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文化走廊上读到常德浩的《自由是怎样成为我们的敌人的？》和医生手记的<读常德浩《自由是怎样成为我们的敌人的？》有感 >以及一些网友的评论，不禁想到多年前的一次经历。那一次的经历使我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自由，也开始思考自由的含义，以至最后作出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

86年我们实验室进了一些德国设备，德方牵头单位VDE给了我们实验室10个工程师和对口技术人员名额到德国进修培训。众所周知，那时候只要有出国机会，局长，所长，政治主席等一定要占几个名额的，我们这一组也不例外，10个名额一个给了局长，一个给了政治部主任，剩下的8个倒还都是技术人员，但只有我和另外一人懂得一些英文。到了德国后，德方知道我们中间有两位“领导” 后很是不高兴和无奈，因为每个技术人员都分到各个科去和VDE的人一起上班，他们得另外安排人带这两位“领导” 观光，加上他们不懂一句英文，我们10人中另外一位稍懂英文的技术员也陪了去，剩下的7人，只有我一人可以和德方交流，7个人分在三个实验室，那几个出国的技术人员对设备和测试方法知识有限，看不懂说明书，看不懂测试标准，独立摸索能力又差，可想而知，这20天的时间，我们几乎学不到什么东西，我忙着做翻译，自己的实验室大概只呆了两天时间，最后德方无可奈何，给我们放任自流了，我们愿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也不管。德方有一个工程师叫歌哈德，他跟我比较熟，因为之前他来过中国两次，我们打过交道，他悄悄对我说：“只有你有用，其他人。。。” ，他摇摇头。在我的感觉中，我们中国人给自己丢尽了脸，如果当时把两位“领导” 换成翻译，10人中有四人可以沟通，一人带一个或两个，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20天的工作中，政治主任对德方提出要去波恩中国大使馆去“汇报” ，德方虽然不理解，还是同意了，派了两个人开车带我们一行10人去波恩 (VDE在法兰克福附近的一个镇叫奥芬巴哈) ，开了3个钟头的车我们到了波恩，“领导” 突然决定不去中国领事馆了，说“没什么好说的” 。德方听了很不高兴，既然我们来了，就得去，於是我们10人去中领馆坐了半小时才出来。当时我对中国的这种系统造就出来的“领导”非常反感，但是我能说什么呢？

说了半天还没有谈到“自由” 这一话题，在德国期间，我开始注意到德国人是怎么生活的，首先，我注意到，我们去的德国国际电子电器认证实验室VDE，上班时间是弹性的，每个人只要在上午10点和下午2点之间必须在实验室外，早上上班和下午下班早一点和晚一点都没关系，他们每人都有张卡，上，下班各打卡一次，记录每天上班的时间，每个月他们只要做到规定的时间就行了；其次，我发现他们的人员住得非常散，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小镇，每人开一辆车，下了班各走各的，消失在德国黑森林中，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私生活是怎样的，不象我们中国，那时候大部分人还是住单位的宿舍，抬头不见低头见，家里大小事儿，全院全楼都知道，我觉得他们的生活非常自由，除了上班，所有的时间都是自己的，就是上班也都是各干各的，把本职工作做好就可以，没有其他那么多的杂事 (86年那会儿，单位里每星期还有一两次政治学习的，估计现在是没有了吧) 。当时我们一行10人，住在一个小镇旅馆里，下午5点下班后就没事了，我在酒店呆不住，就常常一个人在小镇上逛，我想，这么难得的机会来德国，我要争取时间多了解多看看德国，就这样，我们这位政治主任有意见了，他不能直接了当地对我说我不能出去，只好临时定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要出去，必须要有三个人，没有三个人就不能出去 (我知道他这是特地为我规定的，因为所有其他的人员回到旅馆就呆在房间里，只有我一人常出去) ，而且还规定如果德方有人邀请我们中间的人去哪里，必须先请示才可以跟人说可以还是不可以。当时德国有一工程师，他的太太是台湾人，他说他太太在那里很少见到中国人，很寂寞，想邀请我和另外一个女士(10人中只有两位女士) 到他家去，见见她的太太，和她聊聊。我们回去问了这位“头头” ，因为这位工程师只邀请了我们两位女士，达不到三人一组，也没有邀请任何“领导” ，他不同意我们去，理由是“我们根本不认识她。。。” 。 於是我们只好婉言谢绝了，诸如此类我失去好几次了解德国人家庭生活的机会。和德国人生活相比，我感觉到我们是这么的不自由。工作以外的生活也都卖给了这些官僚。还有一次我的实验室的主任知道我喜欢古典音乐，邀请我和他去一个教堂听管风琴音乐会，我“请示” 这位领导，还没等到他说“不” 的理由，我就跟他说，我已经答应他了，不好再回绝了吧，他斜眼看了我一眼，为了不丢面子(我跟德方说要回去问” 领导“，如果这时他说” 不“，给德方的感觉他就太不讲” 面子“了) ，於是他硬是指明另外两人跟我同去，这两人对古典音乐根本没兴趣，其中一位那天不知吃了啥还拉肚子，他在那大教堂里如坐针毡，不好意思老跑厕所，只好强忍着，我只听他说” 活受罪“，我在一边苦笑不得，这样的” 官僚“真是太可笑，太可恨了。

再说一件我觉得可笑的事，我们去波恩时，德方给了我们一天时间，歌哈德问我们想游览些什么地方，没有一个人提出要看什么，於是我就说，我想去看一下贝多芬的故居 (我知道贝多芬的故居在波恩) ，还想去博物馆看一下，但是其他人都不怎么感兴趣，成不了” 三人一组“，只见歌哈得与另外一位工程师谛咕了几句，然后他对我们说，” 我们去中心广场逛逛吧” 。去了中心广场，广场上人很多，歌哈德悄悄地对我说：“跟我来，我带你去贝多芬故居” ，于是我们俩快步离开人群，去看贝多芬故居 (来回不过用了半个多小时时间) ，回来的时候，只见歌哈德对我们“领导” 说，“对不起，我们走散了，” 我在一旁忍住笑。原来歌哈德与另外那位工程师说好了，他让那位工程师带其他9人去喝德国啤酒，他则带我去还我的心愿，然后说好地方碰头。

德国之行使我大开眼界，对西方的生活有了原始的了解，原来他们的生活是这么舒适，这么自由，为什么我在那儿感觉如鱼得水，这么自由？带着这个想法回到中国，由此开始寻找漫长的出国之路，以至今天生活在国外。。。。。

现在来谈我对自由的理解，我认为自由可以分成三个方面，一是行动的自由，比如想去哪就去哪，不需任何人同意，也不用任何人“批准” ；第二是言论的自由，在不伤害他人的条件下，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特别是对社会对政府的不同意见，说了没有危险；第三是思维的自由，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没有人干涉。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第一点已可以和西方相比了，只要有钱，基本上想去哪儿都可以去，去国外旅游观光也不那么难了；第三点，中西方都一样，只要不表达出来，你爱怎想都行；只有第二条，中心方还有差距，可以说这个差距还很大，中国还是没有言论的自由，特别是对持不同政见人士，从上到下都不答应，看看这次奥运，王千源等引起的风波，这一点，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年才可以赶上，我个人认为，如果不改变执政体制，这一点是永远也达不到的，一党就是专政，就是不允许有二话，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阿。

文章有点长，谢谢阅读，欢迎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