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想象得坚强
其实我们自己也做了不少research, 姐姐也发了好几篇相关的文章过来。 Papillary thyroid cancer 是最常见也是治愈率最高的一种。及时的治疗和规律地检查，大多患者可以象正常人一样生活，25年的死亡率大概是8%。25 年呐，我可以看到小尾巴大学毕业，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看到他的婚礼。 少数患者见转移到淋巴，肺部，甚至骨癌。医学界甚至有对完全切除甲状腺的争议，认为这样反而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几个risk factor 看下来，我松了一口气，这一次，我没有落在那一头。同时，两次手术如果隔得太近，肿胀和“受惊”的腺体组织不能使手术结果满意。我已经在上一次手术中被切除了一个甲状旁腺，这是身体控制钾的总部。好多姐妹流产就是钾的问题。我不想再冒险了，尽管我的医生给了我所有的报告，我还是希望我的外科医生和肿瘤科的医生能有更好的沟通。我们甚至查了丹麦的相关治疗，得知是和北美一样的程序。我一位来自欧洲的同事（以前是在欧洲的医生）对我说了一句话 , 让我坚定了去丹麦治疗的决心：“Healthcare is business here, you get the real TREATMENT in Europe”。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依据，为了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早一天，不，早一分钟，把我的小尾巴抱在怀里。

我的决定：老公按计划去丹麦，我尽快处理完加拿大的琐事回国，去丹麦做剩下的治疗。不出所料，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先说服了老公，然后是妈妈，她承诺如果我需要，她可以回国甚至跟我去丹麦。送走了老公，我开始着手卖家里的一切东西。我们的condo是我们俩还是学生的时候买下的，一直觉得它给我们带来幸运，我硕士毕业后很快找到工作（很冷的专业），想要宝宝了很快就怀孕了。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俩个人一件件选的，还有小尾巴从小到大玩的玩具，穿的衣服。不舍得，曾经幻想过小老二穿着哥哥的衣服的样子，现在，所有的回忆和幻想，只有舍弃了。

不幸的是，金融危机下，房子卖不出去。小小的一个家：三个人在三个大洲，时差是6+6个小时。我吃早饭的时候老公在吃午饭，小尾巴在吃晚饭。下班后和撑着不睡的老公聊几句，期待小尾巴起床，看小人在那边玩，现在他不哭了，可以和我打完招呼就玩，长高了，不说英语了，每天爷爷奶奶都会告诉我小尾巴的新本事。欣慰的同时，心脏也在紧缩：I just a listener, I am not there.看着越来越空的房间，焦急地期待回去的心情，我开始失眠了。吃了处方药也不管用，每天只能睡3个小时，开始长痘，体重下降。老公看着我一天天憔悴下去，后悔得不行。有一天，奶奶当笑话讲给我听，小尾巴看到和我年纪相仿的姨妈就叫“妈妈”，心里象被重锤打了一下，连嘴里都有了隐隐的血腥味，“去TMD！”我不管不顾地把机票订了，房子就扔给AGENT吧，卖不掉的家具也不管了。心情好了，老公也飞回来帮忙处理。终于在和小尾巴分开11个星期以后，我踏上了回国的飞机。巴巴儿，妈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