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骨髓穿刺的日子定在第二天下午。那是个怎样晴朗的日子啊！那么好的天气简直“辜负”了厄运的猖狂。他给女儿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高文芳开车带他们去医院。

“小天使的胳膊里长小虫子了，”他哄着女儿说，“我们去让医生看看，想办法把它们抓出来。就像你和桂花姨抓萤火虫一样。”

“什么小虫子呀？”可怜的孩子撩起自己的袖子看了又看说，“Daddy，是毛毛虫吗？我不喜欢给医生看嘛。你怎么哭了？毛毛虫咬你了么？”

他原想让女儿一路欢笑着走进手术室，无奈的是，不等他说完，他的泪早已流成了河。手术室里到处放着可怕的仪器，他用手替女儿捂上眼睛。他多希望自己能够遮住所有这一切啊！可兰芳还是看见了，而且只看了一眼，就惊慌地哭嚷起来。

“我不要抓小虫子了！我不要，Daddy！我要回家！”

他成了女儿的敌人。这个五岁的孩子一旦预感到了大祸临头，就再也不肯让他抱了。她在父亲怀里踢蹬着细腿，愤怒地捶打他，又把手伸向母亲求救。

“我要妈咪！妈咪！”

当她看见母亲非但没有过来救她，反而去和那些只露着眼睛的白大褂说话时，可怜的孩子便在他怀里哭喊得更凄惨了，他觉得自己几乎抱不住她了。

天啊！快点吧！让这一切快点结束吧！他在心里大叫。

终于，过来了三个护士。谁知他一见她们竟把女儿抱得更紧了，仿佛那是三个刽子手。他想反悔，想抱着女儿逃走，可他挪不动他的脚！

“把孩子给我吧。”一个护士说。

天啊！她们就这样七手八脚把兰芳抱走了吗？

“Daddy！Daddy！”兰芳从那个抱她的护士后肩上向他伸着小手不住地叫他。

“Daddy在这儿，”他跟在那三个护士后面，“我在这儿，好孩子，我不走！”

可怜的孩子被放上了手术台，惊恐万状地望着墓穴似的天花板，仿佛虎嘴下的羊羔那样拼命挣扎。更糟糕的是，他被赶出了那个房间。一道墙板隔断了他和女儿的目光，可它怎么能隔断那声嘶力竭的哭喊呢？

“我的天使！”他贴着那堵墙捶打着自己的双拳，“我的宝贝，我的兰芳，我的命！”

“Daddy……”

在这全身麻醉之前最后一声绝望的叫喊中，各种仪器已经开始在那条细小的胳膊上穿越行走了！种种仪器所碰撞出的又是怎样残酷的交响啊！那双贴着墙板的腿，他的腿，在一次次地发软，又一次次地挺立起来。女儿的痛感移进了他的骨髓，这样的疼要比女儿皮肉上的疼痛疼上千百倍啊！天啊！他怎么能忍受这样的痛楚，这样的折磨，这样的苦难！

当夜幕降临时，他抱着仍在颤抖哭泣的女儿回来了。这一夜，他就坐在女儿的房间里默默地伺候着他的兰芳，没有吩咐任何人，也没有要求过谁，那双细长的眼睛也只看着女儿一个人。女儿所需要的一切都由他亲手送到她的枕边。一块温热的毛巾是用来替女儿擦虚汗的，一个小瓷杯接下了她吐出的秽物，一把小勺喂着女儿喝水。他不停地忙着，唯一的休息就是用他的手去抹一抹流下的泪。

“兰芳今天晚上什么也不能吃，”在楼道里，主动要求留下看护女儿的高文芳，以医生的身份叮嘱她说，“只能喝水。”

他多半会在兰芳身边的地板上睡一会儿吧？她在心里猜测着，可惜那儿没有大床，如果他把他那张破床搬进兰芳屋去的话，他就可以在那床上躺一躺了。

她没有意识到，她这样想，就等于把他和他前妻放在了同一张床上。因为，几天来，高文芳只能睡在他那张破床上。她为他在兰芳房间的地上铺了三条羊毛毯，外加一床鸭绒被。当她看见高文芳大口大口地吞咽着她做的烧饼、酸辣汤以及其他食物时，她是多么希望他也能够补充些营养啊！

“怎么样了？”她问他，“兰芳好点了吗？能多吃点东西了吗？你想吃点啥？”

奇怪的是，在沉默和焦虑的笼罩下，高文芳的糯米团滚到之处所带去的是一派和气。也许是为了要得到亲手照料女儿的机会，这位母亲改变了；也许是因为她不再是打工女了，她的衣橱里放着一件婚纱呢。对女人来说，这婚纱虽然轻如皱纸，但是一旦放在女人心里，它就变成了大山的分量。

她想，高文芳按照老景的意思，改口叫我桂花是真心吗？不然为什么我总是看见她眼里藏着一种狡诈的凶光呢？就好像她在老景面前把什么都捏造好了，就等着我惨遭暗算似的。

等待使她陪他数过了整整十个难熬的日子。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这个不该让人诅咒的日子，骨髓穿刺的结果证实了高文芳的诊断。兰芳患有白血病是确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