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自诩为代表自由、民主、人权，具有极大的迷惑性，这成为其民主霸道价值逻辑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西方民主制度优越论则成为西方民主的霸道逻辑的关键注脚。西方国家通过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控制世界舆论，掌控政治话语霸权是西方民主霸道逻辑的主要特点。

 

　　民主，作为人类社会共有的政治文明成果，当今俨然成为西方的代名词。某些西方人士将是否坚持或遵循西方民主制度或形式作为区分“民主与专制”“民主与非民主”的唯一终极标准。这种霸道逻辑不仅与当今现实国际政治状况相背离，而且阻碍了新型全球化的有效推进，不利于有效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概念不仅能打动人，而且极具号召力。西方民主常常自诩为“自由、民主、人权”的维护者，试图站在人类道德制高点，在价值观方面臣服他国，成为其强权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的本质是自主，在中世纪的欧洲，主人的自主包含对奴隶的绝对权力，而奴隶的自主则是指对主人的反抗权力。而对自由的解释较早来自西方的贵族。“13世纪英国的《大宪章》被视为自由发展的里程碑。然而，签署宪章的高级僧侣和贵族们从国王那里争取的自由，就是包含着对自己领地内农奴进行统治和奴役的权力。”①这种自由是贵族的自由，少部分人的自由。在西方殖民主义时代，所谓的自由则是资本的自由，即以极小的代价获得巨大利益。荷兰殖民印尼350年期间，通过荷属东印度公司攫取了巨额利润。仅仅“从1602至1782年，荷属东印度公司发给股东利息共达2.32亿荷兰盾，相当于股本的36倍。”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等战胜国打败了法西斯国家，它们从昔日的殖民统治者演变成自由的捍卫者，并自诩为自由世界。

 

　　民主，被西方视为超阶段、超时空、绝对的，属于全民的。这种对民主的绝对化解释是霸道逻辑，不符合辩证法原则。客观上讲，民主具有正面价值和局限性两种属性。一方面，民主作为公民个体表达利益的方式，体现了人类追求个体的主体性、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以及平等参与政治的权力，同时民主作为一种有效的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方式，可以充分发挥公民个体积极性，强化公民参与与民主监督，推动组织机构廉洁运转，也能有效促进和保证个人根本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民主如果运用不当，则可能造成多数人暴政。如何尊重多数人的同时保护少数人权益，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整体与多元关系等，则成为民主局限性的爆发点。

 

　　西方民主背后的霸道逻辑还在于其会形成一种“多数人的专制”。如当代美国思想家艾伦·布鲁姆在其《美国精神的封闭》当中所指出，“除非反对派的意见确实有坚实的基础，大多数人的意见总是占上风。这就是真正危险的多数人专制的形式。它不是积极迫害少数人的那种专制，而是粉碎了内心反抗意志的那种专制，因为反主流原则的够水平的资源不存在，更高的正确性也不存在。只有多数派存在，多数人的决定是惟一的裁决。这种专制的可怕不在于其权力，而在于其貌似正义”。这体现西方民主的脆弱性和虚伪性。从西方对“自由、民主、人权”理解与实践来看，上述华丽的辞藻只是西方民主霸道逻辑的遮羞布。

 

 

　　工业化、现代化浪潮肇始于西方，并成就于西方社会，推动了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由此，西方学者鼓吹西方现代化的成功源于西方民主制度优越论，并试图在全世界推广西方民主模式，这是西方民主霸权道路逻辑之所在。

 

　　西方民主制度根植于西方本土社会，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与西方历史、宗教、文化等密不可分。民主制度实践最早追溯于古希腊雅典民主，它发端于古希腊哲学自然法权论，是对当时神权的超越。近现代西方民主与古希腊雅典民主相去甚远，则是源于中世纪英国的议会制度。分权制衡和多数决定原则，在英国议会制度发展历程中得到充分体现，这奠定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制度激发了西方社会的活力，推动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具有历史阶段性特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民主制度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国会两党陷入内斗，联邦政府几度遭遇关门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恶化，难民危机难以缓解。“民主之春”“黑夜站立”“占领华尔街”等社会运动在西方社会蔓延，各种暴力活动此起彼伏。各种乱象表明，西方民主正在经历有史以来的最大的制度危机。所谓西方民主制度优越论为时尚早。

 

 

　　政治话语霸权则指的是通过控制舆论，垄断民主概念的定义权、民主道路的阐释权和非西方国家民主发展状况的评判权。现在世界主要媒体由西方所控制，掌控社交媒体西方也处于强势地位。西方通过强势手段和强大的政治话语制造能力，主导国际民主政治话语走向。民主概念虽然最早来自西方，但经过几千年发展，已经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现在关于民主概念的解释大都来自西方，反映的是西方民主发展的历史与实践，蕴含着西方人的政治逻辑与价值观。

 

　　比如西方民主理论大师熊彼特将民主的最初定义“人民统治”转化成“竞争性选举”，将“人民主权”矮化成“人民投票权”。结果，“竞争性选举”成为对民主最主流的定义。其实，对民主的定义，各国都有自己的理解。根据笔者实地调研，印尼巴厘岛居民认为，民主不是舶来品，在巴厘岛村社就存在几千年民主传统，协商一致是民主的主要内核。

 

　　由于社会科学发展程度的鸿沟，西方社会知识界垄断了民主道路的阐释权。他们把西方民主道路视为普世真理，要求非西方国家遵循西方民主发展道路，否则这些国家的政权属于非民主政权或专制政权。换言之，这些政权没有反映民意，缺乏基本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其实，这是忽视了民主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与特殊性，故意混淆了民主价值的一般性与民主发展道路特殊性的差异，其结果则是以同一性压制多样性。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垄断了对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发展状况的评判权。他们通过制定各种类别民主评价指标、指数、排行榜等数据成为各大国际政策机构分析民主发展状况所引用的权威资料来源。这些机构的测评和评判标准俨然成为全球民主评判的终极标准。这些评判机构以非政府名义，打着大学、媒体、学术机构等名义，以所谓客观公正立场发布评估报告，其实质是彰显西方意识形态属性，对发展中国家充满了“傲慢”与“偏见”，烘托了西方民主评判的霸权逻辑。

 

　　近年来，随着亚洲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一些东亚学者开始以“亚洲的视角”阐释东亚民主政治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房宁等著的《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通过田野调查与口述历史相结合，深刻阐述了东亚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非西方国家对政治民主的话语权。尽管道路艰难，非西方国家破解西方政治民主话语霸权的势头越来越猛。这不仅取决于学术界自身的努力，更取决于非西方世界快速崛起的进程，而这一进程正在引领时代潮流，成为21世纪新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