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12.26）

[原载1991车1月25日美国加州《中华时报》，收入《为中国声辩》]

一

20世纪中国，是一个历史风云激汇的时代，也是杰出人物辈出的时代。其中开辟大时代的是三位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

孙中山的首要功绩是推翻帝制。他曾提出了一个建立民主和工业化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建国方略”）。但是，他的基本纲领和蓝图设计，是摹仿西方19世纪早期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对于现世纪初帝国主义已经主宰世界的时代形势，这种根据启蒙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翻版的“三民主义”，特别是对于正走向殖民地化的中国国情，存在深刻隔膜。故曲高和寡，旨远难行。（在晚年孙中山已意识到其政纲的局限性，而提出“新三民主义”，加上了反帝的内容）

因此，孙中山虽然具有宏伟的复兴中国的政治理想，并且不乏为之奋斗、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和斗志，却终于壮志难膺而抱恨终天。早期孙中山与晚期孙中山的根本不同，是早期孙中山试图依赖西方列强而致中国于民主化、工业化、现代化。而晚期孙中山则从长期政治实践中破灭了这一幻想，因之转向反帝、师俄和学习列宁。

二

毛泽东天姿英纵，雄才大略，开创了新中国的大业。在他的领导下，驱逐列强，统一中国，实现了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年中，数代中国人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牺牲的政治理想。在他的时代，还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许多贡献，具有远远超越中国本国范围的世界性意义。例如，他领导新中国崛起，打破了雅尔塔会议上三巨头分割世界的地缘政治蓝图，使第三世界得以崛起，从而使世界走向三极化、三个世界化。毛泽东创造了一整套具有独特风格的政治、军事战略和战术思想体系。

如果没有这一体系，无法设想20世纪中期的反帝、反殖民主义世界运动，会获得历史性成功。可以说，正是在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影响下，前殖民地人民才能够以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摧毁了自16世纪地理发现以来，营造已达数百年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

但毛泽东虽长于军、政战略，却短于治理经济。终其一生，八亿人中之多数，仍衣食欠丰。在政治上，则外宽内忌，运动不断。以至晚期国无宁日，而人人自危。

三

邓小平受任于文革后期元气大伤之弊世。当时群疑满朝，百废待兴。的确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危难之中”。唯邓小平具有非凡的政治意志力。他虽一生饱受挫折，但愈挫愈坚，刚毅过人。

其政略，绵里藏针，善于以柔御刚。以“无为”之道巧妙御国，而约以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不搞运动，与民休息。为政作风宽大简易，多方实验，不拘一格，唯重实效。

十年之间，使十一亿人，家给人足，基本解决温饱，部分地区，则臻于小康。此在现代经济史上，对于不发达国家，邓小平大大拓宽了现代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在这一基础上，中国在未来确实有机会实现民族统一和赢得历史性的全面复兴。

四

但由于内外形势交相摩荡。1989年发生祸变。政治原因之一，是由于邓先生已届高年，难于亲躬政事。而受重托被信任之人，则不尽合于理想。胡氏果于决断，其为政尚清谈而疏实务，多权宜之计，少远虑深谋。虽然私德清正，终失大局。

赵氏富有小智却偏失方略，尤失误于不察美国有意输入之经济意识形态及战略意图。主体上未必有意，而客观上却成其工具。盖胡、赵二氏似皆未能真正体会邓小平“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之宏旨精义。

此十余年中，一个极其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严重破坏。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僵化的教条主义。但以美国价值观为主导，以崇美、媚美、亲美为樗的殖民文化心态和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一度趁虚而入、媚洋取宠者有功，坚持民族利益、鼓吹爱国本位者反而有罪。一些知识分子在文化心态上部分坠入美国的文化殖民主义之斛中而不自知。其中以《河殇》为最具代表，遂以价值观念之昏乱而将国家迫入动乱危亡之险境。

1989年事变后，人心动摇，国本震撼，而外部虎狼在侧。国家大政方针面临两难——右可以亡国，左亦足以亡国。邓小平再度运筹帷幄，行回天之术，步步点拨，化险为夷。两年之间，国势初安。近年面对外部世界连续巨变，中国至今四海安定，处变不惊。回忆两年前局面惊心动魄，令人不能不叹为奇观！

现在唯令人深虑者，是能否将这种治平局面持续久远。外患仍亟，内忧犹在。加以海外潜在敌手种种挑拨、教唆、诱骗之谋，一日未休。如有重大失误，则百年中国革命之功以及十年改革事业成果，均将倾覆于一旦。令人不能不作深长之思！

[原载1991车1月25日美国加州《中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