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原来在铁路工程局上班，是一个木工，无职无权，母亲作为家属只能做临时工。

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我小的时候，我们经常搬家，总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既然最“需要”，那往往就是什么都“需要”，因为什么都没有。直到现在，母亲有时还提起当我们驻扎在山西某村时，那里的农民都不知道如何炖鸡。我不知道这是农民的托词，还是事实，抑或是母亲夸张的描述？不过70年代的中国，吃不饱的还大有人在，更不要说吃肉了。我们虽然不会没有饭吃， 但是条件还是艰苦的。住在“干打垒”里，也就是很多人家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房间与房间分隔，但屋顶却是通的。在这种条件下，“鸡犬相闻”都是一种奢望。

终于有一年，可能是在弟弟不到一岁的时候，母亲有了一个可以正式上班的机会。于是，父母决定把我们送回东北老家。弟弟是长孙，自然要马上送到爷爷奶奶家；我是女孩，就先送到姥姥姥爷家。我在姥姥姥爷家呆了半年后，父母写信请爷爷奶奶接我到他们那里去上学。爷爷奶奶家在一个镇子上，姥姥姥爷家在农村。在父母看来，镇上的学校应该是比农村好很多。

就这样我开始认字、数数，懵懵懂懂上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