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不妄言,不夸大,不趋利,不附炎
如果问,人类在六千多年的文明史过程中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么的话,毫无疑问,答案是科学。
正是由于科学的不妄言,不夸大,不趋利,不附炎,不怕承认错误,不怕纠正错误,才使得人类这个在地球上生活的特殊动物群体,在过去的几百年中,稍微地获悉了一些自然界的奥秘,同时也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正是由于科学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趋利附炎的本性驱使下,往往把很多不沾边的东西往科学上靠。这和科学无关,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科学是一套方法论,按照这些方法论进行检验,经得起检验的,就是科学,经不起的,就不是科学,无需任何权威或者机构认证。
人的理性是在近代才发展出来的薄薄的一层意识,在这脆弱的一层之下,是深厚古远的迷信恐慌和无知。这就是一代代神汉救世主曾生不穷的原始道理。
尤其在中国这个科学后起的国度里,在我们这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明里,虽然我们也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以及精神财富,但是科学精神这个人类的后起之秀,在我们的文化里,还是一个尤为珍稀的东西,在我们的集体意识形态里,远远没有达到它应该占有的份额,更谈不上太多太过的问题。
科学,当年培根把它定义在实证之上,到了二十一世纪,波普尔又给它加了一个苛刻的条件:必须可以证伪。可以说,从逻辑上讲,科学已经把自己打造地铁桶一般严密。
西医发展到如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科目分的细之又细,医生治病不靠脑子靠仪器,不求治病但求无过,医疗工业界既得利益者,在政商学界的盘根错节,制造出海量中性统计数据,海量利润盈利,医生医院药厂,各自忙着分利益分市场分势力范围,就是不肯治病救人例行天职,等等,这些离奇现象,从实质上来讲,都是人为的制度上的问题,而不是科学的问题。
可以这么说,人类犯错误,从来都不是因为知道太多的缘故,而恰恰是因为知道的不足够多的缘故。
中医的传统望闻问切方法,由于几千年来的经验积累(同时伴随着很多糟粕迷信),在繁杂混淆且冰冷无情的现代西医医疗体系中,无疑为医生实施自己的天职 - 治病救人,人文关怀,提供了一个切实而且可行的参考方法。
但是,中医要纳入科学的轨道,归纳,推广,实证,证伪,分析,量化等这些科学要求的过程,一个都不能少,少一个都算不上是科学。
有用的不一定是科学,科学一定是有用的。前半句话可能让中医稍微安慰一些,不用急急忙忙丢了本质傍科学这个大款。但是,后面那半句更重要的。
韩启德是制度里面的人,从六四以后一直是按照人民日报的精神讲话。现在突然一反过去的为官之道,以科学精神与时代较真,实属不易,赞一个。
但是,在纠正抨击现代医疗系统弊病的时候,韩启德的这个言论
有否定科学精神之嫌疑。
在科学院做研究生的时候学习过科学哲学这门课,接触了卡尔·波普尔的理论。纵观他一生的追求,可以说他对科学精神的定义(要求),几乎达到了苛刻的程度。但是后来经过多年的知识积累,才理解到波普尔的匠心所在:以人类渺小的心灵,去感知恒大亘古的永恒,我们实在是太渺小渺小。我们知道的和能知道的,实在是太少太少。
下面抄录一段维基收录的有关科学精神的叙述:
对于科学的核心特征或者说所谓科学精神,随着人类的进步,有不同的观点,目前一般认为科学具有如下特征:
- 理性客观:从事科学研究一般不以“神”、“鬼”、“上帝”为前提(一些科学家仍会信仰宗教,但是"科学"本身是理性思维的结果),一切以客观事实的观察为基础,通常科学家会设计实验并控制各种变因来保证实验的准确性,以及解释理论的能力。
- 可否证性:这是来自卡尔·波普尔的观点,人类其实无法知道一门学问里的理论是否一定正确,但若这门学问有部份有错误时,人们可以严谨明确的证明这部分的错误,的确是错的,那这门学问就算是合乎科学的学问。
- 存在一个适用范围:也就是说可以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绝对真理。例如:牛顿力学在微观世界失效。不过科学家们仍然努力寻找与探索是否有某种理论可以囊括所有自然现象(至少在物理界,将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合并是一至少延续数十年的野心)。
- 普遍必然性:科学理论来自于实践,也必须回到实践,它必须能够解释其适用范围内的已知的所有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