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

１。孔从洲

２。孔东梅拿起书介绍自己外公和家乡的渊源

３。孔东梅和大妈（左）堂哥（右）品尝家乡玉米面搅团

　　孔从洲（1906-1990）

　　原名孔从周。陕西省西安市人。

　　一九二四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参加过北伐战争。

　　一九三六年任国民革命军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

　　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独立第四十六旅少将旅长，新编第三十五师师长，第五十五师师长。

　　一九四六年作国民党陆军第三十八军中将副军长。

　　一九四六年五月率部于河南巩县起义，后任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八年后任豫西军区副司令员，郑州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第二炮兵学校校长、西南军区军械部部长，高级炮兵学校校长，炮兵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兼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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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亲家孔从洲的故事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4月27日10:50 《人物》杂志
　　1936年12月12日，在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西安事变”中，孔从洲打响了第一枪；

　　1955年，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而在1946年他还曾是国民党军队的中将；

　　1959年8月29日，毛泽东的女儿李敏与孔令华结婚，孔从洲成了毛泽东的亲家翁；

　　1960年，将军孔从洲奉命组建炮兵工程学院，到1964年调离，在这所学院度过了最艰难的组建阶段。现在，这所当年解放军的最高学府之一，已经发展成为南京理工大学……

　　孔从洲将军有着传奇的人生经历。他17岁独自步行数百里从军，进入杨虎城的部队后，三炮击毁北洋军队哨所；参加北伐战争，东征直抵山东；亲历“西安事变”，打响了发动事变的第一枪；与日本侵略军血战中条山，坚守永济，鏖战中原，立下赫赫战功；1946年在部队即将被蒋介石分化的危急时刻率部起义，然后作为解放军的军长，南征北战直到胜利，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将军。这名将军对教育情有独钟，不仅在家乡创办了两所小学，还在1955年担任了沈阳高级炮校的校长， 1960年组建炮兵工程学院，并担任院长……

　　从私塾到学堂，再到教导队，孔从洲深感教育对个人发展的重要，立志一定要为家乡兴办学校

　　孔从洲祖籍江苏省句容县，从他祖父那一代搬迁到西安灞桥镇上桥梓口村，务农为生。1906年10月2日孔从洲就出生在这里。他父亲是一个忠厚老实而倔犟的农民，有一年与邻近一户姓宋的地主因为土地纠纷打了一场官司。宋姓地主有钱有势，贿赂官员。官府偏袒宋家，官司久拖不决，孔家几乎倾家荡产。孔父说“争气不养家，养家不争气”，硬是坚持了三年终于打赢官司。孔从洲的母亲虽然不识字，却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父亲是个秀才，满腹经纶，办了个私塾坐馆任教，在乡里很有声望。孔从洲原名“从周”，就是由他这位外祖父所起，取自《论语》“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受父亲影响，孔母很敬重有真才实学的人，想方设法要孔从洲读书。她先是把孔从洲送进了村里的国民小学，但因家境贫困，交不起学费，又送他去了自己父亲的私塾。

　　孔从洲在外祖父的私塾里苦读的同时，还经常随外祖父到附近的芸阁书院听讲。芸阁书院的主讲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牛兆廉，远近慕名去听讲的人很多。

　　孔母对孔从洲要求严格，每次孔从洲从私塾回家，都要背书给她听。她虽然不懂书的内容，但只要孔从洲背得流利，就喜形于色，如果结结巴巴地背不出来，就显得很忧伤。孔从洲深感母亲的苦心，读书很用功。13岁时考进了当时的长安县第一高级小学，三年后又顺利地考上民立中学。但家里实在供不起他继续上学了，孔从洲只好回家务农，成为赶马车的把式。

　　孔从洲虽回乡种地，却始终难以安心。他对当时的社会黑暗现象深恶痛绝，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1924年初，孔从洲刚满17岁时，听说杨虎城的部队招收学兵，不收学费，管吃管穿。当时杨虎城已经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战斗中崭露头角，成为陕西进步青年敬佩的爱国将领。于是，孔从洲便约了四个同学一起去投考。孔从洲他们要投考的是杨虎城在陕西北部定边举办的培训下级军官的军事教导队。

　　4月初的一天，孔从洲与同学们出发北上。到了渭河边上，渡船不能靠岸，要走一段泥滩，淤泥较深，有的地方一脚踩下去就没到膝盖。他的那些同学动摇了，说：“安边，在长城边上，远得很，晓得什么时候才能走到？”都泄了气，鼓动孔从洲一起回家，去北洋军阀刘镇华在西安办的讲武堂。孔从洲知道刘镇华的镇嵩军抓差拉夫，抢劫财物，无恶不作，根本不屑与之为伍。

　　定边在陕西省西北隅长城线上，靠近内蒙古毛乌素沙漠，与靖边、安边合称三边。从西安到定边足足300公里，长途漫漫、人生地疏，谁知道还会碰上什么艰难呢？但孔从洲一直记得父亲那句“争气不养家，养家不争气”的话，独自向陕北走去。

　　他踏过泥滩，渡过渭河，在试图过泾河时，被急流冲走，几乎淹死，幸被岸边一个农民救起。他一无所有，又不愿乞讨，就到村庄里帮人做农活或者写写算算，换上一些馍馍继续前行。风餐露宿，走了数十天才到达目的地。孔从洲到达定边时，已经瘦弱不堪，衣衫褴褛，军事教导队也已开学一个多星期了。招考的人听他说了投考经历后，流下了眼泪，说，“单凭你的决心，就可以录取！”孔从洲从此踏上军旅。

　　1924年10月25日，冯玉祥等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的政府，把溥仪驱逐出宫，同时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杨虎城认为革命已有转机，也率部擎起国民军大旗，浩浩荡荡向关中进发。孔从洲这时已经在定边的军事教导队经过了八个月的严格训练，成了一名具有基本军事知识和政治觉悟的军人。他所在的教导队扩编为教导营，孔从洲当了班长，开始了历尽艰险的南征北战。

　　在教导队的这八个月也成了孔从洲接受的最高教育。青年时代失学，使孔从洲珍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孔从洲在这个阶段的学习也很勤奋，全力以赴，唯恐落后，各门功课都获得了优异成绩。也就在这时，他立下一个志愿，如果事业上有所成就，一定要在家乡兴办学校，使穷孩子都有上学的机会。

　　1929年，孔从洲升任炮兵营长，每月薪金稍有余裕，就开始考虑办学的事。1932年冬，孔从洲从西安回家探亲，看到村里那所学校仍和他上学时一样，几间房子破破烂烂，几十个学生冷冷清清，请的一位教师，连微薄的工资都没有保证，不能正常上课，村里许多学龄儿童都失学在家。

　　孔从洲请了村中几位长者商议办学的事，他把多年来的设想告诉乡亲：愿把历年积蓄300元钱作开办费，今后每月的正常费用，大部分也由自己承担。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当即推举了几位董事，选孔从洲为董事长，办起了学校。孔从洲将学校命名为竞进小学，意思是在竞争中求进步，鼓励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

　　孔从洲任炮兵团长后，又办了务庄小学。这所学校离竞进小学不远，但务庄是个集镇，可以招收更多的学生上学。

　　孔从洲认为，一所学校办得好坏，办学思想和教师质量非常重要。他对两校校长说，我们办学，就是要为社会造就人才，传布新文化、进步思想，教学生懂得科学知识，改变家乡文化落后的面貌。要树立艰苦创业，积极进取，尊敬师长，刻苦学习的校风。

　　这两所小学都是新式小学，开设国语、算术、自然、历史、地理、体育、美术、音乐等课程。学校办起来后的一段时期，孔从洲每年都抽时间回去看一两次，或请校长、教师到西安见面，商量解决一些存在的问题。1941年，孔从洲从河南抗日前线返乡后，还专门到务庄小学作了一次演讲，在介绍了他们部队抗日杀敌的情况后，他义愤地说：“我们要把日本鬼子统统打死，给我们上地(肥田)，让棉花长得又高又粗。”

　　如今，这两所小学仍在原址茁壮成长着，务庄小学因为教学质量较高，在1980年时就确立为区里的中心小学。竞进小学已经改名桥梓口小学，有教师17人，在校学生200多人。

　　蒋介石问：“你还看《孙子兵法》，你能看得懂吗？”孔从洲从容应对蒋介石的考问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随蒋介石去了南京，随即被软禁，东北军群龙无首，很快发生了“二二事变”，东北军一批少壮派军官哗变，杀害了军长王以哲，造成东北军内部分化，很快被蒋介石瓦解。事变的另一主角西北军，虽也有小股部队投奔蒋介石，但整体保存较好，仍是蒋介石的心腹之患。蒋介石先是逼杨虎城出国，又在以后的数次整编中肢解西北军，并拉拢军中高级将领。孔从洲追随杨虎城多年，深得杨虎城信任，是西北军中第一个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密谋“兵谏”的人。在“西安事变”时，孔从洲担任城防司令，负责解除城中蒋介石嫡系卫队与特务组织的武装，并下达了发射信号弹的命令，打响了“ 西安事变”的第一枪。因此，孔从洲成了蒋介石重点要拉拢的人。

　　1943年1月上旬，正在抗日前线鏖战的孔从洲接到蒋介石的一封电报，叫他去重庆面谈。此时，孔从洲已是新编 35师师长。到重庆的第三天，就被接到重庆的黄山官邸，面见蒋介石。蒋介石一见到孔从洲，就指责他丢失了黄河铁桥，并威胁要军法处置。孔从洲据理力争，告诉他黄河铁桥不是他们师丢的，他们在接防时，黄河铁桥邙山就已经失守，有监交人为证。但蒋介石不顾事实，不容孔从洲申辩，甚至说出了“我不管，我不管，就是你们失的。你不要说了，就是你们失的！”这样耍无赖的话。谈话为此一度中断。在另起话题后，蒋介石的态度才趋于缓和，开始“考”问孔从洲。

　　蒋介石问：“你和孔祥熙是孔门同辈后裔，你家是干什么的？”

　　孔从洲答：“我和孔祥熙不认识，家境差得远了。我家是种地的。”

　　蒋又问：“你是干什么的？”

　　孔答：“我是行伍出身。”

　　“你平常看什么书？”

　　“我平常看兵法、史书、总理遗教、委员长言论集，还看委员长庐山讲话、四大教程、典范令。”

　　“除了这些，你还看什么？”

　　“还看《孙子兵法》、《曾胡治兵语录》。”

　　蒋介石显然对黄埔以外的军人不屑，他说：“你还看《孙子兵法》，你能看得懂吗？”

　　孔从洲答：“有些能看懂，有些大意知道。”

　　蒋又问：“《孙子兵法》里头，孙子怎么讲防御的？怎么要求的呀？”

　　孔从容答道：“孙子讲‘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蒋点了点头，“噢”了一声又问：“为什么‘无恃其不来’呢？”

　　孔回答：“‘无恃其不来’，就是不要存有侥幸心理，不要靠敌人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恃吾深沟高垒有以待之’ ，以逸待劳。”

　　蒋这时来了兴致：“噢！噢！《孙子兵法》、《曾胡治兵语录》怎么说官兵关系的呀？”

　　孔应道：“如鸡孵卵，如炉炼丹，须臾不可稍离。”

　　蒋介石点头，连声说：“好！好！”曾国藩是蒋介石毕生崇拜的名将，《曾胡治兵语录》是曾氏与胡林翼剿灭太平天国的经验汇集，蒋介石对此很推崇，十年“剿共”期间，他就大量印行，发给部下研究。

　　此后，蒋介石又询问了孔从洲部队驻防与战斗的一些情况，并允诺调拨一批军用物资补充部队。

　　这番谈话，是孔从洲将军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述的。在行前，孔从洲并不知道蒋介石找他要谈些什么，而且前线战事紧张，他也不可能专门准备什么，所以应对蒋的“考”问，都是平时积累而成，显示出一定的知识功底。说明孔从洲在紧张的战事间隙，还是注意读书学习的。也表明，以后孔从洲之所以勇于挑起大学校长的重任，是有着“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的底气的。

　　担当大学校长，对他是一个新的挑战。孔令华和李敏的婚礼后，毛泽东约他到书房叙谈

　　杨虎城的西北军在“西安事变”后虽经蒋介石不断分化瓦解而削弱，但在孔从洲等人的艰苦努力下，仍保存着基本骨干力量。他们一直与共产党暗中保持着联系，并数次希望获得中共中央的同意，举行起义。但中共中央从国共合作大局等形势考虑，一直未予批准。

　　直到1946年5月15日，时任国民党军队中将副军长的孔从洲在蒋介石彻底分化队伍的阴谋即将施行的危急时刻，率部在河南巩县起义，回到了共产党、解放军的怀抱。

　　这一年的夏天，中共中央决定，重建38军，孔从洲任军长，自此，他正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将领，并由毛泽东亲自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8军隶属晋冀鲁豫野战军，由刘伯承、邓小平直接领导。随后，在刘邓的领导下，孔从洲率部突破黄河天险，挺进豫西，解放郑州，参加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直到全国解放，孔从洲被任命为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

　　1951年3月10日，在原南京二野军政大学炮兵队等基础上，中央军委正式命令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学校”，孔从洲兼任校长。

　　这段工作经历，至少从两个方面为他今后的工作方向埋下了伏笔：其一，1953年他带领一批官兵到朝鲜战场参观，看到我军的炮兵团还是“骡马炮兵”，感到太落后了，就想今后去学校工作，加速国防炮兵的现代化建设。其二，认识到办学与管理军队的不同，在炮校中进行了一次体制上的改变，依照学校的机构设置，把原来的部队编制形式，改变成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干部处的管理形式，加强了教学机构。

　　1955年，组织上征求孔从洲对调动工作的意见。去向有两处：一是成都军区，一是沈阳高级炮兵学校校长。比较起来，到成都军区工作困难要少些，顺手得多；去办学则要面临很多新的挑战。但孔从洲还是选择了去沈阳。因为他认识到，为部队培养更多优秀干部，对炮兵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955年7月，孔从洲到沈阳高级炮兵学校履新，成了专职的大学校长。沈阳高级炮兵学校当时是军队最高学府之一，毛泽东、朱德都曾为其题词，还聘请了苏联顾问帮助。孔从洲在这里工作了五年。在这五年里，深入教学第一线是他的工作方法，而在课堂上，在与教师的交流中，他也获益良多。他说，干了几十年炮兵，却不曾系统学习过炮兵射击理论，这几年，学到了不少知识。

　　1959年8月29日，孔从洲的儿子孔令华与李敏结婚，而李敏正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这样，孔从洲成了毛泽东的亲家翁。在那天的婚礼上，孔从洲将军第一次与毛泽东单独会面。婚宴结束后，毛泽东留下孔从洲到他的书房里叙谈，谈到高级炮校的工作时，孔从洲说，苏联顾问很老练，讨论战术、讲射击，每次听课都和我一块去。听课以后还对教员打个评语。毛泽东听后说，这很好嘛！这就是学习的好机会。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不管有什么困难，只要努力学习都可以办好。

　　五年间，沈阳高级炮兵学校共训练了三期正规班、几期短训班和外训班，共培训了近四千名学员。不过，沈阳高级炮校是培训军队干部的军队指挥院校，学校性质与学制同普通高校还有很大差别，难以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真正使孔从洲成为名副其实大学校长的，是1960年担任炮兵工程学院院长。

　　两次搬迁，三地教学，四处为家，孔从洲这个大学校长不辱使命

　　为加速我国尖端技术和常规武器科技事业的发展，加强培养国防现代化所需的各类工程技术人才，国防部副部长、哈军工院长陈赓大将1959年11月19日向中央军委提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将军事工程学院的炮兵工程系、装甲兵工程系、工程兵工程系、防化兵专业和空军、海军系移交给有关军兵种，单独成立工程学院。于是，中央军委1959年12 月31日决定，将武昌高级军械学校与哈军工的炮兵工程系合并，在武昌高级军械学校校址组建炮兵工程学院。军队向来雷厉风行，要求1960年上半年即完成组建任务，当年招生，9月即开学。1960年3月初，炮兵政委李聚奎、司令员邱创成亲自挂帅成立了炮兵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并点将孔从洲出任院长。

　　孔从洲立即投入到繁重的组建工作中。他面临的困难是超乎想象的：一千多师生与几千吨的物资千里搬迁，两校人员合并后重组机构，按照大学的要求配备师资与干部，两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要维持，在组建的同时就要招收新生……所有这些工作都十分繁杂而又必须同时进行，偏偏又发生了一个新的重大问题，就是要选择并立即开始建设新的校园。因为，武昌高级军械学校是一所培养军队军械业务领导干部的军校，1960年时有学员1040人，教员和工作人员635人，规模不算大，校园面积也不大。而哈军工炮兵工程系当时仅师生就有1200来人，全部搬迁过来，校园根本容纳不下。尤其是，炮兵工程学院这时也定下了组建目标：在校生6500人，总编制要达到10050人的规模，武昌的校园更是无法满足要求了。于是，筹备委员会决定，哈军工炮兵工程系的高年级学生先搬迁到武昌，同时，另外选址建新校园。

　　孔从洲陪同邱创成司令员到保定、成都、西安等地勘察选址，历时一个多月，最后确定在西安市以南约25公里的秦岭脚下的花园村建设校园。随后就快马加鞭地展开了营建工作。

　　1960年8月3日，炮兵司令员邱创成与政委陈仁麒颁布正式命令：炮兵工程学院7月1日正式建院，9月份按时开学。10月8日，学院举行了第六期新生的开学典礼暨第一期学生的毕业典礼。这一天，被定为学校的校庆日。

　　1961年，学校扩大招生规模，招收了1014名新生，比前一年多出一倍以上。在哈军工完成基础课学习的炮兵工程系低年级学生也来到武昌，武昌校址无法容纳了。孔从洲与学院领导商定，1-3年级的学生暂时迁往沈阳，借用沈阳炮兵政治干部学校进行基础课程的学习。而六一级新生中399名基础较差的学生转到南京炮兵文化预校，进行预科学习。武昌本部只留有四、五年级的学生。这样，炮兵工程学院出现了“三地教学”的局面。因西安仍在建设，炮兵工程学院这时是“四处为家”。

　　就在奔赴各地的师生翘首盼望西安基建早日完成之时，1961年6月，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上将在视察西安校址时，认为学院院址和建筑规划不符合军委“山、散、洞”的要求，学校停止修建。就在大家愁眉难展之际，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大将到学院视察来了，他在听取了孔从洲的汇报后，说：南京高射炮学校的校舍很多，用不了，我看你们学院和高射炮学校对调一下校址，既不影响他们办学，又可解决你们的问题。这件事，回北京后我同炮兵领导同志商量。

　　于是，问题出现了令人惊喜的转机。1962年2月，军委、炮兵做出决定：炮兵工程学院与高射炮学校互换校址。从8月份开始，炮兵工程学院分散在武昌、西安、沈阳三地的大队人马陆续向南京集中，9月份胜利会师，从此结束了四处为家的艰难局面。南京孝陵卫地处东郊，炮兵工程学院进驻的这块地方，明朝时就是驻守军队的营地，以后清朝军队、国民党陆军大学都在这个营地驻扎过，解放后，又先后是解放军华东军政大学、高级步兵学校、高射炮兵学校的校园，地盘广大，环境优美。炮兵工程学院获得这片土地后，可以大展拳脚，学校也就进入了稳步发展时期。

　　几位学员在实验中炸伤了眼睛，孔从洲知道后说，年纪轻轻的，怎么能坏了眼睛，赶紧飞去北京，到最好的医院治疗。

　　孔从洲中将带兵打仗时爱兵如手足，当了大学校长，对学生也是视同己出。

　　哈军工炮兵工程系刚搬到武昌时，因为武昌校园的各方面条件与哈军工有很大差距，大家都有些情绪，尤其是 “从冰箱走进火炉”的“温度大跃进”使他们晚上12点之前根本睡不着觉！一会儿一身汗，得不停地冲凉。蚊子又多又大还十分猖狂……

　　温度大跃进，心情跌进冰窟。这时，孔从洲院长来了，他走进拥挤的学生宿舍看望同学们。孔院长笑着与同学们打招呼，问他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想法，需要什么帮助……看到有的同学蚊帐没有挂好，他调侃起来：快把蚊帐挂好喽，不然，武汉的蚊子就要与你们接吻喽！大家也轻松地笑起来……笑声中，一切埋怨都烟消云散，有这么一个体贴关心大家而又乐观的领导，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呢？

　　1960年9月份，搬迁完成了，新生招入了，新课开出了，学院的一切工作都以最快的速度步入了正轨。尽管实验条件仍十分简陋，科研工作也启动了。像教学工作中提前吸纳一部分高年级学生一样，科研队伍中也补充进了一批高年级的学生，四年级的王毓秀等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1960年开学不久，王毓秀被抽到了化工教研室，在崔有信教员的指导下，与其他十几名青年教师和学生组成了科研组，研制硼氢。硼氢是高能量的可燃物，可以作为固体火箭的高能量燃料。当时美国正在研制此类化合物。

　　王毓秀他们尚缺乏科研经验，也没有相关的科技资料，全凭着一股热情与奋发图强的心劲在干。

　　1961年6月的一天凌晨2点，王毓秀他们正在进行二硼烷加热转化为十硼烷的聚合反应时，意外发生了，只听“ 轰”的一声巨响，王毓秀眼前闪出一团绿色大火球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爆炸发生后，玻璃碎片四处飞溅，王毓秀的双眼受创，李伟民与张德才一个左眼一个右眼受伤，其他在场同学也程度不同地受了轻伤。王毓秀、李伟民、张德才他们三个人很快接受了手术。手术十分艰难，因为扎入他们眼中的都是玻璃碎片，在眼球的玻璃体中很难找到。给王毓秀的手术进行了一个上午，手术医生耐心细致地反复查找，直到实在找不到异物时才结束了手术。

　　孔从洲听说了，十分着急，他说，年纪轻轻的，眼睛非常重要，怎么能坏了呢，赶紧送到北京，到解放军总医院去救治！并指示立即坐飞机去，由校医院的一位医生陪同，同时联系炮兵司令部，请他们接机并安排好医院。

　　王毓秀说，那个年代，能坐上飞机可不是简单的事。到了北京，炮兵司令部的一位干部已经在机场迎候他们了，那司机说，用的是炮兵政委陈仁麒的车呢。他们被直接送到了解放军总医院，那里也有两位干部在迎接，并安排好了病房。医院立即把他们送进眼科手术室，进行仔细检查。几天后，又取出了王毓秀眼球深处的两粒碎玻璃。他们都重见光明！

　　王毓秀回到武昌就又投入到了工作中，过了几天，孔从洲院长居然到实验室来看望他了。孔从洲仔细端详着他的眼睛，关切地问，伤得如何，现在怎样了？有什么要求吗？还说，他前几天到北京出差还专门到医院去看他们，没想到他们已经出院了。院领导这么关心，令王毓秀十分感动。

　　因为要“纯洁队伍”，上级强令学校清退一名骨干教师，孔从洲火了，说，学校的教师好比是打仗第一线的指挥员，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指挥员撤下来，这个仗还打不打？

　　孔从洲在担任沈阳高级炮校校长时就深深体会到，要办好一个学校，必须拥有一支相当数量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但组建炮兵工程学院，最大的难题就是师资队伍的建设问题。组建时期能够胜任教学工作的不过200来名教师，其中高级讲师以上的教师13名，只有2名教授。尤为突出的困难是，哈军工的基础课是统一安排的，所以炮兵工程系没有自己的基础课教师队伍。而炮工新生一开学就要进行基础课的教学，怎么办？而且，炮兵工程学院组建后，在哈军工炮兵工程系的基础上，扩建成6个系23个专业，专业课师资队伍也还要继续补充，又怎么办？

　　孔从洲与学院领导当机立断，首先解决基础课教师队伍。采取了几个办法：一是从哈军工争取到了19名基础课教师；二是从专业教师和水平较高的实验员中抽调70名教师承担基础课教学任务；三是把新生的战术野营训练和下连队当兵锻炼提前到入伍教育之后，使得基础课教师多出三个月的备课时间。

　　与此同时，学院把1960年毕业的哈军工炮兵工程系的106名学生全部留下来补充到教师队伍中，并到各著名高校寻求支援，调进或借用一批教师，选调优秀毕业生。孔从洲还给时任教育部部长的杨秀峰打电话，请求给予支持。孔从洲与杨秀峰在战争年代即相识并结下深厚友谊。杨秀峰立即要求教育部所属36所重点高校把优秀毕业生支援给炮工。就这样，仅仅一年时间，炮工就拥有了一支596人的师资队伍，虽然离规划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但已经可以保证教学工作正常开展了。

　　队伍虽然是新组建的，但学院要求，教学质量不能比在哈军工时降低。对于教师，严格实行“一备三试讲”制度。学院领导对试讲的要求非常严格，很多教师都经过了几次试讲才通过，还有教师几次试讲没通过，就一直没有走上讲台。

　　孔从洲院长对教师业务上严格要求，在生活上则十分关心，政治上特别保护。

　　1960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中最困难的一年，大家都吃不饱。学校千方百计地生产粮食与蔬菜，喂养家畜家禽，组织打鱼队、打猎队，甚至采集了一万多斤的树叶制作成所谓的“叶蛋白干粉”与面粉和在一起做馒头。孔从洲院长自己还四处求援，到武汉军区弄来了一批黄豆。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生活上的困难，再难也能克服，政治上的危机，要处理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炮工是军事院校，招收的学生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调入教师更是注重出身。

　　1959年，林彪主持军队工作后，更是突出政治，运动不断，政治审查更为严格，炮兵也要求院校“纯洁队伍”。在此形势下，炮工政治部门查出了一名教师的“政治”问题，要安排他转业。

　　这名教师叫王，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王学业优秀，毕业后被留校任教，1954年调到哈军工，跟随著名数学家卢庆骏和孙本旺上辅导课，据说“从不表扬人”的卢庆骏，听过王的辅导课后曾说：我从来没听到过这么好的辅导课。1 956年，王开始担任主讲，很快即受到学生的欢迎，并在校内有了声名。1960年，王随炮兵工程系到了炮兵工程学院，几乎承担了学院所有的数学课。

　　可是政治部门认为王出身剥削阶级，是被清理的对象，要安排他转业。孔从洲知道了这事，立即指示政治部门：王转业的事别提了，如果上级问起来，我负责好了。没想到，事情并没有结束，不久，军委炮兵的一位领导同志来到学院责问孔从洲，“为什么不同意处理王？”一向温厚的孔从洲硬生生地顶了起来，说：“学校的教师好比是打仗第一线的指挥员，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指挥员撤下来，这个仗还打不打？别说学院的教师这么缺，就是比较多，也不能轻易处理，更何况像他这样有水平的教师。把他处理走了，我，或是你们首长去给学生上课，行吗？这样好的教师都不要，学校还怎么办？”

　　在以服从为天职的军中，孔从洲院长硬是顶回上级，留下了王。王留在炮工，一直到退休都在教书。南京理工大学多年来在国家、省级的各项大学生数学竞赛中都成绩突出，王功不可没。

　　孔从洲义正词严地说，事情虽然是他们做的，但那时我是院长，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要检讨，我去！跟他们没有关系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法宝，孔从洲将军是特别善于运用这个工作方法的。他经常深入到师生中去了解情况，倾听大家的想法。所以学校的大事小事，他都心中有数。

　　孔从洲尤其尊重老教师，有什么问题都会征求老教师的意见，专门制定了“老教师座谈会”制度，不定期地召集一些老教师与老干部，同他们商讨建院和教学工作大计。

　　不过，他多听多了解情况，却并不干预具体负责的干部们的工作，而是充分信任，大胆放手，鼎力支持，同时勇于承担责任。时隔多年之后，当时承担教学管理工作的苏广义在回忆孔从洲院长时，对他的这种领导风格依然感佩。

　　1966年4月1日炮兵工程学院脱离军队编制，改为地方院校，被命名为华东工程学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华工首当其冲被“革命”的是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院长祝榆生、教务部部长苏广义与基础课部部长沈正功。造反派苦心孤诣地搜罗材料要把他们批臭，甚至到北京找到了孔从洲。孔从洲已经于1964年7月被任命为炮兵副司令兼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虽然是毛泽东的亲家翁，“文革”中，孔从洲也没有逃脱被批斗、靠边站的厄运。但是，他还是对华工“造反派”义正词严地说，事情虽然是他们做的，但那时我是院长，我负责，没有我的认可，他们也不能做。所以，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跟他们没有关系！

　　作为中国第三代主战坦克的总设计师，祝榆生在2005年获得了“兵器工业科技发展终身成就奖”。从1958年调哈军工炮兵工程系后，直到1973年，他一直在炮工工作。他善于学习、勤于钻研，是一位知识广博而又富于想象力与创造力的领导，在教师中有着很高的威信。他有主见，有魄力，在学院组建扩充专业时，他力主开设了许多国内首创的专业，有些甚至是十分前沿的专业。

　　苏广义、沈正功与祝榆生的共同点是，都特别重视基础课的教学，都强调严格教育。苏广义具体负责教学计划与大纲的组织实施，沈正功具体负责教师的进修培养等。

　　孔从洲一直特别信任与依靠他们，他们的工作也的确是在孔从洲的办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1960年8月召开的第八次全军院校工作会议，根据林彪的指示，要求军队院校必须贯彻 “少而精、短而少”的教学原则，实现“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还制定了很多压缩学制、减少课程、突出政治与军事教育的具体措施，要求各院校贯彻执行。

　　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教育部在青岛召开部属36所重点高校教学改革研究会议，苏广义等旁听了会议，一些院校在发言中，调子很高，提出要“反修批修”“拔白旗”，狠抓走“白专道路”的人。苏广义等回校向孔从洲汇报会议精神后，孔从洲坚决地说，拔白旗，搞来搞去就是要把几个业务尖子搞掉，我们不搞。

　　此后，炮工也根据要求进行了教学改革，但是在孔从洲的支持下，他们把教育部“自力更生抓尖端”与炮兵党委“教学水平不低于地方同类院校”作为“尚方宝剑”，仍按照自己的想法对教学大纲与计划进行着一些“削枝强干”的改进。突出政治、思想工作也是延续哈军工炮兵工程系的成功经验，发动教师做学员的思想工作，并且认定，学生都是按照部队院校的标准录取的，政治素质都很高，思想问题主要是学习跟上跟不上的问题。

　　这种根据教育本身的发展规律，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灵活执行上级指示，实际抵制极“左”路线的做法，保证了教学秩序与质量。但是在1964年的第十次全军院校工作会议上，炮兵工程学院却与哈军工等四所学校被作为反面典型受到了批评。

　　在那个年代，在运动中，“批评”往往会上纲上线成为“批判”，一旦被“批判”，不仅政治生命结束，甚至生理生命也会消亡。但是因为有孔从洲院长在那里顶着，祝、苏、沈，以及其他一大批有想法有干劲的干部，都在为学校的健康发展奋力拼搏着。正如苏广义所言：“孔从洲院长是我们的中流砥柱！”

　　1964年6月27日周总理签发命令，任命孔从洲将军为炮兵副司令员兼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的院长，调离了炮兵工程学院，此后他就一直负责炮兵科研和装备发展工作。他离开南京后，仍一直关心与支持炮兵工程学院的建设与发展，支持炮工的一些科研项目。今天的南京理工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工为主，理、工、文、经、管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全国著名重点高校，在短短的50年里，培养出了包括全国最年轻的科学院院士之一卢柯在内的6名院士，成为建国后培养院士最多的中国大学之一。它也成为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中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一支重要力量。相信孔从洲将军若看到他在艰难岁月中亲手组建的学校已经取得如此成就，定会感到十分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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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亲家孔从洲
　　一位伟人和一位将军结为儿女亲家，他们的交往，曾经似春风过隙，荡涤着无数人的心灵，今日忆起，仍然感怀备至，激情难抑。

　　中南海的婚礼初秋的北京，艳阳似锦，长空如拭。中南海内，岸柳迎风，波光照人。1959年8月29日，一场庄严朴实的婚礼在这里举行。新娘是毛泽东的长女李敏，新郎则是孔从洲将军的儿子孔令华。参加婚礼的人员，除了毛泽东、孔从洲外，还有被邀请来的客人：蔡畅、邓颖超；主席的表兄王季范先生及其孙女王海蓉、孙子王其华；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机要处处长叶子龙、卫士长李银桥和秘书罗光禄以及李敏的同学和朋友等30余人。

　　李敏和令华相识于北京八一学校。毕业后，又相继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中学期间，他们继续交往，相互了解，感情渐深，终于由朋友发展为恋人，并互愿结为终身伴侣。对于他们的结合，毛泽东和孔从洲都深表赞同。一次，当李敏向毛主席谈及此事时，毛泽东说：“我一向主张儿女的婚事自己作主。你觉得小孔好，我没有意见。”说罢，他反问李敏：“小孔的父亲是哪个？他在哪里工作？”“我没有问过，他也没有说过。”李敏答。“那你怎么和他交朋友呢？”“八一学校收的都是军队干部子弟，我想他的父亲可能是军队的干部吧！”李敏解释着。“还是要问一下，了解情况嘛！”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事后，李敏问了令华的有关问题，并详细地向主席作了汇报。当毛主席听到令华父亲的名字时，连忙说：“噢，小孔的父亲原来是孔从洲将军，我熟悉，熟悉！”“那您同意吗？”李敏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期盼。毛泽东十分理解女儿的心情，大声说：“好，好，我同意。”听到父亲的肯定回答，李敏笑靥如花。

　　李敏的妈妈贺子珍没有参加婚礼。全国解放后，她一直住在上海。李敏为了征求妈妈对自己婚事的意见，早在1958年油菜花开时节便向她提起过。贺子珍说：“你要跟爸爸商量，他同意的我也同意。”后来毛泽东同意了，于是，李敏又携令华来到南昌，让妈妈亲眼见见这位未来的女婿。当贺子珍见到这一对年轻人时，这位从战火中走来、品尝了过多人世沧桑的老妈妈，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愉悦。她紧紧地拉着李敏的手亲昵地说：“你和令华好，我同意，希望你们幸福。”

　　本来，结婚的日期还要早一些，但由于毛泽东在庐山开会，一时不能回京，只好推延下来。为此，毛泽东还几次让卫士长李银桥打回电话，并亲自给李敏写信，再三叮嘱：婚期要推迟，一定要等他回京后再举行。8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从繁华的江南重镇———九江，乘火车回到北京。李敏和令华同到车站迎接。翌日一早，主席便把李敏和令华找去，商讨拟定邀请参加婚礼的客人名单，并确定婚礼日期。

　　婚礼的当天，毛泽东派秘书罗光禄把孔从洲接到中南海丰泽园。并将他引到颐年堂———婚礼便在这里举行。毛主席见到孔从洲后，赶紧趋步向前紧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今天是两个孩子结婚，请你来坐一坐，叙一叙。”并向大家介绍说：“这是李敏的公公，孔令华的父亲，孔从洲同志。”主席的介绍引得大家阵阵掌声和欢笑。这天，毛泽东显得格外高兴，婚礼时，他把酒杯举过胸前，以父辈的慈爱向李敏和孔令华祝福：你们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祝愿你们生活幸福。还风趣地对令华说：“不用忧来不用愁，二人心意两相投。”说完，自己乐了，大家也都乐了。毛泽东还举杯向前来参加婚礼的客人表示谢意，并为大家劝酒。

　　接着，令华和李敏向毛泽东、孔从洲敬酒。当他俩走到毛泽东跟前时，激动得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冲着毛泽东笑，随即又深深地向毛泽东行了一个鞠躬礼，以感谢父亲的养育之恩。望着这一对新人，毛泽东笑了，笑得是那样开心，那样满足，以致当令华和李敏向他敬酒时，一连喝了好几杯。客人们也争相举杯，为李敏和令华祝福。此时此刻，颐年堂里春风荡漾，满室生辉。饭后，毛泽东、孔从洲同客人们一起照相。毛泽东还单独同李敏和令华合影留念。

　　“他是个老实人”

　　李敏和令华的喜宴结束后，主席留下孔从洲和王季范先生，到他书房里叙谈。

　　坐定后，主席望了望王老，又转过头来问孔从洲：“现在在哪里工作？”孔答：“在沈阳高级炮兵学校担任校长。”“啊，当校长。怎么样？”孔从洲说：“很好，工作很好。”“你在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没有？”毛泽东关切地问。“没有什么困难，就是我的文化水平低。我过去在炮兵部队多年，但对炮兵理论、射击、战术理论学习不够。”这时，王老插话说：“炮兵要用数学的吧？”“是的，我数学很差。”孔从洲谦逊地回答。主席说：“你先人孔子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嘛！我幼年读的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一套。要不是孔夫子，我连字可能都不认识哩！他老人家提出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六门学科就有数学。你是应当学好数学的。”

　　主席风趣随和的谈话，令孔从洲原来的拘谨心情轻松了许多。

　　稍事停顿后，主席向王老介绍说：“他在外边时，是在杨虎城部队任职。”说完转向孔：“你什么时候到那个部队的？”孔从洲说：“1924年就到了那里。这个部队是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建立的靖国军保留下来的一支部队，我是慕名而去的。”接着主席又问到靖国军和驱吴运动、坚守西安以及杨虎城部队党组织活动等情况，深有感触地说：“噢，你们陕西出人才。你读过二十四史么？著《史记》的司马迁，就是陕西人，你知道么？”孔从洲说：“知道，他的《史记》我读过。”主席又说：“还有班超，东汉名将，是陕西人。撰写《汉书》的班固，是他的哥哥；妹妹班昭，是续撰《汉书》的女史学家。因她的丈夫为曹世叔，被称为‘曹大家’。农民领袖李自成，也是陕西人。……”

　　在交谈接近尾声时，主席又把话题拉回到了家常，他问了孔从洲一连串问题：你父母还在不在？十几岁出去当兵？为什么要到那么偏僻的安边当兵？回到革命大家庭后感到怎样？孔从洲都一一作了回答。最后，毛泽东着意地问孔从洲：“你工作上还有什么要求？”“没有什么要求，因为我是干炮兵的，对炮兵最有感情。”孔从洲不假思索。本来，孔从洲满可以借此机会向毛主席提出一些个人的要求，但他没有这样做。孔从洲这种坦荡无私的人格魅力，令王季范老先生深为感动。于是，便插话说：“噢，他是个老实人。”主席接着也说：“他是个老实人。他教育子女很严的哟，孔令华很好嘛，今后两个孩子一定会相处好的。学得好，工作也会干得好！现在人家成家立业了，可以自主了。”孔从洲点头表示赞同。

　　毛泽东称赞孔从洲“是个老实人”，不仅因为他对个人工作待遇从未有过任何奢求，还由于他对同志，对朋友，能够伸张正义，热情相助。“文革”期间，曾在抗日战争时期，被中共中央派到杨虎城所属38军作统战工作的地下党负责人蒙定军同志，被康生诬陷为“不是共产党”，而遭到长期关押、迫害，致使在杨部38军工作过的共产党员也全部受到牵连。孔从洲得知这一情况后，怒火中烧，不顾“四人帮”的淫威，决心为这些曾经在隐蔽战线同日蒋进行过艰苦斗争的同志鸣冤。于是，提笔给毛泽东写信，恳请毛主席干预此事。毛泽东很快将信批转到总政治部，严厉批评有关单位“政策为什么没有落实？”这样几经周折，蒙定军同志方获释放，恢复工作。

　　“杨虎城是爱国的”

　　毛泽东十分赞赏孔从洲在“西安事变”中的作为。交谈中，特意向王季范介绍：“噢，他参加过西安事变。在西安事变中是警备二旅旅长兼城防司令。”王老风趣地说：“嗬，官还不小啊！”主席说：“他（杨虎城）对你很信任啊！抓蒋介石前一天晚上，别人不知道，就跟你说了；噢，得保密哟，走漏了消息可了不得。你做得很好呀！杨主任对你很赏识吧？”“他是我的老上级，”孔从洲说，“把我一手培养大，看着我长大的……。”

　　原来，孔从洲于1924年来到杨虎城部队当兵，从士兵而班长，而排长，而连长，而团长，直到1936年担任警备二旅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始终受到杨虎城先生的关爱与信任。西安事变前夕，当张、杨两将军确定了“兵谏”的意图后，杨虎城即密令孔从洲，加速了解中央军在西安的部队和布防情况，“一定要把他们是哪个部队、什么番号、多少人、都驻在什么地方、哪条街、哪个巷子里的哪些院子，搞得一清二楚，不能有半点含糊。”还特别交待：“要严守机密。”最后，杨虎城以期待的目光望着孔从洲，意味深长地问：“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孔从洲点了点头说：“听明白了！”其实，孔从洲当时并不了解杨将军此举的真实意图，只是目睹当时西安的险恶形势，猜测一二而已。于是，他便对杨先生说：“这几天我们部队要在城内连续进行几次夜间演习。通过演习，我保证很快把这些情况摸清楚，请主任放心！”听到孔从洲“明白”的回答，杨虎城脸上露出一丝喜色，高兴地说：“那好，抓紧时间，赶快去准备吧！”果不其然，不出三天孔从洲便把在西安的国民党军警特宪的实力和具体分布情况，摸得清清楚楚，并标图显示，以供急用。12月11日，古城西安，世事如流，乾坤依旧。白天，张学良照例去华清池见蒋；晚上，以张、杨的名义在新城大楼宴请随蒋来陕的国民党军政大员的活动按时举行。然而，就在这一天下午，张、杨已在玄风桥金家巷张学良官邸对扣蒋计划、行动时间和任务分配等，进行了最后敲定。新城大楼的宴会刚散，杨虎城便紧急召见孔从洲，一见面就问：“这几天演习得怎么样？街道情况都弄清楚了吗？”当他听完孔从洲的汇报，并仔细看了标明中央军各部驻地位置、兵力和装备情况的地图后，表示很满意：“好！好！很好！全城的情况，你们调查得很清楚，他们的位置一看就明白了。”

　　看完地图后，杨虎城要孔从洲挨在他身边坐下，随即把将要对蒋介石进行兵谏的事告诉了他。杨虎城说：“我和张学良共同决定采取行动，把他抓起来，逼他抗日。如果他不答应我们的要求，就决不放他。”接着又把捉蒋时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分工，具体行动计划等说了一遍。最后说：“我们决定，就在今晚动手。你的意见怎么样？”孔从洲虽然感到有些突然，但思想上却早也有所准备。他斩钉截铁地说：“坚决执行主任指示，一切听从主任的命令。”

　　12月12日凌晨四时，两发红、绿色信号弹像一道锐利的闪电划破古城长空，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孔从洲遵照杨虎城的命令，开始了西安城内的行动。在经过近四个小时的战斗后，便全部解除了蒋介石派驻西安的宪兵团、保安司令部、公安局、交警总队、军警联合督察处、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的反动武装，扣留了国民党在西安的党、政、军、警、宪、特要员，圆满地完成了杨虎城交给的任务。

　　毛泽东听完孔从洲的介绍，把身子稍稍往后一仰，沉思片刻后郑重地说：“西安事变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把内战变成了抗战。杨虎城是个民族主义者，是爱国的，不愿做亡国奴。杨虎城部队和我党的关系前前后后不断，时间是比较久的。前有魏野畴，后有李子洲、南汉辰。共产党给国民党办干部学校还是不多的。抗日战争时期，38军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

　　一定要研制出自己的东西来 　　毛泽东同孔从洲的交往，在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几乎陷于停顿。形势稍好后，毛泽东急于了解部队的情况，同时，也惦记着这位久违了的亲家，于是，便再一次约他进中南海叙谈。其时，孔从洲已调南京炮兵工程学院任院长。

　　1962年2月5日，旭日当空，春花意盛。孔从洲驱车中南海。毛主席在南海岸边的游泳池旁接见了他。孔从洲见到主席后赶紧致以军礼，毛泽东也快步向前紧紧握住孔从洲的手笑着说：上次见面已经很久了，早想见你，一直没有时间，今天随便谈谈。孔从洲也说：我很想见主席，但你很忙，我不便占用你的时间。主席说：今天不是有时间了吗！说完，俩人都会心地笑了。

　　这次交谈涉及到家庭、子女、教育以及部队建设的各种问题。毛主席以他渊博的知识，精辟的论断，幽默的语言，评古论今，剀切陈辞。交谈中，当提及炮兵工程学院的办校宗旨时，毛主席说：我看应当是培养具有现代化知识的炮兵科技人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科学技术天天在进步。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发展。由于射击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准确性提高了。他征孟获时使用了这个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三千藤甲军就使诸葛武侯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后来又有人制成了抛石机，依靠机械的力量，可以把十几斤重的石头抛出五十步以外，成为古代攻打城池和野战的重要武器。这些都是冷兵器，只有在火药发明后，才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

　　说到这里，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继续说：我们的祖宗发明了火药，可是后来落后了。在南宋时有一个叫陈规的，他把火药装在一个竹管内，装上弹丸，点着火药，喷出火焰烧伤敌人。这是管形火箭的鼻祖。因为竹子容易被火药烧毁，后来有人改用金属制作，就是火铳，是世界上最早的火枪。十三世纪，火药传到阿拉伯国家，十四世纪又传到欧洲，十五世纪欧洲人制成了滑膛炮，笨得很呐！主席边用手比划着，边笑着说：要用三十五匹马才能拉得动它。到了十七世纪，牛顿和欧勒研究了炮弹的飞行，空气的阻力，制成了线膛炮。十八世纪，德国开始使用后装火炮，从此，线膛炮正式代替了滑膛炮。一九○七年，法国制成世界上第一门155毫米半自动式炮闩的加农炮，从那时起，火炮就日新月异地发展了。现在出现了核导弹，将来还会有更新的武器。

　　毛泽东几乎一口气讲完了火炮的发展史，心情显得有些激动，眸子里流溢着智慧之光。

　　稍事停顿后，他又深情地望着孔从洲说：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靠缴获国民党的火炮装备自己。全国解放后，我们靠买苏联的。现在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孔从洲答：现在是仿制。总仿制行吗？显然，主席对于仿制是不太赞成的。不，我们已开始根据作战对象和我国地形、交通、气候等条件，在研制我们自己的火炮了。对于孔从洲的回答，毛主席微笑着点点头说：这就对了。我们是一个大国，必须强调自力更生。外国好的东西，要实行\'拿来主义\'，但不是拿来就算了，而是要在他们的基础上，研制出自己的东西来。 　　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不仅关注部队武器装备的发展，更注重科技人才的培养。他问孔从洲：学院的师资力量怎么样？孔从洲回答后，毛泽东接着说：要重视知识分子。我过去说过，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党一贯重视知识，重视人才……要特别关心他们政治上的进步，尊重他们的意见，做他们的知心朋友；住的环境要舒适一点，生活待遇要比较好一点，给他们创造研究学问的条件。说完，毛泽东随手拿起火柴，点燃早已拿在手上的烟，然后又问孔从洲：教员的工作、学习时间有保证吗？资料和器材能满足吗？有无图书馆？教员讲课用什么方法？学生从哪里来？灯光好不好？近视眼多吗？身体健康状况怎样？实验室够用吗？对于毛泽东的频频发问，孔从洲都一一作答。主席听后强调说：学生要有实习的时间，到部队和工厂去实习，这就叫理论联系实际。对学生的考试不宜过多，如果使学生的脑子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学习质量就不会高。学院要搞科研，教学和科研是相辅相成的。要运用科研成果充实教材，丰富授课内容，提高教学质量，要把教学、科研和使用结合起来。当校长的要把眼光放远一点。毛泽东亲切而充满智慧的谈话，不时触动着孔从洲的心弦，使他铭感肺腑，终生难忘。

　　必须找出对付干扰雷达的办法　　在探讨部队武器装备的发展时，话题自然离不开现代军事科学。一次，当毛泽东听到关于我军炮兵雷达、指挥仪的情况时，表现特别关心。他恳切地告诫孔从洲：人无眼不行，火炮没有镜子也不行。望远镜、瞄准镜受地形地物的限制看不远。雷达可以补救，它是全天候的。孔从洲插话。主席摆了摆手说：不能把雷达说成万能的，有矛就有盾，比如人家干扰怎么办？前几年我就告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防干扰，不知道他们办了没有？对雷达的干扰必须找出对付的办法。对毛泽东耳提面命的教诲，孔从洲铭记在心，并当即表示：这一任务，我一定完成。可是，孔从洲万万没有想到，完成这一任务，需要走过多少曲折的道路，冲破多么巨大的阻力，恰如一位诗人所云：海兰兰，天高地也宽；路漫漫，英雄闯九关。 　　孔从洲受领任务后，由于工作条件的限制，一直拖到1965年他调任军委炮兵副司令员兼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时才得以进行。这一年，我国政府应越南政府的请求，开始派遣部分高射炮兵部队赴越参加防空作战。孔从洲抓住这个机会进行调查研究。两年后，有关部门在京召开入越作战高炮部队代表会议。会上，代表们除了介绍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外，还提出了由于我军电子装备性能落后，致使人员和掩护目标遭到不应有损失的惨痛教训。针对会议中提出的问题，毛泽东再一次指示：一定要把雷达、指挥仪、光学仪器狠狠抓一下；要减轻重量，提高质量；要能抗干扰的。不幸的是，正当大家积极落实会议精神时，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就像洪水一般，把大家用智慧和汗水凝结的果实，冲散得一干二净。孔从洲也身陷囫囵。问题得不到解决，孔从洲心急如焚。可也无可奈何。就这样，又是六个秋去春来。1974年，刚恢复工作的四机部部长王诤，接受孔从洲等人的建议，以他特有的敏锐和责任心，在亲自深入部队调研的基础上，就我军电子装备状况和存在问题以及加强电子战能力的措施，再次上书党中央，得到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的支持。周总理批示：立即召集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研究提出解决办法。接着，国务院召开常务副总理会议，讨论王诤的报告。会上，王诤刚把情况讲完，别人还没有来得及发言，张春桥便一棍子打来：你说这一些，无非是要人、钱！张春桥的霸道，令与会者无法表态。会议无果而散。发展电子对抗技术，又一次石沉大海。

　　然而，孔从洲并没有气馁。他想到毛主席的交待，想到援越作战中部队面临的背动局面，又联想到1973年10月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更加感到自己身为负责炮兵武器装备科技发展工作的领导干部，责任之重大。经再三考虑，决定向毛主席报告。应当说，就工作问题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反映情况，这对孔从洲而言，是平生的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1975年6月21日，信发出后，两天之内毛泽东便作出批示：送小平、剑英、成武同志阅。请剑英同志找二炮孔从洲等同志商议几次，为盼。此刻的毛泽东，已是重病在身，仍然这样迅速作出批示，可见他对军队建设的关切。主席批示后，叶剑英等先后四次找孔从洲交谈，并很快形成了《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工作的报告》，以叶帅名义，报送毛主席。又是在两天之内，毛泽东批示：很好，退剑英同志。 　　经过主席和叶帅的关心与支持，发展电子战技术的工作，总算把道路打通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不久，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便相继辞世，在非常时期许多工作实际上都停顿下来。

　　1977年，在叶帅关心下，加强电子对抗力量的建设问题，再一次提上日程。经中央批准，首先成立了电子对抗和雷达管理领导小组，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下，统一归口管理这方面的工作。接着又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确定了第五个五年计划后三年和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电子对抗装备的主要任务；并要求有关单位建立和健全相应的组织机构，加强对电子技术人才的培养。会后，炮兵党委又作出了一系列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和雷达技术工作的决定，并逐步加以落实。至此，发展电子对抗装备和雷达技术走上了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地健康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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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外孙女回乡省亲 全村人空腹等7小时(图)


（2004-01-18 09:35:57） 来源：华商报

(来源：华商报)



孔东梅拿起书介绍自己外公和家乡的渊源 记者申重/摄



接过乡亲赠送的家乡土激动不已



和大妈（左）堂哥（右）品尝家乡风味



昨日，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女士回到西安市灞桥区上桥梓口村省亲，受到家乡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

全村人空腹等待7小时


应邀在西安图书大厦签名售书的孔东梅女士，定于昨日下午回西安市灞桥区上桥梓口村。记者在上桥梓口村看到，全村老少上午8时30分就自发来到村中小学迎候。小学生手捧鲜花，锣鼓队和秧歌队穿着表演服装，还在操场上不停地演练，学校的广播里不断播放着一些老歌，村里热闹得就像过年。据了解，上桥梓口村小学的前身正是孔从洲将军创建的竞进小学。

下午3时许，雪还在下着，可人们的热情仍然很高。村委会主任刘少波说，孔从洲将军是家乡人的骄傲，而欢迎孔东梅女士还带有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崇敬之情，虽然全村老少等了很长时间，但是没有人抱怨。他说，村里给孔东梅女士准备了家乡的饭菜，现在孔东梅女士没吃饭，那么全村人就都不吃饭地等她。

接过家乡土心情激动

下午3时40分左右，孔东梅一行的车子到了村口，家乡父老立刻敲起锣鼓，扭起秧歌，燃放鞭炮，欢迎他们的亲人归来。孔东梅女士下了车，村委会主任刘少波和村党支部书记孟渊和乡亲们一起把他们的亲人从村口一直迎接到村里的小学，路上不断地有村里的老人上前嘘寒问暖。到了小学门口，小学生们手捧鲜花，热情地高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气氛达到了高潮。

欢迎的会场实在太小，虽然屋里已经坐满了人，可是还有相当多的乡亲进不来，就趴在窗户上看孔家的后人。欢迎仪式上，家乡父老向孔东梅女士赠送了家乡土和土特产。接过家乡土的孔东梅相当激动，她说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兴奋和激动，她感谢家乡父老的厚爱，表示要对家乡的教育事业尽自己的能力。

品尝家乡玉米面搅团

仪式结束后，孔东梅女士看望了堂兄孔小利。据了解，孔小利的祖父和孔东梅女士的祖父孔从洲将军是兄弟，而孔小利一家也是孔从洲将军在村中的惟一一家后人了。孔东梅女士和自己的大妈、堂兄、嫂子共叙亲情，并品尝了家乡的饭菜———玉米面搅团。她说自己是第一次回来省亲，受到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心情非常激动。记者问她，身为毛、孔两家的后人，在工作生活当中有什么特殊感受？她回答，毛、孔两家的家风对她影响很大，这些都要求她在物质生活上低调、不张扬，在精神生活方面，则是严格要求自己。她说自己在国外求学时，也完全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学习。

下午5时20分左右，孔东梅女士向众乡亲告别。

小资料

■孔东梅父亲孔令华，母亲李敏。孔东梅是毛泽东四位孙辈后人中惟一的女性，1972年出生于上海，后随外婆贺子珍生活，1978年回到北京，1992年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999年就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01年5月毕业回国，创立北京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现为北京大学在读国际传播与媒体研究专业博士。

■孔从洲1906年10月2日生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镇上桥梓口村，1926年参加北伐，1936年西安事变时担任西安城防司令，参加了西安事变，建国后曾任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等职，1959年其子孔令华与毛泽东之女李敏结婚，成为毛泽东的亲家，1990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记者/晓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