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因反革命集团案受审


张春桥: 文革就是改朝换代

审判四人帮原则: 凡毛泽东支持的事件都不定罪

作者: 王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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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案审理原则：凡毛泽东支持的事件都不定罪


　　法庭上，张春桥为什么从头到尾一句话都不说？这个谜不但使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感到困惑，也使许多的外国记者和朋友感到不解。

　　本文作者王文正是当年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审判员，他认为，张春桥“是一个在事实面前自认失败的人”。

　　受宠时的张春桥

　　1958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带着一个人前来见毛泽东。

　　这个人便是张春桥。当时张春桥是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兼柯庆施的政治秘书。

　　不久后的1959年1月，张春桥当上了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仍兼柯庆施的专职政治秘书。

　　1963年以后，张春桥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1965年，张春桥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张春桥任副组长，与江青平起平坐。以后，张春桥又先后任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

　　1966年11月11日夜，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支持由王洪文等人把持的上海“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因为北上告状而造成的“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73岁的生日。12月25日，毛泽东邀请张春桥、姚文元等几位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到家里做客，共同庆祝他的生日。

　　在这次小型的生日宴会上，毛泽东主席将张春桥拉到身边坐下，并夸他是“红色秀才”。

接着，毛泽东主席就说：“上海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

　　毛泽东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

　　原来，1966年11月9日，王洪文等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发表“宣言”，诬陷上海市委。10日，王洪文一伙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以进京“控告市委”为由，冲击上海火车站，强行登车进京，在安亭受阻后，又拦列车，迫使沪宁铁路中断31个小时，搞得群众怨声载道，制造了“安亭事件”。30日，张春桥又支持红卫兵和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组织围攻《解放日报》社，制造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轰动上海的“《解放日报》事件”。从11月29日开始，王洪文一伙造反派调动队伍，对上海《解放日报》实行了围攻和冲击，阻止报纸的正常发行，大搞打、砸、抢活动。

　　与此同时，张春桥还指使上海市委写作班子里的徐景贤、朱永嘉，要他们“后院起火”。12月18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带领朱永嘉、王承龙等人和市委的一些人，造了市委的反，并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夺了市委的权。同时揪斗了陈丕显、曹获秋等市委领导，制造了“后院起火事件”。

　　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上海逐渐地被“四人帮”控制，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基地。上海的权力到手之后，他们又提出了“稳住上海，搞乱全国”的策略。

　　可是，通过法庭对张春桥的审判，人们不得不发出疑问，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提到这三件事？

　　这里面有另外的一个原因。

　　通过预审，对张春桥提起公诉时，对于由他一手制造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后院起火”三件事，当时也是有争议的。有人主张，这三件事情既然是张春桥专门回到上海去支持的，那么就应该算在他的头上，对其提起公诉。可是也有人不同意，认为这三件事情虽然都是张春桥一手操纵的，但事后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应属于工作中的错误，因此不能提起公诉。

　　我当时所持的是前一种态度。1980年7月，我到北京秦城监狱参加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的预审前后，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确定“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后院起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对此我是赞同的。

　　现在两种意见发生了争论，大家都从法律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双方相持不下。

　　后来，大家的意见都统一到一点上来，那就是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特别法庭，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曾对此有过一个意见，凡是经过毛泽东支持和同意的事件，都不能定有关被告的罪。

　　我参加预审工作后，通过看材料和开会。才知道毛泽东主席对上述三件事都是支持的。

根据这样的一条原则，最后决定这三件事情不对张春桥提起公诉。我当时虽然有些想不通，也只好服从中央“两案”指导委员会所规定的原则。

经过争论和认真的研究，最后国家公安部和特别检察厅都没有将这三件事作为张春桥的犯罪行为提出起诉。

　　“文革”就是“改朝换代”

　　1975年4月1日，张春桥写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经毛泽东主席同意，在全国的报刊上全文刊登或转载，并印成单行本全国发行。

张春桥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很奇怪、后又被一些人在讲话或者写文章时所反复引用的“观点”，那就是所谓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张春桥在这篇文章中的许多观点都很片面，他“只讲专政”而“不讲民主”。

　　本来文章发表了，全国上下都学习也就算完了。可是唯有邓小平明察秋毫，看出了张春桥文章中的问题。邓小平于是找到毛泽东，就张春桥在文章中所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请教毛主席，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邓小平的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支持。于是，毛泽东指示对于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请政治局议一议。随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评江青一伙“反经验主义”的问题。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在京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这也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亲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心忧国家而又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也从医院赶来参加。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会上，毛泽东再次对江青一伙反经验主义、搞宗派主义等行为进行了批评。

同时他还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看了一遍，讲经验主义的问题，被我放过了。

此外，毛泽东还说了对于张春桥我们过去不认识不了解之类的话。

　　此时，张春桥竟然打断毛泽东主席的话，说“我们认识……在北戴河开会柯（庆施）介绍认识的。”

　　这是过去所有会议上从未有过的。过去开会，除彭德怀之外，没有一个人敢从中打断毛泽东的讲话，张春桥之所以敢这么做，一来说明他对于毛泽东对自己的看法是有数的，二来也可以看出此时张春桥的狂妄程度。

　　就在张春桥打断毛泽东的讲话之后，毛泽东接着就批评了江青一伙：“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位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我在参加秦城监狱预审的时候看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记录，认为这次会议基本上是毛泽东一个人讲的。其他人很少说话或未说话，更没有展开过讨论。

会上，毛泽东虽然批评了江青等人，但没有下定决心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将这个问题一拖再拖，以至于在他身前都未能解决。

　　看过这份记录后，我对没有看到的同志说要抓紧时间看一下，对于今后在法庭上和合议时区分罪和错大有好处。不几天，有人去调这份记录看时，保管材料的同志说，已被胡耀邦同志调去了，并说这事知道就行了，不要看了。

　　由于毛泽东主席的这种态度，以及开始时对张春桥的某种信任，使张春桥认为文化大革命真是“改朝换代”的时候来到了。

1967年至1975年，张春桥多次宣称，“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从此不再说话
　　
　　1980年11月27日，第一审判庭开庭审问张春桥。审判员王战平问张春桥：“1967年9月，1968年3月，1975年11月你先后在上海、北京多次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一事，是不是事实？”

　　张春桥默不作声。

　　法庭宣读、出示了有关证词。

　　徐景贤1980年7月11日的证词说，1967年9月，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接见“工总司”的全体委员时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张春桥还说：“今天除徐景贤以外，旧市委的人一个也没有，这才像个‘改朝换代’的样子。”

马天水1978年1月26日的证词说，张春桥同他谈话时，指责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

　　法庭还传原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出庭作证。黄涛说，1975年11月张春桥在北京钓鱼台约他谈话，曾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

　　正是由于这样的目的，张春桥开始大量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

　　法庭还就起诉书指控张春桥在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内接见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指使蒯大富在北京组织游行示威，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一事进行调查。审判员问张春桥，他始终不语。

　　法庭宣读和投影蒯大富1970年12月在清查“五一六”受审查时写的交代提纲，里面有“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门小屋子召见，号召反对刘少奇。12月25日打倒刘少奇大行动。”

接着法庭宣读和投影蒯大富1971年1月15日写给清华大学党委的信，其中有：“春桥号召我们和刘少奇干到底。”

法庭还宣读和投影1967年1月1日《井冈山》报第五版《向刘邓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记井冈山兵团12月25日大行动》一文的主要章节。

　　正是从“改朝换代”的思路出发，张春桥不但积极参加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的迫害，还想方设法在中央和地方安插自己的亲信。

　　原上海警备区师级干部徐海涛，在张春桥等人夺权之后，曾担任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办公室负责人，张春桥见他为人“忠实”，利用自己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之际，将他安插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任领导职务。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于会泳，由于对“四人帮”忠心耿耿，被张春桥、王洪文看中，就想法将其调到文化部，四届人大会议上又任命他为文化部部长。

　　如果说徐海涛、于会泳迸京担任重要职务与他们本身的专业和特长还有一点联系的话，那么周宏宝的进京任职，真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了。周宏宝系在沪的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之一，群众都说此人在“文革”中除了打、砸、抢之外，不会干别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人，张春桥、王洪文竟然将其调人北京，担任了教育部的负责人之一。

　　1980年8月，公安部经过预审后认定，张春桥犯有利用手中的职权安插亲信，以达到“改朝换代”目的的罪行。

　　可是，全国人民最后看到的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刑事判决书，在张春桥的个人犯罪事实中，却并没有“安插亲信”这一条。

　　这难道就是张春桥在法庭上一直不愿开口的原因吗？这件事情，不用张春桥开口，法庭自己给“辩护”掉了。

　　对于公安部和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所提到的这件事情，在预审的讨论中，我曾在会上提出，此项不应给张春桥、王洪文定罪起诉为好。

　　我的理由是：1974年的时候，王洪文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两个人都有合法的政治身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中央组织部到上海选调干部到中央任职，并趁机安插亲信到国务院和军队、人民群众团体担任部级领导职务，中央组织部也是同意了的，这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通过合法的组织手续调到中央有关部门来的。

当然，张春桥、王洪文这样做，实质就是在安插他们的亲信，是有其野心和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

但我们在法律上不能将此作为篡夺了这些部门领导权的犯罪活动。这在当时是合法的，是合乎组织程序的。

　　经过认真的讨论，最后起诉时采纳了这个建议。

　　可以看出，对于张春桥这样顽固不化的“四人帮”主犯，法庭同样是公正的，是实事求是的。我想，这件事情张春桥自己心里也是明白的。

　　但是，在法庭上他为什么不说话呢？谜底原来在这里。

　　张春桥被捕以后，在开始对其实行预审时，他还是肯讲话的，只是对一些重大问题设法回避。

在对于王洪文赴长沙告状诬陷周恩来总理一事，张春桥一开始与王洪文、江青、姚文元一样都是愿意讲的。

当问到为什么要这样做时，张春桥答：当时是周总理病得不行了，就要想法全力“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审讯人员接着就问：“你们在搞掉周总理和邓小平之后，想由谁来担任第一副总理并在以后接任总理的职务呢？”

　　此时的张春桥说到了兴头上，根本就没有防备，然后便回答：“他们的意思是让我来。”

这里的“他们”当然很明显，就是“四人帮”的其他三个人。

张春桥此话一出，担任审讯的人一阵兴奋。在开始预审“四人帮”时，他们把一切问题都往毛泽东身上推，只承认自已是认识上的偏差，是理解上的片面，是执行上的错误，并用以来对抗审讯，使整个审讯进展遇到了困难。

这个困难的关健就是“四人帮”一伙的一些行动，究竟是毛泽东的指示，还是他们利用毛泽东的威信，在下面搞自己一套“改朝换代”的把戏。

　　张春桥无意间说出的话，才完全暴露了他们一伙人的天机：他们所干的一切，并不都是毛泽东的指示，而是有其一定的政治目的的。

　　“四人帮”一伙的罪恶目的终于弄清：篡党夺权，改朝换代。

　　独独是这个一向以深思熟虑著称的张春桥，在预审的时候就暴露了他们一伙人的野心。

从此，预审工作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老奸巨滑的张春桥很快发现自己这次对答有失。为了防止再次出现这种情况，张春桥从此便沉默不语了。这样，张春桥的沉默就成了特别法庭的审判中一道令人费解的“风景”。

■摘自《纵横》200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