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京城宣武门城门内侧路东，4年前庚子事变中被烧毁的天主教堂，被重建了起来，另外还来了几个新的洋人神父。法国人卡西莫多神父就是其中的一个。

卡西莫多神父是在重建工程竣工前夕，春天的一天，从天津转乘火车抵达北京。火车快开到永定门火车站的时候，忽然刮起了沙尘暴，昏天黑地，暴土扬烟，看不清三尺以外的景物。火车进站的最后一段距离，几乎像中国小脚老太太那样，一步一步挪进车站。车停稳之后，卡西莫多神父拉上道袍上的风帽，提着行李下了车。两位中国教徒前来迎接他，领着他走出车站，上了一辆骡车。

骡车走动以后，不时地上下颠簸，硬硬的木车板不时地把他的屁股颠起来，落下来摔得生疼。其中一个名叫李没病的教徒指着外面的一顶四抬小轿说，骡车就是没有轿子舒服，可是你们这些洋弟兄就是不坐轿子。

卡西莫多已经在天津看到过中国轿子，但是今天在北京街头，看到沙尘暴中疾走的人力轿子，又是另外一番感受，他苦笑了一下，用结结巴巴的中国话说，人抬人，我们不能坐。

骡车从永定门进城，一路颠簸，到了珠市口，西拐，又颠簸到了菜市口，然后北拐，一直进了宣武门，再往东一拐就到了南堂。从车站到南堂，穿越了小半个北京城，沿途居然没有一条现代标准的城市马路。一路上沙尘暴加上路上原有的浮土，真是沙尘滚滚，遮天蔽日。走在这样的道路上，如同在上帝降灾给所多玛的硫磺火雨中穿行。这就是大清帝国首都北京给卡西莫多神父的第一印象。

沙尘暴和京城的土路，始终像噩梦一样缠绕着卡西莫多神父。以后他有机会进入城里的大户人家，发现院子里面青砖铺地，整洁文雅，看来并非是中国人不知道环境建设，而只是建设到家门口为止，缺少的是公共环境建设。

于是卡西莫多神父总想找机会跟当官的中国人谈谈公共环境建设这件事。但是公开的教徒当中居然没有做官的。南堂教区有一个姓康的秘密教徒，在衙门里面当无足轻重的小官，但是不是决策的人物。他谈起公共环境建设，也是一肚子牢骚，没有什么办法。

卡西莫多神父很纳闷康弟兄为什么不公开做信徒。康弟兄说，绝大多数大清官员不信洋教，所以如果他要是被人发现信洋教，就会遭受排挤。他只好做秘密教徒，在家偷偷读圣经，不上教堂参加礼拜。

为什么大多数大清官员不喜欢洋教呢？康兄弟告诉卡西莫多神父，洋教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进入教堂里面，不论你官职再高，都要跟所有的人平等地坐在一起。而中国的官员，在公众聚会中，历来是坐在平民的对面，供平民瞻仰，所以他们进入教堂，发现要和平民肩并肩地坐在一起，面对上帝，就感觉十分不舒服，所以他们不喜欢洋教。

听了康兄弟这么一说，卡西莫多神父以后注意观察，发现的确如此。大清国的官与民，界限极为鲜明，绝对不容许有半点的混淆。一个人一但当了大官，立刻就好像变成了神，与周围的平民拉开了距离。即使以后丢了官，他们也不能回到普通人中间。

卡西莫多神父后来在京城做了多年神父，但是始终没有机会认识朝廷高官，谈一谈他关于京城公共环境建设的感想。1912年初，大清帝国终于被中华民国取代。1913年，京城的现代标准的公共沥青马路，才从交通部长周自齐居住的东总布胡同开始铺设。[2006-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