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烟禁毒

贩毒吸毒，是太原解放初期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1949年7月16日，华北人民政府颁布《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染有烟毒嗜好者，限3个月内向当地公安机关或区政府报告登记，并具结限期戒瘾。烟毒较重之县、市，应设立戒烟所，办理戒烟事宜。

根据《暂行办法》，太原市人民政府坚决取缔了市内的烟馆，并派出工作人员在各种场所广为宣传禁烟禁毒。在纯阳宫、皇华馆一带，开设了戒烟所，对收容进来的烟民进行强制戒毒和治疗。与此同时，太原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坚决打击贩卖毒品者或以贩养吸者，扣捕、改造、教育了一批毒品犯，对罪恶重大、人民深恶痛绝的大毒枭屠老五、白万等，给予严厉惩处，处以极刑。

在取缔烟馆、镇压毒品犯的同时，人民政府还想方设法对有吸毒积习人员重点帮教，并对各种烟瘾人员的戒毒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例如，晋剧表演艺术家丁果仙在日伪统治山西期间，因精神苦闷，染上吸毒恶习。在轰轰烈烈的禁毒运动中，她难以下决心戒毒，一日演完夜场回到家里抽了几口，正好让民警碰上，被连人带烟具请到市公安局派出所呆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市公安局局长陶健听到汇报后，立刻驱车前往中共太原市委汇报。当时市委正在召开常委会，主持会议的市委书记韩纯德听了汇报，立即停下别的议题，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常委们认为，丁果仙顶风吸毒被抓，派出所的民警没有什么不对。但丁果仙是位非党的民主人士，又是名人，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对待，应当做好她的思想工作，让她心悦诚服、自觉戒毒。最后，会议决定让市委统战部长李景文妥善处理好这件事。当天下午，丁果仙被接到市委统战部开座谈会，李景文部长乐呵呵地对她解释说：请你来开个座谈会是市委韩书记和常委们的意思，主要是说明一下昨晚上的事情，并让我把您使用的烟具归还给您；希望您能在不太影响身体和演出的情况下，在一年内把烟戒掉。座谈会之后，丁果仙痛下决心，不到半年，便把多年吸毒的恶习彻底戒掉，并把那个精美昂贵的银制烟具，主动送给戒毒展览馆。

1949年4月～12月，太原市共破获烟毒案件4042起，拘捕毒品犯罪分子4698名。其中，处决26人，判处徒刑470人，劳动改造416人。

1950年，太原市和全国一样，禁烟斗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毒品贩仍在暗中活动，少数吸毒者经政府教育后仍不悔改。据太原市人民政府公安局1950年夏天的初步调查，当时全市有制毒者34人，运毒者26人，贩毒者1018人，贩卖并吸毒者217人，吸毒者1167人，制造吸毒工具者1人，总计2463人(占1949年12月太原市总人数251 383人的0．98%)。毒品犯中，流氓、地痞、恶霸、日伪及阎锡山统治时期的旧军官占多数，有的毒品犯本身就是反革命分子。

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同年6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查禁烟毒的指示》。随即，在中共太原市委领导下，由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民政局、文教局、卫生局、财政局和市人民法院、市青联、市妇联、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等12个单位共同组成太原市查禁毒品委员会，开始了大规模的禁毒运动。市查禁毒品委员会制订了《太原市查禁烟毒委员会组织与办事简则》、《太原市查禁烟毒实施办法》，每月召开一次例会，听取工作汇报并研究禁毒工作中的重大事项，组织和指导全市开展查烟禁毒工作。到8月31日，市公安机关共破获烟毒案件847起，查获毒品犯罪分子1289名。

为了使禁烟禁毒运动形成强大的声势，1951年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编印了禁烟禁毒宣传提纲，并在全市建设起一支1万余人的宣传队伍。宣传内容主要是：毒品是帝国主义带来的；毒品流行是旧中国统治阶级造成的；彻底根绝毒品流行，才能维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各种形式大张旗鼓的禁烟禁毒宣传教育，激起群众对毒品犯的仇恨和对毒品的憎恶，他们积极检举揭发贩毒者、吸毒者。与此同时，由于在宣传教育中，反复强调禁烟禁毒运动的方针与政策是惩治少数与改造教育多数相结合，彻底坦白者从宽，拒不坦白者从严，过去吸毒贩毒从宽，今后吸毒贩毒从严，又分化瓦解了毒品犯和吸毒者，使不少人感到只有向人民政府悔过立功，才有自己的出路。在此形势下，禁烟禁毒运动很快出现掀起高潮。1951年3月6日，太原市人民法院判处制贩毒品犯徐云山等7人死刑，执行枪决。同月10日，《山西日报》就此发表了题为《肃清毒害，严惩制毒分子》的文章。

1952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5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再次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随之，禁毒运动再次在太原市全面展开。经过公安机关的3次扣捕行动和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控诉、专案侦查、突击审讯、普遍登记、集训与处理等几个阶段，到11月份结束，历时4个月。共逮捕毒品犯542名，其中处决9名，判处徒刑145名。此外，登记一般毒品犯1707名，并动员1563名烟民戒瘾。

1952年以后，太原市将近30年未发生制造、贩卖毒品案件。

禁止赌博

赌博，在解放前的太原，也是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无论是日伪统治时期，还是阎锡山统治时期，市内都设有赌馆、赌局，较出名的有柳巷的晋茂盛、游乐园等。

太原解放后，1949年7月13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出《关于禁止赌博的指示》。之后，太原市人民政府把赌博当作社会三大公害之一，坚决取缔了市内的赌博场馆，明令禁止赌博。太原市军警联合纠察队在警备部队的密切配合下，也常在夜间巡逻中，端赌博黑窝，抓赌徒，没收赌具、赌资，坚决打击赌博等不法活动。对屡教不改的赌徒处以劳动教养，对赌头、赌棍、抽头等骨干分子依法惩处。

为了加强禁赌声势，太原市人民政府在大街小巷到处张贴公告，散发传单，组织人员开宣传车上街宣传赌博的危害。同时，还发动党、团、工、青、妇组织和派出所、居委会等单位和社会团体，分片包干，明确责任，齐抓共管，大打禁赌“人民战争”。经过各级政府艰苦细致的不懈工作，至1950年，太原市内的赌博现象基本绝迹。

禁娼(取缔妓院)

旧太原的妓院，主要集中于旧城街四道巷一带。四道巷每道巷内都有数座四合院，每座院有十几间房子。各道巷的妓院档次不等，其中规格最高的是头道巷，妓女多为大学生，穿戴比较讲究，平日所接待的嫖客，主要是国民党军官、特务、政府人员等有身份地位的人。四道巷的妓女，根据年龄、相貌，分三六九等，对嫖客的卖身价格也高低不一。每个妓女都冠以“红牡丹”、“海棠花”之类诱人的绰号。她们当中，又有固定职业妓女和业余妓女之分。到1949年4月太原解放时，四道巷有营业的公开妓院18家，从业妓女141人。

太原解放初期，新政权主要任务是肃清暗藏敌特分子、赈济饥民，以及恢复生产和安定社会秩序等，一时还无暇顾及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工作，只是派治安人员对妓院进行查封和监控，禁止其继续营业。

1949年6月，太原解放两个月后，由太原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局和太原市妇联等部门组成的太原市改造妓女工作组成立。随后，工作组派出人员对四道巷妓院中有关人员情况进行了摸底调查，对妓女、老鸨开展政策宣传教育等工作。对逛妓院的嫖客，一经发现，坚决扣住，并通知其单位前来领人。在人民政府的努力下，到8月17日为止，四道巷妓院已有93名妓女脱离黑暗生活，获得新生。但仍有62名妓女，或受鸨母威胁，不敢提出脱离这种痛苦生活的要求，或自甘堕落，仍然生活在妓院。

1949年8月17日上午，太原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干警和市妇联及街道干部联合出动，来到了四道巷妓院，将老鸨和妓女喝令出屋，集中在其中一个大院里，清点了人数。之后，有关人员当众宣读了太原市人民政府取缔妓院的通令。有两个不识时务的老鸨出言不逊，公安人员将她们与众妓女一同押上卡车带走。与此同时，公安机关还查封了妓院的一切财产。

对妓女的集中教育和改造，是一项艰巨、细致的工作。由于在旧的行道上操业过久，不少妓女缺乏自主意识和解放意识，对政府工作人员存有不同程度的疑虑和抵触情绪。有的担心砸了饭碗；有的怕出去后因名声不好，找不到工作干；有的怕从良后过不惯粗茶淡饭的生活。工作人员在对妓女进行宣传教育的同时，对她们进行了分类，将那些没爹没娘，在妓院挨打受气的下等妓女作为依靠对象；将犹豫不决的中层妓女作为团结争取对象；重点孤立和打击老鸨。通过个别谈话，深入思想发动，太原市改造妓女工作组组织妓女召开了以倒苦水、斗老鸨为内容的诉苦会。通过诉苦，妓女们纷纷觉醒，她们发出了“从前是牛马，如今要做人”的呼声。

老鸨，是妓院中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她们不甘心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妓院被取缔以后，一些老鸨仍与人民政府进行着公开或隐蔽的斗争。妓女集中教育改造开始后，少数老鸨不顾政府工作人员的一再警告，暗地里利诱拉拢知情妓女，企图封住她们的口；还有的老鸨交待问题时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但她们精心编织的防线，很快就被妓女们愤怒的控诉浪潮所冲垮。最后，罪大恶极的老鸨被逮捕法办，财产被没收。一般老鸨也乖乖低头认罪，并被迫拿出现金，用于妓女们的医疗、遣返、安置等事项。

四道巷的妓女，几乎都患有梅毒等性病。人民政府在对她们教育改造的同时，抽调大夫对她们一一进行妇科体检，并为她们医治性病。当时主要用药是进口的606针剂，每日一针，还附加其他口服药品。经过一段时间医疗，绝大多数妓女治愈了性病，领到了政府颁发的健康证。8月26日～28日，太原市人民政府对62名妓女进行了安置。安置方针是：有家的回家，有亲友的投亲靠友，无家可归的由政府有关机构出面帮助找对象成家，或分配适当的工作。其中58名妓女自愿回原籍参加生产劳动，4名家住太原的妓女在人民政府的安排下，分别当了饭馆服务员、公共汽车售票员、国营百货公司售货员等。妓女们大多从良出嫁，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太原解放初期取缔妓院、改造妓女工作，虽历时仅短短几个月时间，却取得了重大成果。有关经验材料曾上报至中央，成为中央指导全国各地取缔妓院、改造妓女工作的重要决策依据。专题材料还被批转至全国各地，西安、武汉等地政府机构曾先后派人前来太原取经。1949年后，太原市卖淫嫖娼现象基本绝迹。

(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