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

高岗，林彪跟毛泽东的是非恩怨

中共十七大后，中共太子党进一步进入高层权力核心，各路的中共高层后裔都希望在今天的政治大餐中分一杯羹。台上的太子党希望把自己已经拥有的一份做得更大，父辈在中共内斗中落败的太子党则希望能够分到在中共党内应有的一份。这一次对高岗的平反呼声显然跟习近平进入政治局常委有关，其父习仲勋当年曾与高岗共事西北，关系不错。但是，对高岗的评价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这个问题涉及到对中共1949年建政后党内的基本分歧和冲突，涉及到毛泽东关于中共，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和方向的基本思想。

在1949年后，中共党内有两个人到临死时都没有想通，或者到死的时候真觉得自己冤透了，这两个人，一个是高岗，一个是林彪。这两个人扮演的角色和类似，结局也一样。林彪实际上是走了高岗的老路。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理解毛泽东。在49年后的毛泽东一直处于一种巨大的矛盾之中，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冷酷的现实主义者。毛泽东终身都没有从这种矛盾中解脱出来，给国家，给社会，给自己，给自己的亲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毛对为共产党打天下的军队领导人非常不放心。从1949年的中共高层结构可以明显看出，各大野战军的首脑都没有进入中共决策圈，大多只是中央委员。指挥千军万马的粟裕只是七大的中央候补委员。以文制武，这是毛泽东从历史上学来的一个统治手法，具体表现为党指挥枪。在七大时，毛为什么选刘少奇做接班人？并不仅仅是刘提出毛泽东思想，当时抬轿子的人很多，王稼祥也曾很早就提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当时选刘少奇为第二把手，主要是因为他觉得刘少奇并非来自军队系统，下面没有军队的山头，很难在党内军内形成有实力的独立王国。事实上，把刘作为接班人，当时军队的众多领导人的反感很大，觉得刘少奇既非来自井冈山，也非来自南昌起义，最重要的是从来没有领兵打过仗，有什么资格当党的第二号人物？但是，毛泽东坚持要用要用文人来压住各大野战军的首脑。

1949年后，毛作为一个熟读中国历史的现实主义者，仍是沿用文人控制军人的方法。但是，在思想上，毛泽东对在中央政府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及其追随者，对周恩来，陈云等党内官僚是不满意的。这个不满意主要是在思想观念上，在治国理念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是代表了中共党内的官僚集团认为中共打下江山，应该好好坐天下，把共产党变成一个拥有既得利益的执政党，尽管当时没有这个明确的说法，但在现实中就是这样做的。为了发展经济，刘少奇在各地的讲话都大谈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毛泽东和刘，周官僚集团的公开分歧始于薄一波在1952年搞的《新税法》。毛对这个《新税法》大为不满，认为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在薄一波的后面是刘少奇和周恩来。这个时候，毛准备动手把刘周权力削掉，把二人架空。为此，毛搞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动作，这就是所谓的“五马进京”，把各大区的掌门人调到北京，以防他们在地方坐大，同时，用进京的五马，主要是高岗，邓小平，饶漱石来分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权。但是，毛的第二个目的并没有达到。没有达到的根本原因是高岗在政治上的鲁莽和幼稚，无法对付党内经验丰富的党内官僚集团。

毛让高岗进京当计委主任，让周恩来在国务院以管外交为主，并把很多个部委都交给了高岗。然后开始酝酿在中国设立部长会议的机构，由高岗来当部长会议主席。这样一来就真正架空了周恩来的国务院。同时，毛让饶漱石接手中组部，而中组部被刘少奇经营几年后已被安子文所掌握，刘是安的后台。当时，刘少奇叫安子文草拟一份政治局名单。以安子文一个中组部副部长的身份，而且在党内资历并不深，由他来初拟谁进政治局，谁出政治局，而且作为中组部的部长饶漱石竟然不知情。显然，毛这时已有一种大权旁落的感觉。

此外，在思想观念上，在治国理念上，毛泽东是跟当时的一些军内干部一致，在经济政治上的主张有很强的军事共产主义色彩，对在战争时期中共搞的军事供给制很有感情，对一切有关资产本主义的东西都很反感。尤其是对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对资本家有功的说法不满。当时高岗，彭德怀，林彪的思想都是很近的，在思想感情上都对刘少奇，薄一波搞的经济发展方式极为不满。当时高岗所说的红区党和白区党的对立确实已经存在。这个矛盾在本质上是中共领导人夺取政权后在如何治国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中共究竟应该是从马背上下来变成执政党，还是继续在马背上搞革命？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大多数的党内官僚都有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但是中共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少数军内领导人是一直要继续骑在马背上不断革命。这个根本分歧和矛盾贯穿于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为止，这是我们理解毛泽东时代的关键。

由于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的根本分歧，毛泽东要用高，绕，邓来架空刘少奇周恩来的决心已定，开始在大会小会上对刘少奇，薄一波进行批评，对周恩来进行指责。高岗俨然以毛泽东的亲信和代言人自居，在大小会议上盛气凌人。当时，周恩来的权限收缩得来只能管外交事务，连刘少奇也对高岗这个新进京的副主席非常谦恭。毛之所以选高岗，一是因为高岗有管理才干，东北的经济搞得不错。此外，给自愿军当后勤也卓有成效，很得赴朝军队的满意；二是高岗斗争性强，敢于当面斗争。第三，高岗在党内的资历较浅，这样越级提拔的人才能对毛感恩不尽，忠心耿耿，这是毛从古代学来的帝王之术。

问题首先出在高岗的政治头脑有问题。毛为了分刘周二人的权，为了打击刘周二人，必然会对高岗面授机宜，但毛作为一个政治斗争的老手，绝不会在高的面前讲得太露，很多东西是要高岗自己去体会。同时，毛在使用高岗的时候也要对高岗进行观察，看其是否可靠，是否可驾驭。但是，高岗政治斗争的水准比起党内斗争经验丰富的刘少奇，周恩来差得太远。面对毛泽东使用高岗的进攻，刘周二人以退为进，尽量低调，不断作检查，不断找高岗的漏洞，伺机反攻。而高岗则利令智昏，飞扬跋扈，完全以毛的接班人自居，成天在东交民巷的家里大宴小宴，舞会不断，这样一来，拍高岗马屁的人自然不少。高岗这种目空一切，咄咄逼人的姿态恰恰又犯了毛泽东的大忌。毛不能不思考，现在高岗就这样跋扈，这样咄咄逼人，后面还有一大群军内干部，彭德怀，林彪都跟高岗过从甚密。要是高岗坐大，不是比文质彬彬的刘少奇，周恩来更难驾驭？看到高岗东交民巷的家门口车水马龙，毛自然会想起明太祖看到徐达门口车轿如龙的景观，毛心里的感受一定跟朱元璋类似。另外，高岗为了搞倒刘周，又去拉拢邓小平，陈云，结果被邓陈二人拒绝并告到毛那里，这使得毛感到高岗在党内并不得人心，一时无法取代刘周二人，遂下决心暂时牺牲高饶。毛突然在大会上把高岗批评讽刺一番，让高岗摸不清毛的真实打算，不知所措，进退失据。高岗好不容易见了毛泽东一面，但毛的态度已跟以前判若两人，后来就再也不见高的面。为了顺利处理高岗，饶漱石，毛泽东干脆自己去杭州，把高饶交给刘少奇周恩来处置，这等于是把一头绑着的老虎扔给一群狼。受了高岗几个月气的刘少奇，周恩来对高岗自然毫不留情，上纲上线，毫不留情，把高岗给搞垮了。

本来，按毛的初衷，还不想彻底搞垮高岗，还想留着这颗棋子将来有机会制约刘少奇周恩来，但高岗实在是想不通，自己是紧跟毛泽东，毛要打击谁，他就打击谁，现在毛突然变脸，根本就不认以前的帐，也不再见他。高岗这个陕北的硬汉子咽不下这口气就自杀了。高岗在党内的命运实际上已经把林彪后来的事预演了一遍。

毛在高饶事件上实际上是失败了。但毛并不甘心。反右是他的第二次尝试。

在高绕事件过后，刘少奇，周恩来虽然赢了，但也学到了教训，处处紧跟毛，所以到1957年，中共党内还是比较团结，毛刘周朱陈邓彭几位还是合作很好。但是，这只是在人事上相安无事。但在思想上，在国家的发展道路上，毛泽东仍然跟党内官僚派格格不入。到了1957年，中国国内的发展一切都很好，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威信也达到高峰。于是，毛开始想运用党外力量来教训一下这些官僚派，他再次把延安整风那一套搬来，不过，这次是要利用党外的力量来清洁党的肌体。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要用体制外的力量来解决体制内的问题。我相信，毛泽东要党外人士给中共整风是真诚的想法，毛一生都痛恨官僚，粪土当年万户侯是他终身的信条，而不仅仅是年少时的想法。但是，毛泽东过高估计了中共和他自己在民众中的威信，也低估了知识分子从明代东林党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针砭时弊的传统。对于毛泽东搞大鸣大放的这个行动，中共党内绝大部分的高层官员在内心是反对的，刘周邓彭等人都觉得这样对中共的风险太大。毕竟中共的政权是枪杆子打出来的，而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如果让知识分子完全自由讲话，共产党的天真有可能塌下来。但是，毛泽东坚持他的理念，他认为这些官僚们是害怕群众的意见，因此坚持叫各级官员揭开了大鸣大放的盖子。大鸣大放的结果跟官僚派的估计一样。民众一旦随便讲话，提意见，就收不住了，民主党派要求跟共产党轮流执政，学校开始出现失控，要求中共党委退出学校，各地都出现了示威游行，后来的六教授就是以为共产党已经坐不住江山了，准备出手帮共产党忙。毛泽东当然是一个聪明人，当他发现问题不对，发现知识分子是给一尺会进三尺，共产党的威望远没有到让老百姓自由选择执政者的地步，如果他再让老百姓自由说话，他自己也该下台了。于是毛泽定开始变脸改变主意。面对自己给共产党捅了这么一个乱子，毛泽东只好自我解嘲说，这是阳谋，这是引蛇出洞。今天一些人把毛泽东说的阳谋和引蛇出洞作字面上的理解，以为反右是毛泽东给党外人士设的一个圈套，这并不准确。阳谋和引蛇出洞之说不过是毛泽东在党内给自己搞大鸣大放失败找的一个下台阶。毛泽东搞大鸣大放的结果并没有达到他教训党内官僚的目的，只是在全国打了五十多万右派。反右的具体工作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的反右是真心实意的反，因为他跟刘少奇一样，根本就不主张鸣放，知道大鸣大放会翻天，所以他要坚决镇压。在反右运动中，中共高层看起来意见一致，但毛泽东和官僚们的心态是不同的。

反右是毛泽东继高饶事件后的第二个失败，这个失败是指他反对和防止中共官僚化的失败。在反右之后，毛和刘周邓陈彭等还是合作很好，因为毛泽东知道是官僚派帮他收拾拾了大鸣大放的摊子。在这之后的大跃进期间，中共上层是基本一致的。但是，毛泽东还是没有甘心，特别对刘少奇周恩来在经济上的保守心态和行动不满意，在这个时候他把自己的一票投给林彪，先把林彪拉进常委，接着再增加林为副主席。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林彪，一是因为林是红一军团的嫡系，对毛一直很忠心。二是毛吸取了高岗的教训，不能找太跋扈和难驾驭的人。林彪在1949年后一直在家养病，为人低调，从不与人争锋，而且身体也不好。所以是一个在党内，军内有资历，听话，低调，体弱多病的人，这正符合毛的标准。林彪出山后在庐山会议的第一仗批彭德怀就很成功。

毛是对林满意的。从林彪这一方面来看，林对毛的思想和为人是了解的，而且也知道自己曾统帅过近百万军队，毛不可能没有戒心。所以，林彪在1949年后一直躲在家里休养，以免卷入党内斗争。林彪看到了高岗的下场，所以一出山就把对毛的个人崇拜得有声有色。而这个时候，毛也进入了他在中共党内的艰难时期。在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上，整个中共高层都有责任，但毛是第一人。这不仅仅是因为毛是中共第一把手，而是毛泽东非常相信共产主义的一些空想理念。毛泽东一生看不起金钱，年轻时就自命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曾和同学一道一文钱不带周游乡村来证明不是什么事情都必须靠金钱。毛对资本主义，甚至对商品经济，对金钱都极为反感，他对张春桥的赏识就是从张在大跃进时宣扬军事供给制的文章开始。毛在内心深处也是向往供给制，只是知道在现实中行不通而没办法。相对而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则比较务实，希望采取一些类似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来发展经济。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和大饥荒，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在党内陷入了孤立，面临着被官僚派虚位化的危险，但林彪在关键时候出手相助，使形势发生了逆转。一些为林彪翻案的人说，林彪对毛的吹捧是出于无奈是完全不尊重事实。在1962年，毛泽东在党内已经陷入极为孤立的状态，根本无法用自己的力量胁迫别人给他抬轿子。林彪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出面力挺毛泽东是出于理念，出于历史渊源，出于个人义气的主动出手。对毛泽东来说，林彪在关键时刻对自己的强力支持是板荡识忠臣，是雪里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更谈不上是出于无奈而随大流。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关键讲话给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作了基本定位。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把江青也放了出来加入政坛。至此，党内两个集团基本形成。在中共党内，毛林同盟居于少数，但毛林二人掌握了军队，这使得党内官僚派不得不处于一种守势。在此期间，林彪开始在军内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给毛泽东1966年在党的体制外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从跟毛泽东的关系来看，高岗之死冤，林彪之死冤，但刘少奇不冤。刘确实是对毛在经济建设上的做法颇有看法，而刘的追随者对毛在大跃进的做法感到愤怒。现在仔细读一读燕山夜话，三家村杂记，那确实是在对毛泽东搞大跃进冷嘲热讽，是在骂毛泽东。毛对此心知肚明，也知道彭真是这些骂他的人的靠山，而彭真后面是刘少奇。但是，真正对毛泽东打击最大的一点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让刘邓来收拾残局，刘邓居然出乎他的预料成功了。刘少奇在大饥荒的 1962年推出他的农村政策来挽救中国经济，这就是著名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 “四大自由”是指：“土地租佃自由，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这个纲领中的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在当时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但这个带有强烈资本主义色彩的经济纲领对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仅仅两三年时间，中国社会就摆脱了大饥荒的严峻状态，物质短缺的现象迅速得到改变。到 1964年，农副产品在各大城市的货架上已经堆满了，价格大幅度回落，1962年一元钱一个的鸡蛋到了1965年只有一毛钱一个。刘少奇在经济上的成功使得他在党内的威信急剧上升，这对在大跃进中失败的毛泽东是一个巨大打击。关于毛泽东只会打仗，不懂经济的说法在党内蔓延。刘少奇也开始不把毛放在眼里，开会时公开打断毛泽东的讲话。这时，毛下了决心一定要搬倒刘少奇。毛坚信，他若不搞垮刘少奇，刘一定会像赫鲁晓夫利用党内多数搞垮马林科夫等人那样搞掉他。在这个时候，党内高层真正支持毛泽东的在高层只有林彪，康生，周恩来等几个人。但是，毛泽东凭借助林彪搞的狂热个人崇拜和军队的支持，终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无论是从毛跟林的思想观念，历史渊源，个人感情，林彪都是毛泽东合作的最佳人选。两人联手确实把整个刘少奇的官僚体系打垮了。而林彪在吸取高岗教训的基础上，也始终小心翼翼地把毛泽东捧着，不要让毛把他看作有二心。从毛林的个人关系看。林彪对毛泽东始终是忠心的。但是，毛林在联手打击刘少奇的官僚集团时给全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成千上万的无辜老百姓被牵连其中。整个文革最黑暗一段是从1967年到9大期间。毛林二人打垮刘是一种党内斗争，对走资派的批斗也属党内斗争。无论是刘少奇还是各级被整的官僚干部，确实也曾整过别人，文革被整虽说不公平，但也谈不上冤，一报还一报。但是，毛林两人最大的问题是对普通民众的镇压。毛泽东林彪吸取了1957年大鸣大放的教训，一开始就颁布了《公安六条》，无论老百姓怎样造反，就是毛泽东，林彪不能反，如果反了就是现行反革命，或枪毙，或关押。在文革中因反对毛泽东林彪个人而被杀被关的人成千上万。更严重的是，在利用民众力量打垮刘少奇之后，毛林两人开始兔死狗烹。毛泽东先把红卫兵送到农村去，然后跟林彪联手在1968年底开始搞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全国大约有五十万人被迫害至死，三千万人被关押整肃，这是 1949年以来对普通民众最大的一次整肃和迫害。一些为林彪辩护的人说，这些都是毛泽东一个人搞的，林彪没有参与。此说是站不住脚的。原因有二，一是从政治发展的一般常态看，毛为主，林为副共同构成这场运动的最高领导层，无论是谁亲手签署的镇压命令，毛林二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讲到签署镇压的命令，毛泽东本人并没有直接签署镇压命令，但这并不等于毛不必负首要责任。这就是所谓政治责任。第二点，从林彪后来的行动看，林彪在九大前急于把利用过的造反派和普通群众镇压下去的心态要强过毛泽东。林彪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更不是理论家，不像毛泽东那样有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于林彪来说， 1959年出山帮毛泽东打天下既是出于历史渊源和个人关系，也是对井冈山的老战友讲义气，更是对刘少奇的非军人系统1949年后在中央掌权的反感和愤怒。但是，林彪在打垮刘少奇之后就认为大功告成，准备开九大分享胜利果实了。在1967年中，全国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各省市地方政权，各企事业单位都被军官会控制，在九大之前，一定要把各种阶级异己分子镇压下去是毛林二人的共识。这一点是有事实根据的。从1967年下半年起，全国各级政权基本上是被掌握在军管会手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完全是由当时各地军管会主持进行的。林彪的几员大将都有很多具体的讲话，其中以邱会作的讲话最为杀气腾腾。当时派到云南当昆明军区第一政委的谭甫仁是林彪四野的亲信，在云南清理阶级队伍时的讲话是一个范本，把林彪讲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讲得是杀人有理，说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在整个文革期间，由军管会在全国各地搞的红色恐怖杀人最多，迫害最严酷，远远超过了文革初期红卫兵搞的红色恐怖。这一点，由林彪控制的军队系统难咎其辞。

按照林彪对毛泽东的理解，刘少奇打垮了，九大也开了，一切就该停下来。但是，林彪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头脑的人，因此对毛泽东犯了两个大忌。一个是林彪把个人崇拜搞到自己头上，要求老百姓不仅要崇拜毛，还要崇拜林，不仅要有毛语录，还要有林语录，并且跟毛语录一样人手一本。毛泽东把老婆江青弄进政治局，林彪也把老婆叶群弄进政治局。最惹毛忌讳的就是林彪让四野亲信黄吴李丘掌握总参总后和几大兵种。毛泽东历来害怕搞清一色，他自己也这样讲过，因为清一色难驾驭。毛泽东的嫡系是一方面军，但在全国军区的布局上，把非常重要的南京军区交给了原张国焘四方面军的许世友，武汉交给四方面军的陈再道，这就是为了互相钳制。林彪在军内搞了个四野将领的清一色，各军兵种大都由四野干部掌权，这使毛泽东感到很不放心。毛对林的看法开始发生变化，觉得这个沉默寡言，长期称病在家的林彪并不是象他想象的那样淡泊于权力。毛开始有了尽快换掉林的打算。另外，从思想上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要搞掉刘少奇的官僚集团，而且还要进一步实行他的继续革命理论。所以九大后，毛泽东并不打算收手，还要把继续革命一直搞下去。而且中共的权力最终要交给江青和江青的追随者张春桥，姚文元等，林彪的军人集团只是一个过渡。但是，林彪得到权力后不准备再往前走了，而且也不准备让位给江青的文人集团。所以，九大之后，毛要搞掉林彪是必然的了。

从林彪当时的地位和毛泽东的关系来看，林彪是没有任何动机和可能来暗害毛泽东。毛和林的冲突，是毛为主动，林为被动。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只是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出于政治的需要给党内外的一个说法和交待。说林彪不可能暗杀毛泽东的理由如下：

第一，林彪在九大之后已是钦定接班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林彪来说，最大的利益是保持现状，等毛死之后接班。就算毛比林长寿，林作为一个副统帅也很不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林为什么要冒生命危险去暗害毛？林即使杀了毛，是否能顺利夺得最高权力也还是未定之数。在这个问题上，风险和收获不成比例。因此，只要毛仍让林当接班人和副统帅，林彪就没有暗杀毛的动机。

第二，有没有可能是林发现毛已经不信任他，准备搞掉他，于是林彪横下一条心搞政变，先下手而杀掉毛。从当时的政治现实分析，更不可能，因为这样更没有条件搞什么武装起义。如果毛泽东开始不信任林彪，以毛的警觉和丰富斗争经验，早就会对林彪，林立果等人进行严密监控。林彪本来就调不动军队，在毛的严密监视下，他怎么搞武装起义。就林立果那几个人，搞一个政变计划，还要去搞一个名叫五七一工程，谐音武起义，那么露骨，能有这个可能吗？

第三，最重要的是事实。在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已经和林彪发生冲突，陈伯达被打倒，黄吴李邱写检查，林彪的老婆叶群也被迫写检查。在这种形势下，林彪已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林彪全部家人的行踪，包括他儿子林立果在空军的行动肯定都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严密监视，而他的亲信黄吴李丘实际上已对毛投降而处于有职无权状态，军队的大小事务都必须通过周恩来。熟悉中共党内斗争的林彪对自己的处境非常清楚，象他这样一个在毛泽东面前失势的光杆司令谁都指挥部不动，更何况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毛周的监控之下，武装起义和组织暗杀都是天方夜谭。

也许毛泽东要搞掉林彪早在启用林彪出山时就决定了。毛当初留下周恩来没有搞掉，邓小平没有彻底搞垮是毛预先留下的两个棋子。本来在文革之初，毛林联手把周恩来跟刘少奇一并打倒完全有可能。但毛没有这样做。原因有二：一是国家还需要人管理，在文革的动乱时期还需要周恩来这样的大管家来维持整个社会的运转；二，留下周恩来防止林彪坐大。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打算时利用林彪达到打垮刘的目的。但毛害怕林坐大以后不好收拾，所以留下周来制约林彪。事实上，林彪从来都没有反过毛。那个五七一工程完全是毛搞的假文件。编造这个五七一工程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下一步搞垮周恩来。周是毛留下来搞垮林的一个棋子。但是，当林死之后，周就成了下一个目标，周对这点很清楚。在整垮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迅速扩大他在党内军内的权力。在林彪死了的那几个月中，朝中权力几乎尽归于周。毛意识到这一点后，开始立即动手打击周。在林死之后，周采取的策略是把批林整风以批左的方式来获得党内官僚集团和民众的支持和好感。批左意味着重新建立官僚统治，恢复生产，这一举动得到了党内官僚和普通民众的拥护，周的威望也因此而大增。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要让文革继续下去，要打垮周恩来凝聚起来的官僚复辟势力，必须把死老虎林彪定位为右，必须要批右，批复辟才能打垮周恩来的势力。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炮制了一个《五七一工程纪要》并迅速改变口径，把批林说成是批右，也就是说中共政策还要继续沿着左的路线前进，还要继续打击中共党内的官僚复辟集团。但是，就权力斗争而言，毛在很难战胜周恩来。无论是周恩来的个人魅力和亲和力，长期的特工生涯和组织能力，跟外国人打交道的能力，毛都不如周。所以，批右的批林整风几乎没有伤到周恩来，周的威望在林死之后继续急剧上升。毛在无奈的情况搞出了批林批孔运动，这样就把问题挑明了，谁都知道林彪这个军人跟孔子没什么关系，毛的批林是幌子，批孔子是要搞垮周恩来，这就是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到后来人人都知道批林是假，批周是真。从林彪死到毛泽东死，毛都一直在跟周恩来斗。

现在再来看看邓小平这颗棋子。邓在中共党内既不属于刘的系统，也不属于周的系统，邓一直是紧跟毛的，但是从1962年到1966年，邓小平开始跟刘少奇走得很近，这不是个人关系，而是政治理念。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资本主义的方式和邓小平的白猫黑猫的实用主义，在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上有共同之处，因此二人走到一起了。当1975年毛重新起用邓小平，是希望用邓彻底取代周，因为毛所信任的四人帮中没有一个人有军中的资历，有治国的能力。相比较而言，邓小平还是一个取代周的理想人选。邓在政治局里的角色是以周的对立面出现的。但邓小平复出之后并不是按照毛泽东所期望的路线走，而是希望把继续革命停下来，恢复经济建设。这在毛看来是要否定文革，因此又不得不把邓小平打下来。但是，毛的这些政治手段后来越来越不管用了。权术可以用于一时，但不能反复使用。民心最终是最根本的。到了1976年4月，周恩来的去世，使得周恩来成了文革的最大赢家，毛泽东最后成了最大的输家，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已经表明了人心所向。毛一去世，毛的老婆，侄儿和最欣赏的几个文人都成了阶下囚，整个政治路线被改变，邓小平在七十年代末开始的经济改革跟当年刘少奇搞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这不能不说是毛一生最大的失败。

从上述中共的党内斗争来看，高岗和林彪冤不冤？就高林二人和毛泽东的关系而言，高冤，林也冤，因为他们都不是要反对毛泽东，而是毛泽东要为了党内斗争要让他们牺牲掉，高林二人紧跟毛，最后死于非命，当然冤。但对整个中国社会来说，对中国来百姓来说，这二人有什么冤屈没有呢？应该没有，二人都是中共党内争权夺利的牺牲品，这跟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直言大跃进的弊端，为民呼吁而遭受迫害有着本质不同。特别是林彪，对中国民众犯下的罪是无法推卸的。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这三十年的历史中，从1959年到1971年这一段是最糟糕的，其中尤以从1966年到1971年这五年的红色恐怖为甚。这当中，没有林彪的鼎力相助，毛泽东无法进行文革，中国也不会死这么多人。说林彪出来捧毛参政是出于无奈是站不住脚的。在1959年，毛的威望还没有到为所欲为的状态，林彪是可以在家称病不出的，事实上有些中共的元帅或大将就一直称病不出，最后也得到善终。到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很孤立，根本无力胁迫林彪出来捧他。相反，若不是林彪在军内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若不是林彪在关键时刻主动力挺毛泽东，毛很有可能在党内被剥夺实权，被迫永远退居第二线。如果这样，文革也无法发生。所以，说林彪对文革没有责任，对人民没有犯罪是站不住脚的。不能说毛利用林彪后又搞掉林彪，林彪就没罪了。

今天到过头来看这段历史，看到的不仅仅是中共党内的人事斗争，而是看到了中共在掌握了政权后，决策集团在中国发展方向和道路上的分歧，看到了毛泽东在 1949年后的心路历程。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中共需不需要变成执政党，需不需要官僚化，（官僚化在这里并非贬义词，是指现代社会的科层管理体系）需不需要抛开意识形态埋头搞经济？这个问题在中共建政后折腾了三十年后才基本搞清楚。文学城:几曾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