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新世界(书摘)
——中国之选择机会
2007-12-19 12:50:13 　　

　　我们的新世界(书摘)——中国之选择机会
　　
　　作者: 格林斯潘
　　
　　　　我上次以联准会主席身分拜访中国是二○○五年十月，中国前总理朱熔基及其夫人劳安在北京高雅的钓鱼台国宾馆办了一个小型晚宴为我饯行，钓鱼台国宾馆是中国领导人用来招待贵宾之处。朱熔基和我有机会在晚宴之前的正式茶会里聊起来，而他谈话的态度让我强烈怀疑，他是否真的下台了，因为官方报纸一直在报导他。对於我们二国间的重要事务他非常注意，也有最新的资讯，而见解深入敏锐，一如我们交往的这十一年。
　　
　　　　当我们针对中国的汇率及美国贸易失衡交换意见时，他谈论此事的那种精熟老练程度让我感到讶异，即使在全球各地领导人中，也甚为特殊。多年来，我们已经讨论过许多议题──中国如何使社会安全网不受国营企业瓦解之伤害、最佳的银行监理模式、不干预中国刚起步的股市之必要性，及其他议题。
　　
　　　　我觉得朱熔基越来越有意思，当我知道我们可能无法再见面时，还有点伤感。他担任副总理及中国央行行长时，我们就是朋友了，而且我很注意他的生涯发展。他是邓小平这位伟大经济改革者的思想传人，当年邓小平把中国从「脚踏车年代」带进「机动车年代」，其意义不言自明。朱熔基不像邓小平一样拥有广大的政治基础，他是技术出身；他的影响力，就我看来，来自江泽民之支持，江泽民是一九九三年到二○○三年的中国国家主席及一九八九年到二○○二年的党领导人。还有，朱熔基全面实现了邓小平所提出的制度改革。
　　
　　　　邓小平是位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把中国从封闭的中央计划农业经济，转型成经济上令人敬畏的形象。该国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向市场进军，当年因为严重的旱灾，主管当局被迫把控制农民土地的严格行政管制松绑。在新规则下，农民可以把他们所生产的显著部分拿来自用或销售。结果非常惊人。农产品产量大幅增加，激励进一步解除管制并发展农业市场。停滞了数十年之後，农产品开花了。
　　
　　　　农业上的成功，鼓励把改革带到工业。再一次，把限制稍微放宽就产生超乎预期的成长，让改革者想要加速迈向竞争市场平台的主张得到动力。没有一个倡导者敢把新模式称为「资本主义」。他们使用像「市场社会主义」这样的委婉说法，或是使用邓小平的名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领导人非常有见识，不会看不出来社会主义经济的矛盾及限制，以及资本主义成功的证据。真的，要不然，他们为什麽要拥抱这麽一个如此野心勃勃，却又如此和共产党传统非常不一样的创举？当中国无可避免地一步步向资本主义道路迈进时，经济进步已是人人皆知，早年的意识形态论战似乎已经走进历史。
　　
　　　　我第一次踏上中国是在一九九四年，当时改革早已开始。我陆续去了好几次。和所有的参观者一样，我印象深刻，而且每一次拜访，都会觉得其变化太神奇了。中国经济，从购买力平价看，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仅次於美国。一般而言，中国还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商品消费国、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且已从一九八○年代的脚踏车经济进化为二○○六年汽车产量超过七百万辆的经济，而其设备产能还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摩天大楼从千年不变的田里窜起。中国人几代以来规定要穿的灰褐色制服已经被奔放的各种色彩所取代。而且，当所得随著繁荣增加时，消费文化也出现了。广告，一度是大家完全不知道的东西，今天则已经成为中国成长最快的产业，而沃尔玛、家乐福，和Ｂ＆Ｑ等国际级零售巨人，则和新近创新出来的中国店家相竞争。
　　
　　　　前不久还是集合农场的土地上，显然已经实施了宽松定义的市区财产权；否则不动产、工厂，和证券的外人投资早就没了。投资人的行为就好像他们预期可以在投资上得到报酬，并收回本金似的。而他们也做到了。[1]中国人民後来获得一项权利，可以买卖房子，这创造出累积资本的重要机会。我猜，赫南多·德·索托应该会很高兴。而在二○○七年三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更周全的所有权法律，让所有权得到国家级的保护。但其所拥有的财产权，和已开发国家比起来，还是差太多。徒法不足以自行，财产权还需要行政及司法系统来落实。就这点看，中国还是落後。公正的司法，目前仍是中国的目标。还有一些违法行为，特别是智慧财产权方面∶到处是合作设厂的投资人抱怨把科技带进新厂，结果被中国人的工厂抄袭，而成为直接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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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19 12:50:22 枫林灿 　　　　中国不断成长繁荣，大举破坏了该国对共产主义革命根基的承诺。我已经和中国的财经官员开过无数次会议，我不记得有哪次听过共产主义或马克思这些字。当然，我所接触的主要是「自由派」人士。我只参与过一次意识形态交换会议──一九九四年时，我和李鹏辩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李鹏是热情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朱熔基之前的总理。他对美国经济事务非常熟悉，是个可怕的辩论对手。一开始就很清楚，我所面对的不是大学里的那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李鹏专心听我仔细推论为什麽中国应该加速开放市场。他回敬我一个问题，如果美国对没有管制的市场如此坚信不疑，那我要如何解释尼克森在一九七一年实施工资和物价管制。我很高兴他知道问这个问题。他不只是和现实世界有所接触，而且，作为一个知名的强硬派，他的话听起来几乎完全理性。我的回答是，那次的物价管制乃是不当的政策，而唯一的优点就是再度证明物价管制行不通。我补充说，此後我们就再也不受此诱惑了。然而，我不打算改变他的想法。我们这二个辩论者都是可怜的政府官员，即使当错误证明出来时，也无权去解决错误。不论我多麽努力地想要改变他，或他改变我，我们二人没一个可以在自己政府所主张的政策下公然改变方向。
　　
　　　　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和李鹏交谈了，二○○一年，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自由竞争的堡垒时，我只能好奇的想，他会怎麽想。我一向坚决支持以立法方式和中国建立永久的正常贸易关系，我相信一旦中国完全接受世界贸易制度，中国人民的福利就会增加，他们会看到生活水准提升，而美国的企业和农民也会发现一个更欢迎他们，却尚未开发的市场。二○○○年五月，在总统的要求下，我在白宫发表谈话，希望把中国完全带进全球市场，主张这个行动将能培养人权并强化法治。我告诉记者∶「历史显示，任何除去中央计划经济并扩大市场机制的行动，一如ＷＴＯ之作为，毫无疑问，将会让人权更广为散播。」（柯林顿为了强调我出现的理由，恶作剧地补充道∶「我们都知道，当葛林斯潘说话时，全世界都在听。我希望国会今天也有在听。」）
　　
　　　　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机构也带来其他的效益。现在中国的中央银行官员在瑞士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中扮演关键角色。这个机构长期以来和资本主义国际金融相结合。周小川二○○二年接掌中国央行行长时，於一次ＢＩＳ的例行会议上，受到主要开发中国 家央行代表的特别欢迎。周小川除了流利的英文和娴熟的国际金融知识外，他对中国事务的公正评估是我们很难在其他地方得到的。他详细说明中国金融市场的演进 过程，让我有新的看法。我二○○六年离开联准会之後，在一个检讨国际货币基金方面的融资问题委员会上和周小川共事。他和他的同事，已经在短短几年中，从孤立的中央计划经济，成为全球金融体系运作上的要角。
　　
　　　　显然，中国还吸收了许多西方文化。数一数二的国际银行ＨＳＢＣ，过去二年已经在上海赞助数百万美元的高尔夫球赛。高尔夫球场在中国各地冒出来，令 人讶异的不是他们有球场，而是没人认为这件事有什麽特别。[2]很少有运动像高尔夫这麽象徵资本主义。苏联有职业网球手，但没有职业高尔夫球员。我听说中国 的西式古典管弦乐团比美国还多。而当江泽民主席告诉我，他最喜欢的作曲家是舒伯特时，我冷不防地吓了一大跳。这样的文化，和一九七二年尼克森拜访中国时的文化简直有天壤之别。
　　



2007-12-19 12:50:39 枫林灿 　　　　我一直认为，戈巴契夫的改革开放是导致苏联灭亡的最可能原因。他们让苏维埃人民去接触史达林及其大多数接班人所压制的「自由」价值。象徵 性的潘朵拉宝盒打开之後，各种理念在这样的散布方式下，苏联及其卫星国家的集体主义之灭亡只是时间问题。我觉得中共政治局在网际网路上控制资讯的作法已经 得到相同的结论，他们不想看到历史重演。
　　
　　　　一九九四年，我站在天安门广场一角，这里是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宣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处，我对中国现代化之困难重重只能感到惊讶──然而，最近几年，却又如此成功。这里，五年前发生镇压自由屠杀学生事件，我还发现自己对一个十三亿人口的社会，经过数代马克思主义的教导，竟然能象徵性地绝 处逢生，放弃小时候最易受影响时所被教导的价值。也许，尽管中国快速进步，那些价值比外表所呈现的还要根深柢固。虽然各地都有变化，毛主席的面孔还是印在 中国货币上，暗示传统的力量依然顽强。
　　
　　　　共产党透过革命取得政权，而且一开始，就是以带来正义和为人民提供物质幸福为哲学作为政治上的诉求。然而，物质幸福只是人类所努力追求的一部分而已，无法单单靠此来维持极权统治。新繁荣的喜悦很快就会消失，而且一段时间後，便以此为基础，衍生出更多甚至更高的期望。在上个四分之一世纪，生活水准迅速提升，并得到人民的支持。
　　
　　　　但至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与生俱来的矛盾浮上台面只是时间问题而已。马克思和毛泽东的幽灵在富裕加速的年代里静静地躺著，到了二○○六年，被一个名叫刘国光的八十多岁退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吵醒，一项厘清并扩大财产权的宪法修正案被他给封杀掉了。他高举共产国家的意识形态大旗，而且，竟意外地得到许多支持，在全国人大中得到胜利。其基础来自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巩献田热情的公开信在网际网路上流传。为了回应马克思左派的批评，胡锦涛主席声明，中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经济改革。」我们等著看这场意识形态上的斗争，究竟是老一辈回光返照，还是对中国资本主义之路更基本的破坏。二○○七年三月人民代表大会只作了微幅修订，而其增修条文，正如我说的，令人振奋。
　　
　　



2007-12-19 12:50:56 枫林灿 　　　　中国上一代领导人展现相当的创意，避开了几乎是人人皆知的结论∶尽管马克思很聪明，他认为人可以加以组织以创造价值的分析却是错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工具归国家所有，是社会生产财富能力和正义之基本设备。於是，在马克思社会中，几乎所有的财产权，在人民的托付下，都归国家所有。个人财产权是剥削的工具，只会让「集体」（the collective），也就是整个社会，付出代价。他主张分工集体化（collectivization）。大家为单一目标集合在一起工作，将远比市场整理个人不同的选择还要有生产力。所有的这些典范，最後的仲裁者是现实。现实真的如其所建议的方式运作吗？实际上的马克思经济体──苏联和其他地区──无法生产财富或正义，一如大家今天的普遍认知。集体拥有的想法失败了。西方的社会主义，修正了马克思经济的错误，重新定义社会主义，不再要求所有的生产工具都归国有。有些乾脆宣扬政府管制而不谈国有财产以增进社会福祉。
　　
　　　　邓小平则从好的一面来看马克思的错误，他忽略共产主义的意识，把党的政权正当性，建立在符合十多亿人口物质需求的能力上。他所采取的行动，创造出前所未见的每人实质ＧＤＰ将近八倍之成长，婴儿死亡率下降、及平均寿命增加。但正如许多党领导人所害怕的，以市场定价取代政府管制，开始削弱党的政治控制力。
　　
　　　　我在一九九四年拜访上海时看到了这种现象。一名资深官员告诉我，他五年前被派去管农产品配给站。他告诉我，他每天早上五点就必须到那儿去分配进到上海的农产品。他的工作是命令谁可以拿到什麽。虽然他没刻意对决策动脑筋，但显然他拥有相当的支配力量──我能想像他应该可以从当地盘商那里得到不少好处，因为这些盘商急於和他建立关系。同样的，他说，他很高兴配给站改成公开市场，由盘商来标这些农产品。谁用什麽价钱拿到竹笋，不再是由一人决定，而是买卖双方自己去谈好价钱。市场根据需求来决定价格及农产品的配置──清楚地展示出命令经济和市场经济间的根本差异。由於这项改变，这名官员愉快地透露，他的日子变轻松了∶「我现在不用再早上五点就爬起来了，我可以好好地睡，让市场帮我把事情办好。」
　　
　　　　我对自己说∶「他是不是真的明白他刚刚所说的事？」当市场主导时，共产党的控制力就缩减了。共产主义制度是个权力由上往下流的金字塔。总书记把绝对的权力 授予他的，譬如说，十名手下。然後，这些手下，再把绝对权力授予他们下一层更多的人。这个辗转下传的过程不断扩大，直到金字塔的底部。由於每个公务员都被 其上一层所监管，所以制度得以维系。这就是其政治力量之来源。这就是党的统治方式。然而，如果市场定价取代了金字塔中的任何一层，政治控制就丧失了。你无 法同时拥有市场定价机制和政治控制。二者互斥。这已经对党的权力结构产生严重压力。
　　
　　　　到目前为止，这个根本上的难题似乎已经被党里的长老巧妙地处理掉。然而，不断成长的繁荣渐渐地把中国农民从土地和生计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有馀力对於自己认为不公正的事进行抗争。我不相信党不知道繁荣，以及最近的教育方式正把中国带离威权统治。今天，胡锦涛主席所掌控的权力似乎比江泽民还少，江泽民则少於邓小平。而邓小平的权力更远少於毛泽东。这个权力不断削减之路的终点，就是西欧的民主福利国。这条路上还有许多障碍，以致於中国至今的状况和邓小平的公开目标，「已开发」经济还有相当差距。中国改革者所面对的各种重大挑战其实很清楚∶反动派的老势力；庞大的农村人口至今尚未分享繁荣的成果，却鲜有例外被禁止移居到城市；苏联式命令经济所残留下来的一大堆烂摊子，包括还在膨胀中，没有效率的国营企业；为这些国营企业提供服务的银行体制大部分已呈苟延残喘状态；缺乏现代金融及会计专家；贪污，以绝对权力为基础的金字塔权力结构之必要副产品；以及最後，缺乏政治自由，也许短期内市场机制在运作上并不需要这点，但对不公正和不公平所引起的人民痛苦，却是很重要的安全阀。此外，中国领导人必须处理大众对新富阶级的羡慕，及对工业污染的愤怒。这些问题，任何一个都足以星火燎原。尽管中国已经把经济中显著的部分开放给市场机制，中国还是以行政控制，即中央计划经济的残馀体制为主体。结果，经济依旧僵化，我想，恐怕很难像美国在九一一时那样承受重大撞击。
　　



2007-12-19 12:51:24 枫林灿 　　　　中国剩下来的问题深度可以视为其领导人在解散残馀中央计划控制时所必须面对的困难度。邓小平於一九八○年代的改革，带来了第一波的解除管制所产生的繁荣， 此後，有好几年无法进步。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实施错误的汇率制度，以及严禁人民自由地在农村和都市，或是乡镇和城市之间迁徙。如果要让中国维持过去十年来 的高成长，就必须把这二个中央计划经济时的重要现象，大致上，但不一定要完全地解决掉。
　　
　　　　第一个焦点是中国人民币的汇率制度。一九八○年代初期的人民币汇率，并不是像今天大多数人所抱怨的太低，而是太高了。。中央计划人员把人民币固定 在一个不实际的汇率上，而黑市的汇率却比这低了很多。一九八○年代早期，在官方汇率之下，国际贸易可想而知非常低缓。中国出口商的成本是人民币，其美元定 价必须比较高才能打平，但这样的美元价钱就没有竞争力了。对比之下，新近解除管制而非常繁荣的国内市场就变得相当明显，於是货币当局持续让人民币贬值。但这个过程花了他们十四年。到了一九九四年，贸易上的外汇交易完全自由，而人民币黑市也消失了。人民币对美元从不到二比一贬到八点多对一。
　　
　　　　中国的出口，在初期的迟滞之後，便爆发了，从一九八○年的一百八十亿美元，上升到二○○六年的九千七百亿美元，年成长率将近百分之十七。 中国出口，半数以上采进口来料加工，而出口商品的价值不断提升，因为出口品平均单价之上升，超过物价指数所固定采样的一篮商品。[3]但我们不清楚平均单价之上涨，有多少只是单纯反应来料部分的品质上升。
　　
　　　　这点很重要，因为中国出口品越是高科技产品，中国对已开发世界的竞争冲击就越大。中国可能正顺著科技之梯往上爬。该国现在所出口的商品远比十年前复杂。但这高水准的复杂度是中国人造出来的吗？或者中国只是组装别人所造出来之更复杂的产品？《经济学人》杂志引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尼可拉斯·拉第（Nicholas Lardy）的部分看法，於二○○七年三月评论道∶「中国的外销模式┅┅大部分是把便宜的劳工和土地租给外国人。即使是中国最成功的本国电脑商┅┅也把生产包给台湾公司做。」然而，我认为，中国出口商品附加价值之增加只是时间问题。我预期中国会渐渐把他们的进口零组件换成高附加价值的国产零件。
　　
　　　　外销的兴起过程，和农村工人划时代地往城市移动过程相符。农村人口在一九九五年达到高点，将近八亿六千万人。十年後，降为七亿四千五百万人。这样的改变， 可不只是来自人民迁往都市，以及某些定义上的调整结果而已，还有农地都市化的结果，就像珠江三角洲，与活力十足的香港为邻，开始出现许多新的制造特区。一 九七○年代，这块肥沃的区域是沉睡的农田和农村之家，但过去十五年来，来自香港及其他地区的海外投资先锋进驻，带动这块区域的成长。如今珠江三角洲生产各 行各业的产品，从玩具到纺织品；大多是外销。香港的例子，以及对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贡献非常惊人。
　　
　　　　当中国於一九九七年重新收回香港的统治权时，我对香港资本主义之生存并不抱太大希望。认为中国会遵守诺言，让香港继续成为资本主义堡垒五十年的想 法，在我看来，非常幼稚。在同一个政权统治下，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比邻而居，这真的难以相信。但是在邓小平的「一国两制」之下这十年，其结果和我所担心的完全不同。中国并没有用共产主义来取代香港的文化和经济，反而渐渐受到香港的文化和经济法则之影响。
　　
　　



2007-12-19 12:51:42 枫林灿 　　　　过去十年来，平均每年有百分之一·四的人口从农村移往都市，这明显提升了中国的生产力∶中国都市地区的资本显然比农村地区还要精明。二者 之间的差异，造成都市每小时产出上是中国农村的三倍以上。一九八○年开始设立的经济特区，主要是外资所投资的制造厂，以外销为主，证明非常成功。部分国营企业的私有化也有显著进展，而其他的国营企业则在进行重大的结构重整。结果，这些组织里的就业人数大幅下降，显示创造性破坏进行得相当不错。
　　
　　　　重整一大堆的国营企业，并把剩下的大部分私有化，必须把国营企业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义务转移给其他的政府单位，或是寻求私人资金。如果国营 企业必须负担帐面上所有社会福利网的完全成本，则显然将无法竞争。国营企业冗员充斥，成为间接失业保险的形式，这种现象也在消逝中。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传统泡茶的地方，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於一九九七年向我描述他当年经营一家大型钢铁厂的情形。他把工人减了非常多，钢铁的产量还是一样多，成为中国东北颇具竞争力的国营企业，他对此感到很骄傲。
　　
　　　　如果不对国内迁徙作长期的限制，农村人口迁移到都市的速度是不是会更快，这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他们现在所采用的限制形式，可以回溯到一九五八年。每个人出生後都必须住在出生地。官方的迁徙许可证只授予人口中的一小部分。这种强制定居，可以满足中央计划员之要求，让经济中的每一区块都各得其位，以利中央计划之施行，虽然，毫无疑问，政治控制当然也是目的之一。限制迁徙也有效地限制了职业之选择。
　　
　　　　我无法想像，人在这种环境中要如何成长，虽然，我认为，这是文化大革命梦魇的改良版。当前的领导人持续对这些限制松绑，这很重要，也很受欢迎。但他们害怕农村人口大量移往都市会带来动荡不安，於是限制变革，一如中国人生活中的许多面向一样。
　　
　　　　然而，当大多数的中国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地区，对普通农民的挫折感施以强力震压，这种解决方式将会带来暴动。当经济快速成长，解放了许多人，不再只是追求温饱，而有馀裕去思考他们所观察到的不公正，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像的不公正。中国没有民主的安全阀来舒解这种不安。受到欺凌的人无法用选票把执政者赶下台，只好诉诸造反。
　　
　　　　一九四○年代後期中国所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经常被认为是造成动乱，进而在一九四九年让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原因，这个教训，他们太清楚了。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共产党在经济上最害怕的就是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通货膨胀。诚如凯因斯所说的∶「列宁当然是对的。颠覆一个社会，没 有任何方法比让其货币失去价值更妙、更有效。其过程，让经济法则中的所有隐藏力量发挥破坏作用，而其作法，一百万人中，没一个可以诊断出问题。」
　　
　　　　中国领导人深知，除非通货膨胀受到控制，否则经济将永无宁日，包括都市地区失业增加，此为动乱来源。他们认为，要避免可怕的劳动市场不稳定，则必须拥有稳定的汇率。他们错了。现行这种压制汇率的政策，可能引发更大的破坏风险。由於中国向已开发国家「借」技术的结果，导致其每人ＧＤＰ成长得比贸易对手国还快，在国际竞争之下，对中国货币的需求就有增无减。[4]中国货币当局为了抵消这个效果，以维持人民币相对稳定，於二○○二年到二○○七年间，以人民币买进外汇，累计达一兆美元之多。[5]为了消化吸收央行购买外币所释出的过多货币，中国央行大量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但这还不够。结果，货币供给额之成长率远超过名目ＧＤＰ之成长，令人忧心忡忡。这是通货膨胀的火种。
　　



2007-12-19 12:52:03 枫林灿 　　　　另一个同样困扰中国领导人的问题是所得集中度快速增加。从一九八○年代开始，当时大家普遍都很穷，所得集中度很小，这样的社会，竟发展成一个，根据世界银行判断，所得分配不均比美国和苏俄都严重的社会，的确让人吃惊。另一个头痛问题是中国的银行体制，直到今天，都还无法有效改革。然而中国银行的股价却从二○○六年一路涨到了二○○七年。国营的中国工商银行於二○○六年募集了二百二十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股票上市案。其他国营银行也有股票上市大规模释股或到海外挂牌的情形。但大家急於抢进这些中国国营机构股票，反映出投资人预期中国政府会有效保证这些银行的负债。中国已经从其庞大的外汇存底动用六百亿美元重新充实银行的资本，并在这个过程中解决了许多银行的坏帐。中国的银行过去的放款有许多都是基於政治效益，但多数显然不具有用的经济效益。
　　
　　　　而且，还在发展中的银行体制尚不足以应付经济调整所需的弹性。以市场为基础之经济常常会有脱离均衡的状况发生，但由市场所驱动的利率和汇率变动， 再加上商品和资产价格的调整，经济很快就回到均衡。中国政府不允许利率随著供需而浮动，但会透过行政命令以调整银行准备率的方式来调整利率──但只有在不均衡现象非常明显时才会采用。这必然是为时已晚，而且，有时候所采取的行动力道不足甚或是反效果。当货币官员看到成长非常大时，会对银行行政指导，要他们增加放款，但一样，这也是为时已晚。这些措施很少能适当调整金融上的不均衡。讽刺的是，中国在金融上没有和其他国家连结，让中国不受一九九七～九八年的金融风暴之波及。
　　
　　　　中国极度缺乏金融专业人才。这并不奇怪，因为在中央计划经济之下，这些专业人员无用武之地，而企业行销人员、会计人员、风险管理员，及其 他市场经济里日常运作所不可或缺的专才也都一样。最近这几年中国教育已经把这些技能纳入课程，但经济，特别是银行部门要有适切的人才则还要一段时间。二○○三年十二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当时的新主席刘明康前来拜访联准会。他承认中国的银行缺乏判断贷款是否可以回收的专业人才。刘明康指出，外商银 行日益增加，对他们有帮助。我则建议，中国真正需要的是那些具有西方市场经济经验，并且在竞争的放款审核上，具有敏锐眼光的放款主管。目前已有改善，但尚待加强。
　　
　　　　由於在中央计划经济里，金融没有发挥功能的馀地，因此，中国的银行一向和我们所熟悉的西方银行不同。多年来，国营银行在政治指导之下，挪用资金去实现国家所作的承诺。他们没有放款审核主管要求放款必须能够得到清偿，他们只是个汇款单位。国民所得会计里的坏帐，是ＧＤＰ（即生产产出的预计市场价值）和员工福利及利润（即生产的所有人）之间妥协的结果。由於烂投资的情况非常严重，ＧＤＰ的数字中，有一部分是垃圾，没有价值。中国的坏帐水准，也让人对中国所发表的ＧＤＰ数字究竟有何意义，引发同样的疑问。然而，我应该这样说，即便投资不具任何未来价值，但终究还是要耗用原料。因此，中国所公布的ＧＤＰ，也许还是可以用来合理衡量其生产所需投入的资源，亦即，作为衡量所需投入价值的指标。
　　
　　　　中国在一九七○年代後期所开始进行的改革成果，即使对资料品质上的疑虑作调整之後，仍然是相当出色。你只要观察北京、上海，及深圳的剧烈变化，还有其他地区，变化虽没那麽大，却很实在，你就会认为，中国绝不是虚有其表。
　　
　　　　在我的经验里，努力执行市场改革计划的是中国政府里的技术官僚，主要为央行、财政部，以及令人意外的管理机构。然而，他们大多只能提供顾问服务。重要的政治决策来自国务院及政治局，由 於他们愿意大幅接受亲近市场的建议，这是他们的功劳。剩下一个关键性障碍，从核心威胁共党统治政权，就是意识形态上的挑战。要达成邓小平的目标，在世纪中叶让中国达到「中度开发国家」，即使面对马克思主义守旧势力的抵制，也必须进一步强化财产权。
　　
　　　　都市的财产权已经有相当的进展。然而，七亿三千七百万名中国人所居住的农村土地却是另一回事。释出农地财产权有违共产主义传统，争议太大，而无法轻易同意。农民可以承租土地并在公开市场出售农产品，但他们对其所耕种的土地没有取得合法的所有权，因此不能买卖，也不能拿来质押借款。最近这几十年来，当都市化侵入中国的农村时，地 方政府徵收了庞大的土地，却只把都市化特区应有价值中的一小部分拿出来作补偿。这种徵收，是近来抗争和暴动不断上升的主因之一。一名中国最高警政官员报告说，全国的抗争事件从十年前的一万件上升到二○○四年的七万四千件。二○○六年的估计值则较低。让农民合法拥有土地，这不过是大笔一挥，就能大幅拉近城乡 住民之间的财富差距。
　　
　　　　虽然经济至上是党的政策核心，但领导人还有其他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台湾的状况。许多，也许是大部分的领导人知道，武力冲突会吓退外资，并使全国想要建立世界级经济的渴望遭到致命的破坏。
　　



2007-12-19 12:52:22 枫林灿 　　　　总之，共产党的领导人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抉择。目前所走的路线，最後会带领党放弃其哲学根基，并正式拥抱某种形式的市场资本主义。中共会不会像其他前苏联集团国家所发生的事一样，转型为民主社会党？他们会不会默许可能出现的多元政治，从而危及党的统治权？或者，党会放弃改革，回到正统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以及独裁主义？这几乎一定会损害领导所赖以建立正当性的繁荣。
　　
　　　　我毫不怀疑中国共产党可以维持一个独裁式的半资本主义政权，并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相对繁荣。但没有民主程序这个政治上的安全阀，我怀疑这种政权长期可以成功。这些选择会如何演变，不只对中国有深沉的涵义，对整个世界也是一样，後面，我会再探讨这个议题。
　　
　　
　　
　　
　　注释
　　
　　[1]当然，大幅解除零售市场中一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管制，引起外资兴趣。一九九一年，有几近百分之七十的零售价格为市场导向──就百分比而论，几乎是一九八七年的二倍，当时，铁幕後的中央计划经济已经出现摇摇欲坠的初期迹象。一九八○年代後期，组装出口品的零组件之进口税大幅松绑，增加出口之获利能力。
　　
　　[2]老虎·伍兹（Tiger Woods）曾短暂参加这二场上海球赛。不过最近高尔夫在某些中国大学里成为冲突的来源，学生抗议学校在教学用的运动场上拚命盖高尔夫「练习场」。无论如何，在中国海南岛所举办的另一场国际高尔夫球赛，於二○○七年三月登场。
　　
　　[3]例如美国商务部计算进口自中国商品的固定加权价格。二○○五年，美国占中国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
　　
　　[4]对低工资国家产品之需求，会拉升对生产国货币相对於其他国家货币的需求。需求上升的国家，其相对於其他国家的币值也会随之上升。直到经汇率（以及生产力差异）调整後的工资，上升到其他竞争国家之水准。
　　
　　[5]中国以政治力阻止人民币升值，造成美国和世界各国的政治人物大为惊愕；他们错以为，人民币受到抑制是造成美国大量进口的主要原因，从而造成制造业工作机会之流失。人民币升值很可能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但不是美国的整体贸易赤字。美国进口商只要转向其他低工资国家进口以取代失去竞争力的中国外销品。（中国自二○○一年以来所买进之外汇包括美元和其他货币，换算成美元，共计一兆。）
　　
　　　
　　



2007-12-19 12:52:57 　　我们的新世界(亚洲版序言)
　　
　　文／葛林斯潘
　　
　　
　　　　当我於二○○七年六月一个温暖的日子里抵达东京时，阳光从阴霾中射出。此行，是来和银行家、保险公司执行长，及金融家交换看法，他们有许多人和我已经相识多年。在紧接著的会议中，他们对於日本人口快速老化，以及和一九七○年代及一九八○年代那段光辉日子比起来迟缓的成长，感到忧心忡忡──而东亚其他部分，在中国带领之下，已经经历了史上最非凡的经济荣景，这点，更令他们忧虑不已。
　　
　　　　我同意日本所面临的挑战非同小可。然而，我的看法和主人有些许的不同，没有那麽悲观。毫无疑问，巨大的变化正在进行。日本和其馀的已开发世界，正处於一个过程中，那就是把长期掌控的经济领导地位，明显地让给了高度成长的东亚经济体，尤其是中国、韩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和泰国。在二○○○年到二○○六年之间，这些经济体大幅增加其国内生产毛额（ＧＤＰ）占世界之比重，而世界银行推估，这项比重到二○三○年还会进一步上升。
　　
　　　　就在最近的一九九七年，这个区域里还有许多经济体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需要庞大的国际援助。这些经济体如何有办法在不到十年之间，将自己从困顿的借款人，转变成名列前茅的一尾活龙？扬弃固定汇率体制是决定性的第一步，这种固定汇率，把他们的经济和美元绑在一起，引发几乎令他们疲於奔命的金融操作。这些不当操作就是所谓的利差交易，在钉住汇率制度之下，从已开发国家借钱，没有避险，而将这笔钱转贷给当时利率较高的国内。这种操作赚了一阵子，但最後导致整个东亚到俄罗斯都发生连锁违约事件，甚至对美国造成威胁。
　　
　　　　我稍後会在本书探讨这个危机，包括为什麽尚未充分参与国际金融的中国，能够在此次灾难中毫发未伤全身而退的问题。今天，中国及东亚新近工业化经济体所展现出来的实质ＧＤＰ年成长率介於百分之四到百分之十之间，远超过日本和西方已开发经济体。通货膨胀率为个位数，长期利率也是一样。
　　
　　　　在日本发展出来的外销成长模式，为後来的「亚洲虎」，以及更後来的中国所拥抱，这个模式是如何推动亚洲达到彻底超乎预期的繁荣，是本书的一个主题。今天，光是日本和中国的储蓄加起来，就占了全世界的四分之一，那是全球投资的资金来源。东亚新近工业化的经济体则再贡献出另外的百分之五。我把冷战结束看成近代史上最重要的经济事件，因为这个事件把庞大、受过教育而低薪的劳动力释放出来，参与竞争的世界市场，他们不只来自东欧，还有不少来自当时所谓的第三世界，尤其是中国。中共的微妙变化，在柏林围墙倒塌之後，加速迈向资本主义，显示中央计划经济是失败而不可行的经济制度。
　　
　　　　中国的外人直接投资，受到财产权保护提高之激励，从一九九一年的四十亿美元增加到二○○六年的一年七百多亿美元。这些资本输入所带来的先进科技驱动中国成长，再加上出口爆炸性增加之支持，其成长率为二位数。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有许多出口作业因而重新调整──在送到已开发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之前，先行运到中国作低成本的最後制造。
　　
　　　　虽然东亚经济体这种经济成长爆炸乃是全球经济活动的一大利多，我们却不能期望这种成长能够无限地持续下去。首先，借自日本和西方的科技，已经让东亚的生产力上升到远超过已开发世界的水准，这些已开发国家虽拥有先进的科技，却只能靠创新按部就班地成长。当前东亚生产力的成长水准介於百分之三·五到九之间，终将滑落到低於百分之三的水准，我将在後面的章节中把这个数字定为人类知识进步所能产生的最大成长率。然而，这或许是好几年以後的事了。
　　
　　　　值此过渡期，东亚正快速成长。即使是目前占东亚ＧＤＰ最大比重的日本，也已经开始摆脱自一九九○年股市房市崩盘以来长达十五年的停滞。在人口快速老化的冲击下，日本开始走出其几乎与世隔绝的金融环境，这种金融隔绝，於二○○三年达到高峰，大多数日本人觉得把他们丰沛的储蓄投资在以日币计价的资产上，几乎就是一种爱国义务。这种自我要求，不愿投资海外的心理，导致大量的储蓄，尤其是来自家庭、保险公司，和退休基金的储蓄，以直接或间接透过日本庞大的邮政储金系统，投资於日本政府公债。日币泛滥导致十年期日本政府公债的殖利率下降到百分之○·五，和当时美国十年期国库券百分之三·六的殖利率相较，低得令人难以理解。只有百分之三的日本政府公债为外人所持有（而且大部分是国际债券型基金所作的必要分散），而美国国库券则有三分之一以上为外人所持有。长期利率让日本央行能够把短期利率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准。
　　
　　　　以日币计价的利率受到压抑，而和其他国家利率之间的差距，则造成了另一种利差交易。日本人并不是把资本投注在殖利率较高的海外，而是间接以低利率把日币借给外国人，让他们能够作为周转或是投资到高获利的资产上，通常是信用风险极低的有价证券。其利差大到足以吸收汇率变动的风险。其实，这是日本人在补贴外国投资人。但自二○○三年以後，这种情况已经变了。日本投资人显然已经对低报酬率感到厌烦，开始向海外寻找投资机会。其效果就是去除了日本许多的「本国偏误」。日本投资人所作的净国际收购（net foreign acquisitions）从二○○三年第一季的三·四兆日元上升到二○○七年第一季的六·七兆日元。自二○○三年以来，由於邮政储金系统的存款缩减了几乎百分之二十，日本政府公债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发行必须向海外募集。由於国内需求退出，再加上必须吸引外国需求，十年期日本政府公债的利率被迫升到百分之二──还很低，但已上升不少。日本家庭对以海外资产为主的信托基金之购买已经暴增。
　　
　　　　当日本投资人对全球化变得更为积极时，日本的银行也重振其国际声威。由於房地产价格於二○○六年稳定下来，日本银行在多年的禁止和压抑後，又回到了正常的放款业务。简言之，当通货紧缩退却，成长率回升时，日本渐渐地又回到了「正常」经济俱乐部。
　　
　　　　毫无疑问，正如我後面的探讨，在人口和劳动力衰退之下，日本要面对令人沮丧的未来。除非出生率意外上升，或是一场文化冲突把日本打开，引进大量移民，导致大势逆转，否则，该国的国际威望很可能会随著其ＧＤＰ占全球和东亚的比重不断下滑而渐渐褪去。然而，日本还是会和以前一样，在科技和金融上继续作为一个富有而令人敬畏的世界力量。而二十一世纪应该对所有的东亚经济体都很有利，因为中国、韩国、新加坡、台湾，和其他的新星，都将追求自己应有的繁荣和成长。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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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斯潘：我们的新世界 / fredyan

2007-10-03 15:38 | 阅读(1676) | 标签: 格林斯潘

“美国总统跺跺脚，打颤的不过是白宫；可格老一打喷嚏，全球就得下雨。”这句对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描述，精准道出了这位曾掌管美国人“钱柜”长达18年之久的经济学者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毫不奇怪的，当格林斯潘推出这本带有自传色彩的新著时，整个世界就仿佛是在消化完一顿大餐后打了一个饱嗝。动荡、冒险、新世界、2030年等一系列词汇都成为了这顿大餐的绝美佐料，诱使人们在享受佳肴的同时，去思索2030年的世界，将会是一幅怎样的图景。


自1987年8月由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提名登上美联储主席宝座以来，格林斯潘就变成了一个神话人物，时刻聚焦在镁光灯的照耀之下。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大力主张者，格老认为政府应该尽可能地减少政策管制，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但当美国金融市场受到大幅波动时，这位坚定不移抑制通胀的强硬派，又一次次作出调高利率的举措，为过热的经济降温，以稳定市场。


历史数据昭示了格林斯潘在调控经济方面的非凡能力。在其任内，美国共经历过两次经济大衰退，而此前的18年里，经济危机有四次之多；格老接掌美联储时，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为4%，平均失业率7%，2006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仅为2%和4.8%。就连对格老颇有微词的美联储前副主席阿兰•布兰德（Alan Blinder）也承认，格林斯潘“也许是古往今来最出色的中央银行家”，正是其对美国经济的保驾护航，方才造就了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繁荣，即1991年3月的经济萧条结束后，至2001年轻微的衰退之间长达十年的繁荣，这些过往的事实成就无疑是对格老的最高褒奖。


但格林斯潘却在书中坦言，尽管1970年代曾担任过福特总统的经济顾问，对身处的世界，尤其是欧洲国家与亚洲市场有所接触与了解，但当1987年出任美联储主席时，他其实仍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当与不当间徘徊和挣扎，“为整个经济制定利率似乎涉及许多我还不清楚的学问”。另一方面，这样一份深具挑战性的工作，需要对庞杂的经济趋势作出预测，往往能做到六成的正确就十分幸运，而那些“开不完的政策会议，又全没时间好好思考有效执行政策的新因素”。


事实上，早在亚当•斯密于1776年写出经典著作《国富论》之前，人们就在寻找一条迈向持久繁荣的终南捷径，但历史的发展及格林斯潘随后的工作经验却清楚地告诉他，世界经济的走向并不是可如预期的那般风顺，仅仅从1975至1997年短短20余年间，世界各国就发生了大小金融危机289起，平均每年13起。这些接年不断的金融灾难，回望的时候依旧让人感到惊心动魄：1980年代和1990年代拉丁美洲因赤字财政、巨额负债而频繁爆发的经济崩溃，1990年代初苏联及其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1993年欧洲汇率机制的解体，1994年墨西哥的货币危机，1995年巴林银行的倒闭，1997年席卷亚洲各个新兴市场的金融风暴，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直至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都无一不在证明，人们正不可避免地身处于一个动荡不安、难以控制和预料的大时代之中。


而到了2001年9月11日，也就是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第14年，他参与了一场非常低调的群策群力行动，以确保美国不会遭逢经济倒退，进而拖累全世界。相比较当初他刚刚接掌美联储主席不到几周就爆发的股市崩盘和金融恐慌，9•11事件无疑代表着一个新的转折点——那些过去认为会重创经济体制的冲击，竟以惊人的速度自我化解。全球资本经济环境显得更加弹性、强韧、开放、自主和快速变动，在动荡混乱的大时代之下，实际上是一个新世界在孕育，并带给了人们前所未有的诸多机会，还有挑战。


对此，格林斯潘在书中指出，有三个构建繁荣基础的共通特性影响了全球经济的改变：（1）国内的竞争程度，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开放程度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整合；（2）一个国家中与经济事务相关联的制度之健全及有效性（3）政策制定者为维持稳定而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措施之成功程度。尽管这三个条件的重要性，依据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而产生不同的排序，但在格林斯潘看来，最为关键的因素则是国家对实施财产权的制度性确立（在这一点上，格林斯潘深受17世纪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的影响），“因为如果没有财产权，公开交易及竞争和比较利益的庞大效益将遭受到严重阻碍……对财产所有权的态度和看法，会透过家庭的价值教育，一代传一代。”


在此标准之上，格林斯潘对2030年的世界格局做出预测，并特别就中国、印度及俄罗斯的发展单独成章进行论述。这三个国家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市场法则，但在做法上却各有偏袒。其中印度虽然有合法的财产权，却受到诸如自由裁量权等规范的限制，以至于在吸引外资上，不具备应有的效力；俄罗斯虽然设立了财产权的法律，但政治上的权宜措施，又束缚了其执行力度。至于中国，虽然格老乐观地预言，中国将在2030年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并在提升世界繁荣的进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但他同时亦指出，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体财产制，转移到市场经济下的个人财产权的过程，并不是朝夕可成。“2030年的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模样”，还有赖于中国对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道路选择。


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

Alan Greenspan

Penguin Press

September, 2007


《我们的新世界》 格林斯潘著 林茂昌译

大块文化（台北） 2007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