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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文革期间的创伤、屈辱和反思


一、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专家们，在分析文革爆发的原因时谈到：

领导班子从基本上团结一致的状态变成严重的分裂状态；中国共产党完全合法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很大的削弱；本来纪律严明、精神振奋的党员群众变得萎靡不振，松松垮垮；由于对解决党内紧张关系的基本准则意见分歧，致使原来一致同意的处理党内矛盾的办法名存实亡。总而言之，在1958年至1965年期间，不论从党所拥有的组织手段还是起在人民群众中孕育的合法性来看，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不少宝贵的政治财富。这些财富的丢失加深了党内的分裂，并因此导致了文化大革命。[1]

文革是中华民族心灵史上的一个巨大疮疤。从政治理想的分道扬镳，从权力意志的刀光剑影，从国家体制的弊端丛生，从一党执政的尾大不掉，甚至从个人政治品质、道德水准的优劣，都可以窥见这场灾难发生的诱因。一个古老民族近一个世纪积累下来的愤怒、不平、嫉妒、仇恨等失衡的心理，伴随着对神圣、纯洁的理想社会的热烈渴盼，在短短的十年间爆发了出来，宣泄了出来。人性的劣根和人性的崇高，借助这样一场浩劫，一泄无余地显露世间。

归罪于某个人，归罪于某件事，甚至归罪于某种制度、某种形态，还不足以让这个民族进行深刻的反思。因为，正是生活在这块土地、这块国度上的大多数群众，自愿选择了这些。先不要说受骗，先不要说被迫，真正的反思，首先因该来自于每一个个体。正是每一个个体，首先把最基本的自由和权力进行了让渡，正是芸芸众生，首先为悲剧的演出构造了一个舞台。

今天，我们已经能以局外人的身份，较为冷静地看待那场悲剧了。可是，当年置身其间的那些男男女女们，有谁有着超越时代的锐利目光？有谁有着洞悉前尘往事的睿智？文革期间的郭沫若，能看清庐山真面目吗？试想，那样一个年代，除了伟大领袖能旋转乾坤外，还有几人能让波澜四起？郭沫若一边高举、一边紧跟，私下里、内心深处，未必不在怀疑、在反思、甚至是厌恶，但这又能怎么样？能改变时代怒潮中被挟裹的命运吗？能在时代狂潮中不被冲刷掉，已经显出郭沫若过人的生存本领。因为自己长期修炼的政治智慧，因为领袖不离不弃的保护，郭沫若得以在狂涛骇浪中逢凶化吉。文革前的大风大浪，没有让郭沫若伤筋动骨。可是文革的全面内讧，却让郭沫若在屡次的化险为夷之后，要为之付出内心难以承受的沉重代价。他的家庭，他的心理，他的人格，甚至他留恋不已的仕途，都留下了步履维艰、战战兢兢的印迹。

如果说文革初期，面对红卫兵的文攻武卫，郭沫若侥幸脱险，那么文革中的丧子之痛，却是无法弥补的创伤。1967年4月12日，郭沫若年近24岁的儿子郭民英，以自杀之举谢世。郭民英自杀的原因，至今还难以说清楚。个人的心理状态、精神气质、疾病，或许是直接的原因，但时代所赐的压抑和刺激，更是难以推脱的因素。

郭民英从小就有音乐天赋，一度入中央音乐学院修炼小提琴。然而，1964年的一个事件，却无情摧毁了一个青年的音乐之梦。事情的起因是一架录音机。郭民英曾将家中的一台录音机携至学校，和同学一起欣赏古典音乐。不知是因为由羡生妒还是革命义愤，引起了一些同学的强烈不满，有人将之视为音乐学院的“严重问题”，上书毛泽东，打着揭露和批判“封、资、修”、“大（人）、洋（人）、古（人）”的旗帜，指责郭民英搞“特殊化”。在那样的岁月，此事一经曝光，便不可挽回。郭民英无法承受“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责难和压力，心理和精神遭到沉重挫伤，可能就此患上了忧郁型神经分裂症。身受精神疾病折磨的郭民英，已无法在音乐学院的压抑环境中呆下去，无奈之中只好于次年退学。

本来，郭沫若还曾想让郭民英转到人民大学学习，哪怕从一年级开始也可以。郭沫若专门委托秘书王戎笙办理此事，并写信给郭民英征求意见（此时郭沫若正应毛泽东之命辗转于井冈山区）。但对学校生活深感恐惧的郭民英没有答应。无可奈何之际，郭沫若夫妇决定送郭民英参军，或许寄希望于军队这个大熔炉，能改造郭民英的性情。郭沫若为此事，亲自登门拜访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这对高层人物来说，乃区区小菜一碟。不费吹灰之力，自幼向往海洋的郭民英参加了海军。郭民英作为一个音乐人才，在军队是很难得的，又加上是参谋总长亲自安排，颇受重用，成了中共预备党员。但是，不知是文革的猛烈批斗风暴又唤起他的创伤记忆，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郭民英突然自杀。

那年头，自杀意味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不仅没有赢得半点同情，郭民英死后还被追认着撤销军籍、党籍。获知儿子自杀消息的郭沫若夫妇伤心欲绝，可还要向组织交代情况，为“没有教育好子女”而检讨。这次，郭沫若的眼泪真的要“朝肚子里流”了。闻讯后的周恩来，也亲自来到郭沫若府第，加以安慰。但是，在生命消失面前，谁有回天之力呢？就在郭沫若沉浸在丧子之痛的时候，上苍并没有怜悯和垂青这个早过古稀之年的老迈之人。政治上翻船的危险，并没有因为他失去了儿子，而戛然止步。

1967年5月25日至28日的《人民日报》，先后公开发表、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和《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这五份文件，件件让郭沫若惴惴不安。更要命的是，在《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原信中“郭沫若在历史剧方面作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作了此种工作”一句，竟然无缘无故的被删去了。稍微熟悉当代中国政治状况的人，谁都知道这种情况的发生，意味着什么。

这件事与当时一个大红大紫的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江青。

众所周知，江青是文革十年间中国政坛最为叱咤风云、嚣张猖狂的人。此时已经进入中央文革的江青，正野心勃勃地攫取政治资本，以“样板戏”为突破口，意图在政坛施展拳脚。其实，这个女人除了在三十年代上海当过二流三流电影演员、有些文艺方面的修养外，最大的本领就是政治野心。当然，她最大的政治资本是毛泽东的夫人，并且在打倒刘少奇的运动中，为毛泽东立下大功。据民间所传，八十年初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江青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让我咬谁我就咬谁。”不管这条传闻确切与否，在文革中，江青的的确确是毛泽东政治布局中一颗重要的棋子。

既然名之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江青的那点文艺修养，总算派上了用场。大搞京剧革命，编排样板戏，也算是从自身实际出发的独辟蹊径之举。可是在“炮打一切”的革命风暴中，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戏剧家、艺术家，大多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有头有脸的文艺界名人，大多被扫地出门。样板戏毕竟是戏，而且要成为全国人民膜拜的“经典”，需要有能力的人做具体编排工作，更需要有影响的名人撑门面，但江青可用之人实在是寥寥无几。无论是论真才实学，还是论社会名望，更不要说论政治立场，郭沫若都是首屈一指的人选。于是，康生向江青推荐了郭沫若。江青也热情地向郭沫若伸出了“友好”之手：

为了收买郭沫若，江青决定请郭沫若搬到钓鱼台去住。江青的意思，这实在是最高的礼遇了。她计划把郭沫若的住处安排在康生和江青住房之间的一栋，甚至还亲自领郭沫若、于立群夫妇去钓鱼台看房子。江青还亲自为郭沫若拍彩色照片。要知道当时拍彩色照片可新鲜，不是一般“消费水平”的人所能享受到的。又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师以上干部看“样板戏”，江青还热情地亲自搀扶郭沫若入座，一时引起议论纷纷。[2]

不知是郭沫若最终推脱了，还是什么其他原因，结果是郭沫若最终没有搬进钓鱼台，也没有为江青的革命样板戏服务。不管什么原因，没有领江青的情，就是让江青下不了台，就算是和江青结下了梁子。郭沫若或许为此事忧心忡忡，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报复竟然兵贵神速般的降临了。

1967年5月23日，首都各界隆重集会，纪念毛泽东《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中央文革借集会之际，大肆吹捧、粉饰江青，把江青塑造成“一贯坚持和保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推出这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上述五个文件，就是为配合这一政治动作而发表的。意图很明显，为江青的样板戏等文化革命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政治支持。此时的郭沫若，或许才真正意识到江青的厉害，意识到江青的重要，意识到江青在毛泽东政治棋盘中的分量。看看周围那些处境艰危的牛鬼蛇神们，郭沫若或许要不寒而栗了。扫地出门的危险，可谓迫在眉睫。刚刚丧子才一个多月的郭沫若，或许还没有从痛苦中会过神来。但是，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郭沫若毅然决然地做了一件惊人之举。

1967年6月，设在北京的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举行讨论会。在6月5日举行的大会闭幕式上，郭沫若作了《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3]的发言。在表达了“我们的讨论会是第一次宣扬毛泽东思想的国际会议，而且是一次成功地会议”之后，面对着老朋友周恩来，面对着中央文革的江青、康生、陈伯达，面对国内外知名人士和会议代表，郭沫若慷慨激昂、热情洋溢地宣布：“昨天晚上作了一首诗来表达我深刻的纪念情绪，请允许我把这粗糙的诗朗诵出来，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各位同学”：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的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充满着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是我们永远的精神食粮，/我们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学习白求恩那样高尚，/我们要做新愚公，把帝修反三座大山投入海洋！/毛主席啊，你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祝愿你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万寿无疆！

不知道当时是不是语惊四座，也不知道郭沫若当时是何种心情。他或许不知道江青这位红极一时的“文革旗手”，以后要沦为历史罪人；或许也不知道他为此，要付出沉重的道德和人格代价。尽管民望极高如周恩来者，都喊过歌颂江青的口号，但在人们心目中，郭沫若毕竟曾经是代表过一个时代的大气磅礴、浪漫至极的顶级文人呵。

不管怎么说吧，这一关总算闯过了。郭沫若或许长长舒了一口气。

二、

可是，摁下葫芦浮起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郭沫若战战兢兢紧紧追随文化大革命的前进步伐时，文化大革命的酷烈，并没有放过他。1968年4月22日，文革的风暴又吞噬了他的爱子郭世英。据世人评论，郭世英是郭沫若众多子女中最有才华者，而且精神气质酷似青年时期的乃父。如果说郭民英的自杀，尚有疾病折磨的缘由，可是郭世英的罹难，却完全是文革一手造成的。

据郭沫若的小女儿郭平英讲：1968年时，中国农业大学的同学对郭世英进行了监视，因为他经常说一些有点独立思考的话，比如说毛泽东思想应该一分为二、八个样板戏未必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直接遇害的原因，是他跟女朋友打电话时用了英语，当时是为了练习英语口语，结果被同学听见，说他里通外国，把他抓了起来。其间郭世英曾经逃出过一次，躲在一个清洁室里，但还是被同学发现，结果招来了严刑拷打。郭世英被造反派抓起来是在4月19日，当天是星期五。家人期待事情能缓下来，可是到了星期天人还没有回来。星期一一大早，郭沫若的秘书（当时已经知道了郭世英死亡的消息）就喊着郭平英、郭世英的女朋友，一起赶往农大。农大革委会选派的代表，跟随郭平英等人回家，向郭沫若夫妇报告说：“郭世英已经自觉于人民了”。事后在郭家的强烈要求下，法医做出鉴定，结果是：高空坠落。据郭平英说，死去的郭世英遍体鳞伤，手腕、脚腕被绳子捆绑得血肉模糊……。

郭平英还回忆说，在郭世英被绑架、关押的这天晚上，郭沫若参加了由周恩来主持的解决第七机械工业部两派群众“派战”的会议。郭沫若本来可以请求周总理出面，但郭沫若没有向周总理说。郭世英遇难后，于立群责怪郭沫若：你见到总理的时候为什么不跟他说？郭沫若颤抖着解释说：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周恩来得知郭世英遇害后，专门来到郭家安慰：“革命总是要有牺牲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周恩来为郭世英之死，专门派联络员负责调查，但一直没有结果，最后不得不不了了之。[4]

有人说，郭世英是不甘凌辱，以自杀表达他血的抗议；有人说，郭世英是被反绑着从三楼上扔下来，肝脑涂地而死。郭世英直接的死因，迄今还是一个谜。可是无论如何，一个年轻的生命，一个有思想的生命，总归是死了。从大处说，郭世英是不见容于那个时代；从小处说，郭世英之死，还要追溯到那个已经让他付出过代价的X诗社。

还是先让我们来看看，在亲人、朋友和同学眼中，郭世英是一个什么形象。

据郭氏姐妹回忆：

在郭家的子女中，郭世英最喜欢文学，很早就开始写诗、写剧本，经常与郭沫若讨论问题，而且性格豪爽，知错必改。郭沫若格外喜爱他。[5]

据万里的儿子万伯翱回忆：

郭世英身高一米八零，在北京101中学读书时，酷爱运动、体力充沛，是学校的足球门将，而且聪颖过人，20多万字《古文观止》，默读两边就可以基本背诵。[6]

据曾经参加过X诗社活动的牟敦白回忆：

郭世英身材结实匀称，前额宽阔，一张马雅科夫斯基式的线条分明的面孔，服饰得体，气质高雅，颇像五四时期的大学生、知识分子。一个现代型的青年知识分子。一个真诚的、执著的理想主义者。[7]

据郭世英的同学周国平回忆：

我那时17岁，人生的观念正在定向，当时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大一的同学，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他大我三岁，读书面很广，爱思考问题，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很多名著，感觉突然有了一个很开阔的天地。我在中学时的理想是成为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后来和他的接触，使我觉得有比学问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生活本身。从那以后，我开始更多地思考生活的意义，他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

我一见到他就觉得，这是一个我17年中从未遇到过的人，是个真正过精神生活的人。……

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在忙功课，为未来的前途努力。但是他不一样，他可以为一个问题连续几天失眠，冥思苦想。在别人眼中，那些问题和日常的生活起居没有任何关系。他对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思想有很多想不通的地方，又不能公开说，他的痛苦是发自灵魂的。[8]

不用过多罗列了。郭世英，是一个真正过精神生活的人，是一个真诚思考时代矛盾的灵魂痛苦者，是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青年思想者。但是，在那样一个时代，这些，注定要成为悲剧的肇端。

如果说196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后，郭世英更加有能力思考那些让他痛苦不已的问题，那么在中学时代，郭世英就显示出了他独立倔强、好学深思的品格。在公之于世的郭沫若的有关文字之中，最早涉及到郭世英的，是在1960年11月18日致陈明远的一封信中：

您跟世英、民英的通信，他们俩人拿给我看了。近年以来，你们交了好朋友，推心置腹，相互切磋学问，探讨文艺与哲理的问题，我很欣慰。你们年轻时期就这样好学不倦，将来大有可为。但是，世英提出要整理你们的通信，搞出一本《新三叶集》送去公开出版，我觉得没有必要。本来不过是随笔写来的私信，自己留着看看就可以了。须知现在的许多想法，并不一定都正确，将来可能还要改变。特别在哲学方面的文字，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反复修改。现在早已不是五四时期。尚未成熟的东西，方不可冒失地拿出去发表！对于自己更应该严格要求，不能任性。这个意见，我已经跟世英、民英都谈过。最近接到你的信，得知你也不同意世英的做法，我就放心了。请您再给他写信，加以劝告。祝好！[9]

从这封信的内容来判断，郭沫若的主要意图，是劝告陈明远、郭世英、郭民英三人打消出版《新三叶集》的念头。看来，郭沫若已经说服了陈明远甚至是郭民英，但郭世英没有被说服。是故，郭沫若请陈明远再写信劝告郭世英。少年心高气傲，哪知世事艰危。郭世英那里能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

《新三叶集》固然没有出版，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郭世英，离那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却越来越远了。他和志趣相同的要好朋友与同学张鹤慈、孙经武、叶蓉青、金蝶等人，组织了一个地下文学组织X诗社。在他们眼中，“X”代表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在当时革命群众和公安部门眼中，赫鲁晓夫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就是“X”，“X”诗社的“修正主义”罪行，是昭然若揭。或许，今天的人们，更应该将“X”，看成是一代有思想的青年，在真理王国独立探险的象征。当时X诗社成员们探讨的问题，诸如共产主义理想的确定性、思想文化界流行的专横、文艺批评的单一标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这些疑问在那个时代出现本身，就无异于是向当时主流思想发出的尖锐挑战。

据网上一份未经证实的X诗社成员张鹤慈访谈中所说，当年他们在孙经武家找到一把女士手枪，内有八颗子弹，他们在骑车途中便说应当分给八个中央领导人，第一个就是毛泽东、自然还有刘少奇、彭真、周恩来等。如果这个材料属实的话，可见X诗社成员的思想是多么激进。幸好这是张鹤慈多年以后才讲出来的，否则如果当时交待了，不说杀头吧，也要把牢底坐穿。

郭世英是怀着深刻的怀疑精神，带着浓郁的理想主义热情，痛苦而真诚地思索着一代青年所碰到的时代困惑。据牟敦白回忆，当他目睹了郭家深宅大院里的特权景象后，问郭世英：为什么处在这样优裕的环境，还要自寻烦恼？郭世英回答说：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俄国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社会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有多少十二月党人、民粹党人是贵族，是公爵、伯爵、男爵。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受鞭笞，做苦役，抛弃舞场、宫廷、情人、白门帘和红玫瑰，他们为了什么？

当X诗社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后，在北大校园中，郭世英还对最后一次见他的牟敦白说：

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良心，讲真话的人，生来便是不幸的。没有自我，没有爱，没有个性，人与人之间不能沟通和交流，自相矛盾，互相折磨，这是非常痛苦的。我在中学时代是“正统的”，我真诚相信一切是美好的。但是我们渐渐成熟了，视野开阔了，我一直在看书，在思考，我的接触面当然比一般人广泛，我明白了许多事情。上大学以来，我不再欺骗自己。我应该独立思考，我开始记录自己的思想，我不是学哲学的吗？我应该独立思考。……我母亲说我，不应该自寻烦恼。我对她说，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10]

或许，看看父亲青年时期作品中的豪放个性，再对比一下现实政治中父亲的唯唯诺诺，这更是让郭世英感到无比痛苦和迷惑之处。应该说，郭世英以父亲青年时期的精神形象相期许，对眼前的父亲的言行颇不以为然。他曾对第一次见到郭沫若的牟敦白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X诗社成员张鹤慈的哥哥张饴慈也说过：弟弟几次和他谈起郭世英对他父亲的剧本及报纸上的诗作的苛评。私下里这些对父亲的非议，恰恰说明，郭世英对青年郭沫若的形象是多么的渴慕！可是，他却没有象父亲青年时代那样恰逢放纵个性的时代。

郭世英和X诗社的离经叛道，终于遭到了厄运。公安部门根据截获的私人信件、油印刊稿，给他们罗列了一系列罪名：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旗、攻击党的政策，反对马列主义、宣扬修正主义，收听敌台、密谋逃往境外……。或许是因为涉案者主要是高干子弟和名人之后（孙经武是解放军卫生部长孙仪之之子，张鹤慈是北大名教授张东荪的孙子），案件性质虽然属“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定性为“干部子弟蜕化变质”。这一案件影响很大，据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对此案有批示。或许，正是在周恩来的庇护下，X诗社成员才得以从轻发落，张鹤慈、孙经武被判劳教两年，郭世英送农场劳动改造。

X诗社具体是怎么被查获的，说法不一。

据罗点点说，X诗社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一个同学检举揭发出来的。这个同学的父亲在镇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关进监狱。这个同学生计无着，经常窘迫到挨饿的地步。郭世英非常同情这位同学，经常接济他。接触的多，谈得也多。没想到这个同学竟告发了郭世英。

有人说，在X诗社案件中，郭沫若的秘书起了一定作用：“郭世英的‘修正主义反动思想’案是从他的通信被‘截获’中找到‘罪证’的。其中，组织关系属于‘机要局’的王秘书，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给郭沫若很大刺激。因此，他几次找出陈明远给他的私人信件，退还给陈，就是为了防止陈的信件再次被‘截获’、被‘无限上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被当作“修正主义思想”的罪证。”[11] 陈明远似乎也赞成这一看法，他在访谈中说：“当时问题是从信件中查出的。家信是怎么被查出去？可想而知，郭沫若有些事不愿意让身边的人知道，要避着秘书。郭世英出事后，郭沫若把我的信还给我。”[12]

网上那份未经证实的当事者张鹤慈访谈，更有耸人听闻之说，认为是“郭沫若夫妇勃然大怒出卖亲生儿子”。由于真相迄今不得而知，现将这一材料抄录于下，供识者辨察：

当是郭世英有个北大的同学曹天予，参加了X社活动，后来曹写信给郭沫若的秘书（可能还通知了公安局），告他们的反动活动，而惊动当局。由于儿子牵涉在内，最初郭沫若和于立群还想把他们保下来，说要带张鹤慈和郭世英南下，去参观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张鹤慈说，实际是想避一下风头。

对郭沫若，X社的这批有独立思考的年轻人很瞧不起他，对他之为人为文都是否定的，私下说了很多大不敬的话。郭世英也同意他们对其父的评价，只是强调，“他是我的父亲”，郭世英的生母是于立群。

这个告密者曹天予第二次到郭家告密时，将X社年轻人私下对郭沫若夫妇“一些全面否定的大不敬的话”，告诉了于立群。张鹤慈说，“这使郭和于勃然大怒，决定大义灭亲。这样才有了五月十八日公安部的大逮捕。”

这一说法，可能是过多的猜想所致。该说法漏洞百出，比如据牟敦白说，X诗社案由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处（13处）处长李岩老太太负责，根本不是公安部管辖的。即使这一材料的情节属实，那么“郭氏夫妇出卖儿子”的说法也属妄断。即使郭沫若知道了X诗社成员对他的大不敬，也不会糊涂到不分轻重、意气用事的地步。更何况对郭世英的从轻发落，何尝不是出于周恩来和郭沫若多年的友情？

这件事过去多年了。正如牵涉进X诗社案件中的牟敦白所说的，“如果苍天有眼，希望这些信件至今仍然静静地躺在市公安局哪个档案库里，总有一天会曝光，看看我们到底触犯了什么刑律”[13] 我们也期望有一天，这一案件的档案能够曝光，看看到底郭世英是如何犯的案。

X诗社案件，毫无疑问为郭世英罹难，种下了直接的祸根。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被从轻发落的郭世英到河南西华农场，跟随一个植棉劳动模范参加农业劳动。1965年秋天，返回北京进入中国农业大学学习。没想到，回来还不到三年，年轻的生命就葬送在造反派之手，死时还不到26岁。一个年轻的生命，一个有思想的生命，一个精神战士，就这样在残暴中，凋零了青春的生命之花。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过精神生活”的杰出的青年人。这也是那样一个时代，少数值得历史留下一笔的曾发出过灿烂光彩的青年人。

据罗点点说，多年后听到一个说法：周恩来曾痛心地说“世英是为我而死……”。还有人说，周恩来曾愤怒地对郭沫若说：“迫害世英，不仅是针对你郭沫若，也是针对我周恩来。”那时分管农业大学红卫兵运动的，是王力、戚本禹、关峰等人，这些激进的“五一六”分子，造反造昏了头，很有可能将矛头对准了周来来，妄想揪出从轻发落郭世英背后的周恩来。

郭世英到底为何原因被迫害致死，迄今仍然是个谜。或许谜底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对郭世英来说，求仁得仁，以死换来思想和生命的尊严。对郭沫若来说，老年丧子，人生之大悲剧。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两个儿子先后离他而去，这是人世间多么残忍的事情。

三、

暮年已至，死去的儿子让他魂牵梦绕。怀着巨大的创痛，郭沫若把郭世英生前的日记，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遍，总共抄了八大本。至今仍然静静地躺在郭沫若故居中的办公桌上。这八本日记，一笔一划、刚劲清晰，没有了龙飞与凤舞，增添了凝滞和沉重，似乎寄托着郭沫若内心深处难以言说的痛苦与孤独。

或许郭沫若在惶惑：自己多年以来是这么坚定的追随领袖、追随党，为什么厄运还是不期而至？自己是多么任劳任怨的一个“党喇叭”，为什么不但自己屡遭叽馋，连儿子的性命都搭了进去？貌似身居高位，可有时不但自身难保，还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子死去而束手无策？自己早知已不是五四时代、早已夹起了尾巴做人，可为何还屡次被卷入斗争的漩涡？

衰老的郭沫若，在抄写郭世英的日记时，是怀着怎样的心绪？或许为没能挽救儿子的生命而深深自责，或许又想起儿子那些生龙活虎、深思好学、倔强豪爽的岁月，或许从儿子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独立不羁的豪放身影，或许儿子的身影让他看到了曾经失落已久的自我，或许儿子的鲜血让他的眼睛变得明亮，或许他要在沉默中发出无声的抗议……

不是在沉默中灭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可是，郭沫若只能在沉默中忍耐。局势的动荡，变化莫测；政治的风云，阴晴不定；人世的纠葛，冷暖未知。在那样一个人人自危、遍地陷阱的岁月，郭沫若内心深处的苦楚，可以向谁人言说？田园将芜兮，胡不归？不知郭沫若有没有想起几年前陈寅恪读《再生缘》时的感叹：不做无聊之事，何以遣有生之涯！郭沫若或许也感到：不做有益之事，何以遣无聊生涯？

田园早已无法归去，纷乱的世事又必须去应付。如履薄冰的郭沫若，一转身，在那曾经为他带无比荣耀的诗文、学术世界，仿佛再一次感受到，这里似乎是唯一可以让灵魂休憩的场所。诚可记者，非《英诗译稿》、《李白与杜甫》莫属。或许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发现，这个活跃于政治舞台上文化名人，内心深处有着怎样的渴望；这个第一文人脆弱的灵魂深处，怎样埋藏着无法泯灭的文人气息。

《英诗译稿》大约作于1969年的春天。郭沫若所依据的原本，是日本友人山宫允编选并加日文译注的《英诗详译》。该书是英日对照诗集，共选录英美诗人的短诗约六十首。1956年该书出版后，山宫允曾赠送郭沫若一册。十多年以来，郭沫若闲暇时，或许常常抚读吟咏，却很少向人提及，更没有流露出翻译之意。

或许现实世界的风刀霜剑屡屡相逼，或许无法抗拒的苦痛难以释怀，终于在爱子郭世英死去之后的第一个春天，垂垂老矣的郭沫若，颤抖着握笔之手，在无人知晓的另一个世界，开始了寻找心灵抚慰的历程。《英诗译稿》既不是为了出版，也不是为了示人，而是真正发自郭沫若内心深处的独语，是文人高官郭沫若心灵的另一个侧面。郭沫若的译作，直接写在山宫允《英诗详译》一书的空白处，约有五十首，而且还有不少的批注。译作既未誊抄，也未整理，他死去之后，家人在整理遗物时才发现。他的女儿郭平英、郭庶英,曾经录出《春之女神着素装》等十首，在1980年发表。1981年，由郭沫若的后人整理后，全书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定名为《英诗译稿》。

细细观察，郭沫若的译诗和批注，仿佛应对着他本身的双重性格。其批注，多为居高临下、随意挥洒的率性点评；其译作，更像一个浸润其中的沉迷歌者在吟哦。或许正是在随意点评、任性褒贬之中，或许正是在两种语言进行置换的创造中，郭沫若的心灵获得了的共鸣，痛苦得到了的缓释。不用多说了，先让我们稍稍品味一下一度打动年迈诗人的那些诗作：

睡中之梦，/风中之花。/蔷薇颠倒，/睡梦之涯。/水中有鱼，/心中有君。/鱼难离水，/君是我心。

这是翻译的英格兰诗人史蒂芬斯的《风中蔷薇》中的一节。再看看翻译的华兹华斯《黄水仙花》的一节：

晚来枕上意悠悠，/无虑无忧殊恍惚。/情景闪烁心眼中，/黄花水仙赋禅悦。/我心乃得溢欢愉，/同心共舞天上曲。

还有翻译的沃尔夫《爵士约翰·摩尔在科隆纳的埋葬》的一节：

徐徐地悲伤地让他躺下，/浑身都还带着荣誉阵地的血花，/我们没刻一行字，没立一道碑，/但只让他的光荣永远伴着他。

或许，更让人感到郭沫若内心深处不平静的，是葛琳的《默想》：

我看到星星在夏夜的天空中闪光，/就和从遥远的世界有光照射着它们/的时候那样，它们依然在闪光。//我不能让我尊严的人性低头，/在那冰冷的无限面前跪叩，/我既年青而有爱情，求知欲旺盛——/它们，——只是在大气潮汐上的破片浮沉，/我有希望、苦闷、大愿，精神有如火焚，/而它们是无动于衷的毫无生命。/它们并不比我有更高的全能力量，/它们不能见，不能梦，不能变，不能死亡。/我不能在无量数的星星面前低头，/那无声的矜庄并不能使我投降。

不必过多的玄想，毫无疑问，曾经感叹自己“恐怕再也写不好诗了”的郭沫若，在经历了狂风巨浪的冲刷，在垂垂老矣的暮年，在大洋彼岸异国诗人的诗作中，终于又感到了诗神的召唤，终于又找到了那放逐久已的湮灭的自我，终于在有限的空间获得了无限的遐想与寄托。

四、

《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皇皇巨著丛中，一部别有异样、别赋心声的作品。这部著作，正式出版于1971年10月。其写作时间还没有定论，一说从1967年酝酿到1969年正式写成，一说《英译诗稿》完成后，就开始写作，到1970年初夏完成。对于《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出版问世情况，知情者寥寥。该书既无前言，也无后记，故其写作动机、写作过程之类情况，人们自然无从得知，猜测亦颇多。

据《郭沫若学术论辩》一书说，这部著作为世人所知，是因为中苏两国在珍宝岛的武装冲突。当时苏联为侵华罪行辩解，诡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域，在18世纪40年代就臣服于沙皇。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副部长余湛，就此历史争议问题，奉命走访郭沫若，郭沫若告知唐代大诗人李白出生于碎叶的证据和相关材料。外交部在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文件——驳苏联政府1969年6月13日声明》中，就用上了郭沫若的学术成果：“八世纪，中国唐朝大诗人李白就出生在巴尔喀什湖南的碎叶河上的碎叶。”以铁的史实，驳斥了苏联人的叫嚣。由此，人们也知道郭沫若写了一部《李白与杜甫》。[14]

《李白与杜甫》的出版，颇令时人侧目。但在文禁森严的时代，鲜有公开评价者。文革结束之后，论者骤增，但多为批评之声，盖源于该书对“诗圣”杜甫的贬低，以及对该书写作动机的猜测。时至今日，对《李白与杜甫》辩驳和评论，仍屡见不鲜。统观之，多数论者着眼之处，是该书鲜明的“扬李抑杜”旨向。有人说，毛泽东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而不喜欢杜甫，郭沫若“扬李抑杜”，是打着反潮流的旗号，投上之所好。有人反驳说，郭沫若本身就一贯喜欢李白而不喜欢杜甫，早就反感“千家注杜，一家注李”的学术局面，故而大做翻案文章，与毛泽东关系不大。还有人说，郭沫若对杜甫也有过公允的评价，但因反对把杜甫当作“圣人”、“图腾”，故有矫枉过正之举。

可以说在此问题上，论者纷纭、莫衷一是。粗略来看，人们的观点可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以同情的态度追源溯流，为郭沫若的“扬李抑杜”辩解；一派因《李白与杜甫》的“抑杜”和“悦上”倾向，痛加驳斥。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往往围绕着对“李、杜”孰优孰劣的评价，来切入这部著作的。或者说，大多数人是从学术的视野，以专业的眼光来考量《李白与杜甫》。因为在人们眼中，《李白与杜甫》首先是一部学术著作。这当然没有什么错。看看该书对李白出生地、家世的考证，对李白家室的索引，对李白政治活动的梳理，对李杜思想和信仰的考释，甚至对李杜疾病和死因的研究，等等，无一不是学术问题。

可是，细细品读《李白与杜甫》，似乎总让人感到，它和正宗的学术研究，总有些南辕北辙。要知道，李杜之所以为后世敬仰，是因为他们的诗歌“光焰万丈长”。但是，该书并没有从文学和艺术的角度，比较两人诗作孰优孰劣，并以此来证明“扬李抑杜”的正确性。这似乎有失学术常理。尽管书中有对不同学术观点的驳议，但往往是信笔所至，缺乏在学术上继往开来的意图。简单来说，《李白与杜甫》有些不按学术常规出牌。按正统的学术常理来看，《李白与杜甫》颇有野狐禅的味道。

如果我们先不把它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而是当作散文或者是小说片段来读，那么，是否能让我们换一种眼光呢？仔细琢磨，《李白与杜甫》并没有按照正常的学术套路切入历史人物，而是选择了一些自己“有话要说”的问题，走进李杜的世界。并且，郭沫若以自己的兴趣点为转移，边议边叙，边叙边议，洋洋洒洒，任意发挥，看起来象是借串联起来的学术资料，进行一种独特的创作。从这个角度说，该书更象是一部片断式的李杜传记。当然，这也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李杜传记，而是一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隐喻之作。其实，已经有识者对此做出了判断：

“活天冤枉”这四个字所迸溅的强烈的感情电火，映照出郭沫若内心急于排泄的哀痛和愤激。这锋芒毕露的宣泄仅仅是为李白抱屈吗？且不必到历史与记忆里打捞，就在郭沫若写作的当时，中国诗人、文人中横遭“活天冤枉”的就大有人在。连他自己钟爱的儿子，也“活天冤枉”地惨死在棍棒之下。“任意栽诬”的事，郭沫若亲见、亲闻的该太多了！他本人总算是受到特别“保护”的，也不过在小心与违心之间深有忌惮地度过日子，难保不会有不测之祸突然降临。那几年间，郭沫若孤零零地在政治活动中扮演着需要他扮演的角色，但当夜深人静，寂寥默思中，他不会扼腕长叹、仰天长嘘吗？评古论今，他所发出的“活天冤枉”的呼喊里能不包含着就事论事以外的内容吗？……

写作《李白与杜甫》的时候，郭沫若也到了该总结人生的年龄。他比以前许多时候都“清醒”。面对两位古代大诗人的命运，他有所思，有所忆，有所悟，他当时的真实心境在这本书中有脉络可循。倘若把《李白与杜甫》看作一本意在讨好邀宠的书，借用郭沫若为李白打抱不平的话来说，那真是“活天冤枉”。[15]

更有识者以干脆的口吻说：

郭沫若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李白与杜甫》，基本上不是一部学术研究之作，也不是为了李白鸣不平，更不是为了投毛泽东之所好，而是一部借历史亡灵进行自我解剖、自我总结的文人与政治关系的沉思录。[16]

这些判断，或许才真正逼近了郭沫若写作《李白与杜甫》的真实意图。或许，在学术上的承前启后，根本就没有成为郭沫若的主要动机，学术追求和学术真理也没有成为《李白与杜甫》的圭臬。以古况今、借古言志，向来是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传统，浸润其中如郭沫若者，屡遭变故如郭沫若者，大概不会仅仅止步于学术的趣味。或许，在世人推崇备至的李杜身上，郭沫若看到了与己相似的人生脉络。或许，在这两个名垂青史的文学人物身上，郭沫若看到了自己心灵和精神追求的痕迹。他要借这两个历史人物，来述说、来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慨。

这不能不使我们想起他写《蔡文姬》时的呼喊：“蔡文姬就是我！”如果说，历史剧《蔡文姬》是郭沫若自证身世、寻求角色认同的象征性作品；那么，《李白与杜甫》一书，则是郭沫若以学术为依托，对自我进行剖析、对灵魂进行审视的寄寓之作。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曾经这样解释李杜诗作中颠倒事实的现象：“把历史事实前后错综，这是诗人的常用手法（写诗不是在写史），不足为异。”[17]又对李白的诗言志情形，作这样的理解：“李白在游幽州的当时非常伤心，伤心他自己知而不能言、言而无人听。……只是把地上的舞台移到了天上或者把今时的人物换为了古时，在现实的描绘上，加盖了一层薄薄的纱幕而已。”[18]如果我们也从这样的视角审视《李白与杜甫》，会看到什么呢？

还是先让我们到《李白与杜甫》的世界，去寻找郭沫若灵魂深处留下的蛛丝马迹。或许，让郭沫若大发感慨的，首先应该是李杜的共性和同样的不得志：

生在封建制度的鼎盛时代，他们两人也都未能完全摆脱中国的庸人气味。[19]

从忠君思想这一角度来看问题时，李白和杜甫的态度有所同，也有所不同。同，是他们始终眷念着朝廷；不同，是李白对于朝廷的失政还敢于批评，有时流于怨悱；杜甫则对于朝廷的失政讳莫如深，顶多出以讽喻。[20]

他们的功名心都很强，都想得到比较高的地位，以施展经纶，但都没有可能如意。[21]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或许郭沫若发现了自我世界的不同侧面，看到了自己的灵魂，在两人身上有了不同映射。“扬李”，是否是因为作者在李白身上看到了自己颇为珍视的那个自我形象？或者，作者进一步联想到了作为文人的自我？还是让我们沿着《李白与杜甫》的叙事线索，对作者的分析、判断、引申和发挥，进行细细的回味。在涉及李白的家事、家庭、和亲人的关系时，郭沫若是这样认识和引申的：

一方面他想提高自己的门第以获得一定的权势，这一意识便结想而为凉武昭王九世孙的传说。另一方面却又使他能保持着一定的平民性，能和中下层的民众接近，有时仿佛还能浮云富贵而粪土王侯。又庸俗又洒脱，这就是李白之所以为李白。[22]

李白对于他的家室的感情也非常认真。[23]

李白尽管南北漫游，登山临水，求仙访道，饮酒赋诗，仿佛忘记了身外的一切，然而他对于自己的幼儿幼女是非常关心的。[24]

……他认为宗氏能和前妻的子女能和睦相处。[25]

对于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表现，对于李白在实际政治中的真实位置，对李白的政治心理，郭沫若作了精辟而深刻的分析与总结：

其实李白的值得讥评处是在他一面在讥刺别人趋炎赴势，而却忘了自己在高度地趋炎赴势。[26]

和他视被征召为十分光荣一样，他也视被谗逐为十分遗憾。[27]

唐玄宗眼里的李白，实际上和音乐师李龟年、歌舞团的梨园子弟，是同等材料。两千多年前汉代的司马迁曾经说过：“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28]

其实不过是御用文人的帮闲献技而已。[29]

李白的性格是相当矛盾的，他有时表现得很清高，仿佛颇有浮云富贵、粪土王侯的气概，但他对于都门生活乃至宫廷的生活却又十分留恋。[30]

然而李白的心境始终存在着矛盾。他一方面明明知道朝廷不能用他；但另一方面他却始终眷念着朝廷。[31]

李白是被夹在两种私心之间遭受到灾难，他对于李璘的忘公谊而急私忿固然早就失望，

而对于肃宗李亨的先安内而后攘外也是十分痛心。但他不敢明言，却屡屡借题讽喻。[32]

李白豪放，写了不少忧馋畏讥、愤世嫉俗之作，有时非常沉痛，非常激烈。这其实就是打中蜂窠的弹子了。[33]

对李白的惺惺相惜，并没有妨碍作者对李白作出清醒而真实的判断。所以，郭沫若以伤感的笔触，述说着李白的悲惨结局，似乎也预言着自己的恐惧：“要之，永王的迅速败亡，是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又一次大失败，而且失败得更惨，更加突如其来。他虽然没有被杀，但寻阳的监狱在等待着他，夜郎的流窜在等待着他，迅速的衰老和难治的疾病在等待着他，李白所表演的悲剧逐步地快要接近尾声了。”[34]

也许基于对李白命运的清醒判断，使郭沫若对于李白的迷信和觉醒，才有了更深的感悟：

他虽然怀抱着“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教条；“兼善”的希望，他没有达到；“独善”的实际，却害了他的一身。他在“独善”方面，是深深陷没在道教的泥沼里，直至他的暮年。[35]

读李白的诗使人感觉着：当他醉了的时候，是他最清醒的时候；当他没醉的时候，是他最糊涂的时候。[36]

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当然，也是他有了觉醒，才能体会到农民生活的真谛。[37]

“云游雨散从此辞”，最后告别了，这不仅是对于吴筠的诀别，而是对于神仙迷信的诀别。想到李白就在这一年的冬天与世长辞了，更可以说是对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的诀别。李白真象是“了然识所在了”。

然而，李白在一千多年前的当代，要说已经觉悟得那么彻底，也是不可能的。他还有不少的牵挂，而且也无心去斩断那些牵挂。“向暮春风杨柳丝”，就是那些千丝万缕的牵挂的“丝”了。

这首诗，我认为是李白最好的诗之一，是他六十二年生活的总结。这里既解除了迷信，也不是醉中的豪语。人是清醒的，诗也是清醒的。天色“向暮”了，他在向吴筠诀别；生命也“向暮”了，他也在向尘世诀别。[38]

然而，李白觉醒了，生命却已是尽头。作者清醒了，生命还有几年可以“向暮春风杨柳丝”？

如果说郭沫若是怀着深深的同情走入李白，那么对世人景仰的“诗圣”杜甫，作者似乎就有些嫉恶如仇、鄙薄不已。或许，作者在杜甫身上，看到了那个热衷于仕途而不能自拔的政客郭沫若的影子；或许，借贬抑杜甫，文人郭沫若对政客郭沫若，展开了深刻的自我批判。还是让我们细细品味郭沫若是如何的批判杜甫：

旧时代的诗人能写出这样的诗来，的确是很少见的。但是，使人民受到这样的灾难到底是谁的责任？应该怎样才能解救这种灾难？诗人却是讳莫如深，隐而不言；而只是怨天恨地，只是对于受难者一味的劝解和安慰。故诗人的同情，应该说是廉价的同情；他的安慰，是在自己安慰自己；他的怨天恨地，是在为祸国殃民者推卸责任。[39]

杜甫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人，六首诗中所描绘的人民形象，无论男女老少，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所虑选出来的驯良的老百姓，驯善得和绵羊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情绪。这种人正合乎地主阶级、统治阶级的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谓良民。[40]

杜甫是有雄心壮志的人，他总想一鸣惊人，一举而鹏程九万里。但这种希望，他一辈子也没有达到。很强的功名心不能落实，结果可以化为很强的虚荣心。杜甫也就为这种毛病所侵犯，他的虚荣心也十分惊人。[41]

他不愿意做小官，但实际上他也缺少办事务的才干。[42]

大诗人不耐烦做刀笔小吏的神态，写的活现。天气满热，饭都吃不下；晚上既多蝎子，秋后反而又多苍蝇；真是叫人发狂大叫了。公文堆满案头，不断地来麻烦我。朝南望，华山上的青松横躺在狭窄的山谷上，多么自在呵！我恨不得打着赤脚去踏上深厚的坚冰呵！可以看出诗人是多么不耐烦！[43]

杜甫毕竟只是诗人而不是政治家。作为政治家虽然没有成功，但作为诗人他自己是感到满足的。[44]

李白在去世前从迷信中觉醒了，而杜甫则一直没有觉醒，这是很值得注意的。[45]

杜甫是淑世心切的人，以契稷自比，想拯救天下苍生，但朝廷既重视道教，即使不是出于信仰的虔诚，你也非歌颂道教不可。[46]

杜甫和这样的人相周旋，而且倚为东道主，因而有时也昧着良心大加吹捧。[47]

把一位飞扬跋扈、在国难期间穷欢极乐的地方军阀，竟公然毫无保留地歌颂起来。[48]

岑参只是在美化朝廷，杜甫则美化了自己，又美化了朝廷。朝廷有了杜甫那样好的谏官，正足证明朝廷有知人之明和用贤之美。这样的朝廷还不休明吗？但实际是怎样呢？[49]

不必要再长篇引述了。不要说比附，也不要说影射，更无需说对号入座，只要想一下古诗“山色有无间”蕴含的意味和境界就可以了。品味这些潜藏在学术深处的沧桑感触与人生况味，是不是正如郭沫若所说的：不足为异？是不是把地上的舞台移到了天上？把今时的人物换了古时？是不是在现实的描绘上加上了一层薄薄的纱幕？要之，以春秋笔法阐发微言大义，向来是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拿手好戏。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偷梁换柱、皮里阳秋，对文史大师郭沫若来说，实乃雕虫小技。在虚虚实实的学术世界，郭沫若通过对李杜的理解和评价，完成了一个从政文人内心深处孤独的精神梳理，也留下了一个卷入仕途的脆弱文人向尘世诀别之前的心灵备忘录。他或许有武则天立无字碑的心绪，早就预感后人对他一言难尽的评说。

对郭沫若自身来说，或许“扬李抑杜”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这两个历史人物身上，既发现了同一个“自我”，又看到了两个不同“自我”的精神影像。同一个“自我”，正如论者所说：李杜都没有认清自己的位置，都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怨恨和待价而沽的清高；李杜都是忠君主义者，都是神佛崇拜者。[50]或者说，在汲汲于功名利禄的李白、杜甫身上，郭沫若看到了同样热衷于功名利禄的自我——文人从政的郭沫若。两个不同“自我”的精神影像，可以说，是文人郭沫若和政客郭沫若——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灵侧面的真实写照。李白，更多地寄托着文人郭沫若的所思所想；杜甫，更多地负载着政客郭沫若的所欲所求。或许可以简单的说：“扬李”，是为热衷于政治的文人郭沫若，进行自我辩解，在顾影自怜中进行自我安慰；“抑杜”，是对热衷于政治的文人郭沫若，进行自我否定，在贬损非议中进行自我解剖。郭沫若内在精神世界的矛盾，士与仕双重身份的心灵纠葛，都在一千多年前的古人身上，获得了强烈的共鸣。

《李白与杜甫》之所以没有前言后记，作者也没有多余的解释辩驳，是否是作者欲借历史人物的命运多舛、历史人物的抑郁不得志，来抒发自己沉痛的隐曲之声？是否是象武则天的无字碑那样，功过是非任凭世人解说？或许，当年指示科学院影印《李白与杜甫》的陈伯达，在详读了郭沫若的大作后，终于品出了其中的真味，最终不敢上呈毛泽东、周恩来。

或许，我们真的应该说，《李白与杜甫》是生命渐逝的郭沫若，回首自己的人生历程，在一个无法打开心扉的时代，在一个文网星罗棋布的时代，为自己、也为后世留下的一部隐秘的心灵自叙传。《李白与杜甫》，是一部寓复杂人生况味于学术的真诚反思之作，是仕途疲倦、步履蹒跚的郭沫若，在进退两难的宦海浮沉后，做出的清醒自嘲与内省。这，是感时伤世、感时伤怀的郭沫若，面对大浪淘沙的历史风流人物，发出的遥遥心灵感应！这，是朝如青丝暮成雪的郭沫若，面对悠悠千古的长空皓月，发出的世事沧桑、人生无奈的万般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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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0页。

[2]张恩和、张杰宇编著：《长河同泳——毛泽东与郭沫若的友谊》，华文出版社年版，第269页。

[3]载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

[4]参见郭庶英、郭平英：《回忆父亲》，载《郭沫若专集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参见郭庶英、郭平英：《回忆父亲》，载《郭沫若专集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参见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之《小组的覆没及郭世英之死》，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

[7]参见牟敦白：《X诗社与郭世英之死》，载《沉沦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

[8]参见《周国平自述：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幸福而是充实》，下载于中华网。

[9]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10]参见牟敦白：《X诗社与郭世英之死》，载《沉沦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

[11]王天成：《1963——1966年郭沫若与陈明远的交往纪实》，载《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12]胡化：《高处不胜寒——关于郭沫若的访谈》，载《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13]牟敦白：《X诗社与郭世英之死》，载《沉沦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

[14]参见王锦厚：《郭沫若学术论辩》，成都出版社年版，第207-209页。

[15]刘纳：《重读〈李白与杜甫〉》，载《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16]刘茂林：《向暮春风杨柳丝——再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载《郭沫若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年2002年版。

[17]《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6页。

[18]《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6页。

[19]《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1页。

[20]《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8页。

[21]《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9页。

[22]《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4页。

[23]《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页。

[24]《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9页。

[25]《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6页。

[26]《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8页。

[27]《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9页。

[28]《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1页。

[29]《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1页。

[30]《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2页。

[31]《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7页。

[32]《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9页。

[33]《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7页。

[34]《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2页。

[35]《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2页。

[36]《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2页。

[37]《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6页。

[38]《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6-317页。

[39]《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4页。

[40]《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7-358页。

[41]《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8页。

[42]《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8页。

[43]《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9页。

[44]《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2页。

[45]《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0-411页。

[46]《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4页。

[47]《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4页。

[48]《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5页。

[49]《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0页。

[50]参见刘茂林：《向暮春风杨柳丝——再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载《郭沫若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年2002年版。

《海上文坛》2005年第6、7期，发表时有删节。 文章来源: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