一位斯诺先生。

格兰尼其，路易.爱黎，斯诺当然还有宋庆龄，他们的友谊大概保持了一生。在老头和Ｄ聊天的时候，斯诺己在瑞士去世了(毛泽东曾专门给他派了一个医疗队)。路易，一辈子单身的新西兰老头，从三十年代起就一直留在了中国。收养过许多中国的孤儿。也在陕北办过一所学校.写过许多没什么人读过的诗。老了，中国政府就把他养了起来。四十年代未，格兰尼奇人在美国。朝鲜战争一打，和中国的联系也就断了。直到文革后再次到中国，去看看他的老朋友。路易，宋庆龄和其他中国领导人都劝这个在美国并无太多亲人的老头就留在中国养老算了。不过，看起来像个独行侠的老头倒底还是回了美国。和一个也是单身的老太太住在一起。住在风景优美的鳕鱼角，有时也不得不发愁坏了的锅炉和树根。老头当然也怀念在中国的日子，他的书房里摆放着宋庆龄送他的清朝的瓷器。整天围着他转的陪他晒太阳的那条牧羊狗，名字就叫“路易”。老头应该有足够的人生传奇供自己回忆。

有了这次的经验，老头住在鳕鱼角的其它朋友们也开始找这两个中国人去给他们干点活。无非是清理草坪,院子之类的力气活。每次干完工作，也都请Ｄ和小P喝杯咖啡，聊聊天。几次下来，Ｄ发现这几个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头，一群优闲富有的退休或半退休的教授，医生，商人和律师，其实都是美国共产党四，五十年代的老党员。有人好像还是“中央委员”什么的。

又一天，Ｄ与P在一位医生家里干完活。己经满头白发的医生又请他们喝杯咖啡，也陪他们练练英文。医生的家是一幢座落在峭壁边上面对大西洋的宽大的豪宅。屋前木头的阳台楼梯沿着峭壁向下伸向海滩。医生现代风格的豪宅里，灯光莹射的客厅中，阵列着各式各样精制的艺术品，厨房里铺满了大理石。出了一身汗的Ｄ与P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透过大大的落地窗，遥望鳕鱼湾外夕阳下的鳞鳞波光，无疑也是一次难得的享受。亲自冲好了咖啡的医生饶有兴致地地开始与Ｄ讨论起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为文革后几乎是第一批出国的小P与Ｄ，当然对邓小平的改革与开放政策持支持与感激的态度。医生听着，却不以为然。他略带愤愤地认为邓小平已经修改了毛泽东不断革命的理论与思想。他断言，中国的社会又会朝着一个人与人不平等的方向发展。说得激动了，他指着小P与Ｄ说：
“你们都是达官贵人的后代，你们和四九年前的那些贵族子弟一样，可以跑到美国来读书，你们知道过去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吗？”
他跑去拿来一叠黑白照片，说这是他四九年前在中国拍慑的。这是一组黄河上的纤夫在艰难地拖船行进的照片。所有的纤夫都赤裸着身体，一丝不挂，埋头瞒跚着。照片照得很生动。你似乎能感到这些人在喘气。Ｄ在中国众多的“阶级教育”展览中并未见过这样的照片。Ｄ的初级英文似乎还无法与医生讲清楚或辨解这组照片中所描述的故事与文革之间的关系。可Ｄ还是指着镶在客厅墙壁里那尊和真人一般大小，被柔和的投射灯光笼罩着的中国的观音菩萨像开着玩笑说：
“医生，您知道吗，文革的笫一件事，就是先把您这尊像砸掉。如果，不幸您还是一位出名的医生的话，也许还需要您与群众运动做出某种配合，去扮演一个坏蛋的反面角色。”医生耸了耸肩膀，言外之意：那又怎么样昵？

虽然，辩论不会有什么结果。老头确是很认真的。让Ｄ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住在鳕鱼角的这个小圈子都是一批百万富翁，大多是犹太人。曾经是二战先后的共产党员，至今仍然保持着非常激进的思想。他们同情穷人，从家中陈设的古董来看，大多也热爱中国文化。随着对他们更多的了解，对照一下Ｄ读过的毛选，其实他们就是五十年代解散了的美国共产党的中坚分子。正是那批被毛泽东亲自著文批判过的“美共白劳德修正主义分子”。不过，八十年代渐渐老矣的他们也似乎没有介意毛泽东对他们作过的批判。仍在两个中国年轻人面前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做着顽强的辩护。

还有一对教授老夫妇，格兰尼其的老太太嘱咐小P与Ｄ，去他们家干活前一定先打个电话。老头，老太太单独在家时从来一丝不挂不穿衣服的。Ｄ觉得顶有意思,他们不仅仅是马列主义者，他们也都是美国天体协会的董事,也是裸体主义者。

这是一批和Ｄ在中国见惯了的共产党员截然不同的另一批共产党员。他们不愁吃穿，甚至于养尊处优。在各自的专业中都有很深的造诣，和很高的地位。他们举止优雅，却又愤慨世事的不平。此时此刻，一边抱怨着中国，这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唯一的希望”，开始走向“修正主义”，又一边，几乎每个人都接待和资助了几个从文革中活过来的，那些大名鼎鼎的高官的孩子们到美国来读书。他们几乎己经和当时美国尚存的一些左派运动没有任何联系。Ｄ觉得他们只是仍然活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对中国人民十分友好的一个“好人”圈子。Ｄ没好意思问，五十年代，他们都是怎样熬过“麦卡锡法案”那一劫的，是否写过自首书或自白书一类的东西。

行文时，格兰尼其己在美国去世。时年９６岁。中国的报纸似乎没有报道。文中所提这些人估计大多也都离世（否则也应八九十岁了）。他们所资助过的中国人也大多留在了美国。有的还与他们的子女后辈结为夫妇。倒也真应了马克思的那句话：无产者，是没有国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