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7月27日，中国外交部（总理衙门）紧急召见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Nicholas　R.　O’Coner），就运送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被日本舰队击沉之事进行磋商。在两天前所发生的这场悲剧中，近千名中国精锐部队和几十名欧洲船员一同罹难，国际社会被如此惨烈的海难和日军的不宣而战深深震撼。　

中国“外交部长”奕劻（总理王大臣、庆亲王）亲自主持了与英国公使的会谈。　

这对与会双方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会议。中国在自己的藩属朝鲜海面上遭到了突然袭击，而飘扬着大英帝国国旗、由英国公民驾驶的英国商船，也第一次在东亚遭受到如此悍然的攻击。　

会后，双方却出现了两份不同的会议记录，焦点集中在：英国下一步对日动武的可能性，以及双方对中国军事前景的预测。　

根据总理衙门的记录，奕劻问道：“日本如此无理，西国素讲公法，当作何办法？”欧格讷答说：“此时我不能出断语，当听政府之命。既日本将英船击沉，或竟调水师前往，亦未可知。”这话虽然委婉，却依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信号。鼓动英国对日报复，正是中国在高升号事件发生后的第一目标。作为老资格的职业外交官，欧格讷在这一问题上的任何预测，都将对中国的士气民心乃至中日战争前景产生巨大的影响。　

但在欧格讷当天向伦敦发送的报告中，并非如此：“亲王询问了对于炮击英国船只一事，女王陛下的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我说毫无疑问那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事件，但我掌握的情报很少，不能冒昧发表意见…… 此事在很多方面都很复杂…..必须由女王陛下的政府遵照前例和国际法作出决定。”欧格讷在报告中强调说：“我个人认为，日本的行为是完全非法、无理的，因为高升号毫无防卫能力，又载有一千一百人，日本将其击沉，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蛮横、残暴和无耻的行径。然而，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关于女王陛下的政府在这一事件中可能要做出的决定，我不能冒昧提出初步意见，有必要等待更确切的详细情报。”　　

另一个在总理衙门的记录中被忽视的细节，却在欧格讷的报告中被重视：“我告诉亲王……如果他允许我以个人名义坦率直言，我要问一下，一旦真的爆发战争，假使中国决定迅速出击，他认为是否有对敌手施行沉重打击的力量。亲王犹豫了数分钟，在环视同僚一周之后，咕哝了一声，对他们目前是否能同日本进行成功竞争，表示怀疑。虽然那是一个令人痛苦的场面，但我还是继续说道：这恰是要害所在……”　

从中英两国谈话者的记录重点，我们能很清晰地看到：在总理衙门呈报给军机处乃至皇帝的报告中，没有提及双方对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均缺乏信心。作为头号强国的英国，其驻华公使对中国军事获胜缺乏信心，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外交情报，但总理衙门显然没有汇报这一点。　

同时，总理衙门居然在报告中，无中生有地加上了欧格讷并未言及的英国或许会对日本兴兵问罪的说法。作为资深外交官，欧格讷与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那些临时充任外交官的商人不同，他有自己的职业素养，绝对不可能擅自做出如此关系重大的表态，他也完全能看出中国试图将英国拉下水的意图，从而在言语措辞方面会加倍警惕。总理衙门的报告，在英国可能对日兴兵方面进行了　“创作”,　很可能是为了迎合皇帝为首的主战派，希望借助英国的虎威为自己壮胆。　

这样关键的会议纪要上的“各自表述”，仅仅是中国外交部门在这场改变东亚乃至世界格局的战争中的拙劣表演之一。作为中日第一次战略大对决，中国外交部门在整个甲午战争期间的表现，大到外交战略、小到外交技巧，均无法与日本同行相比。事实上，史料显示，从李鸿章到军机处，中国决策层在被高升号事件震撼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欣慰地”相信并坐等英国对日施压，甚至兴兵问罪，为此，已经起草好的对日宣战诏书又被延宕发布。　

同样被高升号事件所震惊的日本外交机构，在对军方的卤莽行动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怒后，却立即卓有成效地主导了国家危机公关，将军事侵略行动包装成“十字军东征”般的圣战。　

甲午战争，中国不仅输在军事上，也输在外交上。中日外交之战，实际上是“鬼使”与“神差”之间的一场不对等决斗。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在大清国主流社会，外交官是被士林所不耻的“鬼使”。　　

1876 年，甲午战争前十八年，郭嵩焘受命出使英伦，成为中华帝国以平等身份派驻海外的第一个使节。在他的家乡湖南，“愤青”们认为他无异于汉奸，有一幅痛骂他的对联也从此成为千古绝唱之一，其联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乡亲们痛恨他出洋“事鬼”将辱没乡梓，要开除他的湖南省籍，甚至扬言要砸了他的房子。亲朋好友也多认为他“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基于“民愤”的“打砸抢”事件虽然没有发生，但郭嵩焘从此成为　“湘奸”，并在他的有生之年声名狼藉。　

在历史上，“天朝上国”遣使藩属和四夷，不是宣扬皇恩（最壮观的是郑和下西洋）、便是羁縻远蕃（比如汉唐的和亲政策），除非要在边疆推行所谓的“改土归流”（实际上将自治半自治的边民政权纳入中央行政体系），从来没有对外派驻常任使节的规矩，也不接受夷狄们派驻使节，外夷来华朝贡均不许久留。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要求向北京派驻外交官，居然比割地赔款还引起更大的舆论反弹，担心洋人们“不守臣节”，但在列强的枪炮面前，大清国只好放弃原则，“洋鬼子们”便堂而皇之地在天子脚下驻了下来。　

西方使节进来了，中国却坚持不外派使节。郭嵩焘放洋，也是无奈之举。此前中英之间发生“马嘉理案”（又称“云南事件”或“滇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Margary），擅自带领一支英军由缅甸闯入云南，开枪打死中国居民，当地人愤起反抗将其打死。英国借此事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根据该条约，中国应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　

选派使臣出洋，不仅要懂洋务，而且要愿意出洋。这在当时是相当困难的，备选的人并不多。郭嵩焘同意出使，其实也是这位开明的洋务派官员的公忠体国，他自陈“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礼”。即便这样，朝廷还要“掺沙子”，加派了一个极端保守者刘鸿锡作为他的副使，以收钳制之功。我们看看这位副使此后对郭嵩焘的指控，就可以知道他的外交水准：他指控郭参观炮台时居然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郭在柏金宫殿听音乐时，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郭在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举手投足都是罪状，极尽磨勘刁难。　

　

中国外交官不仅被士林视为“鬼使”，在官僚体系的设计上，也被作为“等外品”处理。根据清廷的相关规制，外交官并非实职，而只是“出使某国钦差大臣”，临时差使而已。清承明制，“实职”与“差使”有天壤差别，“实职”乃是经过吏部铨叙的经常性官职，被纳入升迁考核的完整体制，而“差使”则是临时性的差遣，等于是现代的“出差”，差使完成仍回原职。最典型的“差使”有所谓的“巡按”（清初废止）以及派赴各地的考官、学政，学政的差使时间很长，三年一任，任满官复原职。　

外交官只是作为“差使”，而且在制度设计的时候，没有明确“销差”回国后的“政治待遇”，这一放洋就是多年，与官场的联络自然要稀疏乃至中断，对官员的升迁有相当不利的影响，出任“鬼使”无疑是自断前程。　

使节之外，随员更为难得。当时的洋务人才本就不可多得，制度设计上又没有“给出路”，郭嵩焘以降的各驻外使节，其遴选随员均十分困难，朝廷便只好将驻外使馆的人事权悉数下放以为弥补，但这又造成各使节自行其政，外交官职衔混乱，发展到后来各使馆冗员充斥，外交经费浪费浩大。　

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八国联军侵华后，在列强逼迫下，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后，外交官才被纳入实职序列，责、权、利才统一起来，并对各使馆员数、品秩、等级、月薪及出使各大臣应支经费制订详细章程，职业化外交官队伍的建立才算真正开始，中国外交方告别“鬼使”时代。　

“鬼使”时代的中国外交体系，被看作类似前朝“理藩院”的“统战机构”，地位低下，难有作为，在国家大事上并没有什么发言权，在加上人才缺乏、庸人泛滥，对于外交事务多奉行鸵鸟政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勉强维持“洋务”，自然难以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重要意见。晚清相当多的涉外事件，尤其是义和团动乱等大事件，虽然本质上是中外、民教之间的利益冲突，但中国外交官的颟顸、因循怕事，未能防患于未然，也是造成冲突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霞关外交，料亭政治”

　

与中国的“鬼使”不同，外交官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神差”。　　

日本政界有句俗语：“料亭政治，霞关外交”，意思是说政治多在料亭饭桌上商讨，而外交则在霞关决定。霞关位于东京千代田区南部，在江户时代前是大名屋敷林立的地方，明治朝至今被外务省使用，成为“日本外交”的代名词。　

“霞关外交”有一个重要的日本特色：外交是一切政务之首，实施政府的整体外交。　

与中国心不甘、情不愿地设立外交机构，却又将它作为政府的“盲肠”部门不同，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就将外务省确定为六部之首。1869年明治政府颁布法令，成立外务省，由明治天皇的亲信、王政复古政变的首脑岩仓具视（Iwakura　Tomomi,1825-1883)亲自掌管。岩仓随后就组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重要官员一同访问欧美，探求改革之道，希望与西方修改不平等条约，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岩仓使团”。　岩仓使团出国访问历时长达二十二个月，等于现政府高官集体出国留学，这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罕见的。　

日本赋予外交以国务之首的地位，主要是因为明治时期的首要国家目标，就是废除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欧美外交实质上也是头等内政，外务省则是衔接内政和外交的枢纽。　

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外务省比日本其它政府部门吸引了更多的精英人士。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贵族子弟纷纷负芨欧洲，留学归来后多进入外务省工作，比如后来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小村寿太郎（Komura　Jutaro）、青木周蔵（Aoki　Shuzo）、珍田舍己（Chinda　Sutemi）等人。贵族子弟因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络，通过他们，日本的外交优先理念更深地渗透到各个方面，重视国际关系成为整个执政阶层的自觉意识。　

到1890 年代，日本与西方修约的工作进入高潮，外务省更是吸收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的大量毕生生。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教授鸠山和夫（Kazuo　 Hatoyama）应外相井上馨（Inoue　Kaoru）邀请，出任外务省调查局局长。他亲自推荐给外务省的三名学生，后来都成为国际知名的外交家。其中，因提出亡国“二十一条”而为中国人熟悉的加藤高明（Kato　Takaaki，1860年－1926年），于1894年出任驻英公使，其后多次出任外相，并在1924年出任日本首相；林权助（Hayashi　Gonsuke，1860-1939），后出任驻朝鲜、大清和英国公使，在担任驻中国公使时，曾深深地卷入戊戌政变，协助康梁等人出逃；内田康哉（Uchida　Yasuya，1865年-　1936年），先后出任驻中国、奥匈帝国及美国大使，多次出任日本外相，两次代理过日本首相职务，还曾被美国《时代》周刊作为封面人物。　

从日本这些年轻学子后来在外交体系、乃至整个官僚体系内的飞黄腾达，反观中国近现代，很少有外交官能在非外交的政府岗位上获得重用，惶论出任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职务。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出任驻英公使，还是托了伊藤博文的福。罗丰禄、伍廷芳等随李鸿章赴日谈判马关条约，伊藤博文和李谈起，此二人是他昔日留学英国时的同学，均为一时俊彦。如今伊藤已贵为内阁总理，而伍、罗两人还屈居幕僚。李鸿章闻之，颇有感触，不久后便分别保举他们出使英国和美国。　

日本“神差”与中国“鬼使”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造成部分当事者的个人仕途高下，而更造成两国在整体战略方面的根本性分野：一个是外向的、积极的“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此贵为天皇都可以节食筹款；另一个则只是想为满清部族保住祖宗留下来的这点基业，既要攘外，更要安内，不仅要挪用海防经费修园林，到了宣统朝，居然借着改革的名义建立了一个纯满人的内阁，自弃于亿兆汉民。　

大量法律界人士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日本外交界的国际法水准，日本从此不仅开始专家办外交、也开始以“法”（国际法）办外交，这令日本外交成为其军事力量之外的另一把武士刀，在废除与西方的不平等条约及侵略朝鲜中国、争霸东亚大陆等方面，锋芒毕露。　

高升号事件爆发后，日本外交系统紧急动员，危机公关相当成功，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这些“法学外交官”们在事件调查和处理过程中，紧紧抓住并利用了国际法的灰色地带，最终令自己一举扭转被动的局面，而不似中国那样单纯地诉诸“正义”等抽象口号。　

　

“霞关外交”的特点，除了国家实行大外交、重视国际法之外，还十分注重策略技巧。日本外交惯用模糊词语，如果不能蒙混过关，则将责任推给中下层的执行者，高层故作无辜，以此赢得回旋余地；日本外交也十分注重在强者面前的低姿态，一旦军方行动引起强者不满，会毫不吝啬向强者道歉，以避开强者盛怒的锋芒，这一特点一直沿用至今；日本外交更是强大的宣传机构，他们大量聘用外国顾问，保持与西方舆论的密切联系（详见本刊上期《满清岂可称中华》）。　

“霞关外交”实质上就是着眼于列强的外交，在尽量减少与列强对抗的前提下，帮助日本政府获得最大利益。也正因为如此，“霞关外交”成了英美外交，对中国方面重视不够。虽然日本外务省拥有不少中国问题专家，但他们并不占据关键地位，不能影响决策。美国日裔学者入江昭（Akira　Iriye）认为，“霞关外交” 的失败之处正在于没有认识到维护中国主权对日本的重要性，以及日本在国际框架中的应有的定位，这导致了日本今后的失败和灾难。　

　

“鬼使”“神差”大对决

　

先天的差别，令中国“鬼使”在应对日本“神差”时，处处捉襟见肘。　

与留洋多年的日本对手伊藤博文（当时日本首相）和陆奥宗光（当时日本外相）相比，在外交方面“自学”成才的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前从来就没有迈出过国门一步。他的外交思路和技巧，与其说是学自洋务实践，莫如说是讲求权诈的中国特色政治手腕在外交领域的运用。作为李鸿章外交思想根基的“以夷制夷”，一方面固然是弱国外交的无奈选择，另一方面也正是他所擅长的权术实践，可惜外交毕竟不是内政，在洋人之间玩合纵连横成效并不好，往往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　

至于在外交第一线的使节们，中日外交战其实也是他们个人之间的综合素质之战。

甲午战争中，时任驻英公使龚照瑗是李鸿章的姻亲，在1893年出任外交官前，担任四川布政司，毫无外交经验，不通英法语言。出使后，因其兼驻法、比等国公使，主要逗留法国，英国事务依赖使馆的英籍雇员马格里探报来判断形势。　

客观地说，龚照瑗在英国任上是尽职的，无论采购军火还是探听情报，都还略有建树，但受制于天资及满清体制，他只能算是个平才。他在西方最为出名的，就是以外交官的身份在伦敦绑架孙中山，结果又没把人看住，被孙向外通风报信，引起巨大外交风波，旋后被英国要求将其召回，落得灰头土脸。民国建立后，龚照瑗长期被作为“反动”典型，实则是替满清背了黑锅。　

龚照瑗的对手、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却是堪与李鸿章媲美的政治家。与龚照瑗作为“土鳖”不同，青木是典型的“海龟”。这位武士后裔，在24岁那年留学德国学习法律。专业之外，他还涉猎医药、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啤酒、纸币、地毯等的制作，学一行精一行。他甚至还娶了一位德国妻子，这在当时的中国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1873年，青木出任日本驻德国（兼荷兰、奥地利）使馆一秘，随后出任日本副外相、外相，参与主导日本外交政策。1891年，访问日本的俄国皇太子（后来的末代沙皇）被日本警察刺伤，青木引咎辞职，转任驻英国公使，正好专心与英谈判新的平等条约，成功地解决了日本在东亚动武的后顾之忧。在日英条约缔结的次日，日本内阁才确定了对朝鲜和中国动武的决心，英国外交大臣当时就认为，日英条约的签订，对日本的意义比战胜了清国大军还要重大。　

甲午战争期间，青木在英、德（他兼任驻德公使）长袖善舞，成功地消弭了因高升号事件而被激发的英国民众反日情绪，破坏了中国在欧洲的军火采购计划，同时成功地为日本争取到了军火供应。青木英语、德语十分流利，对国际法有着深刻了解并能灵活运用，对驻在国媒体舆论高度重视，自己也能提笔直接为当地媒体写作，这些都是作为“循吏”的龚照瑗难以匹敌的。　

更重要的是，青木与日本外务省、军方以及战时大本营都有畅通的信息沟通，不需要揣摩上意、报喜不报忧，这令他与最高决策层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国家意识能迅速地转化为外交行动，这不仅是龚照瑗、甚至连李鸿章都是难以乞及的。　

　

日本外交的“町人根性”

　

如果说阻挠中国近代外交发育的“鬼使”意识，源自于“天朝上国”的自大，则推动日本外交成为“神差”的，是日本民族强烈的危机心理及其引发的自卑心理。狭小的岛国，带给日本人浓厚的危机意识，也培养了他们强烈集团意识。在这种集团意识中，他们需要一个掌握决定权的“御上”（Okami），这体现在外交方面，就是要“傍大款”，先依附强国大国，韬光养晦减少阻力，以尽快壮大自己。　

甲午战争前的日本，生活在强烈的民族危机下，取消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成了国家首要目标，但他们没有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义和团式”的抗争方式，而是以足够柔韧的身段，与西方依法办事、据理力争，反过脸来向东方（朝鲜和中国）横刀相向、巧取豪夺。日本启蒙思想家吉田松阴就十分坦率地说：“我与俄、美之讲和一定，我方断不可毁约以失信于夷狄；必须严章程，厚信义，以此间善养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和中国东北之土地以为补偿。”　　

奉行实力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町人（幕府时代的商人）根性”，塑造了日本外交的实用性，这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正好可以大展身手。在“町人根性”影响下，日本人不承认唯一正确的价值体系,也不认为有绝对正义。同样对于万国公法（国际法），日本人就比中国人有更为清醒的认识，时任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其1887年写成的《清国征讨方略》中，深刻地指出：“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　，真是一语中的。　

这样的实用主义，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高升号事件的始作俑者、日本军舰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在敢于打沉英国商船的同时，却冷静地下令打捞那些落水的英国船员，船长、大副等关键人物因此获救，并在此后的国际法争论中对日本帮助极大。青木周藏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对英国政府低三下四地诅咒发誓，表态会追究肇事海军军官的责任，向英国赔礼道歉，但在法律上站稳脚跟后，他又跑到英国外交部，义正词严地抗议英国商船不严守中立，将自己的角色迅速从加害者调整为受害者。又如在平壤战役结束后，日本将数百名清军战俘押解到日本，极尽优待，给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而这样的“文明举动”此后便不再有，原因在于随着战线拉长，日军供给困难，内定的政策是不留俘虏悉数屠戮，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日本的外交与军事，表面上看似乎总是不协调，似乎“极右”的军方总在逾越界限，裹胁着有点“左”的外交进入军方的轨道。但实际上，在日本这辆武装到牙齿的战车上，外交和军事互为“油门”和“刹车”，并非相互牵制，而是相互配合。穿西装的依然是武士，着军服的也照样有着外交官的狡黠精明和国际视野。在疲于应对这样的敌人之后，晚清官方文献中大量出现“倭人不可信”的感慨，实在是不足为奇的。　

　

英国有句外交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李鸿章总结道：“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当的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也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位，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　　

梁启超则认为：“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　

“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这或许正是近代中日外交分野的深层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