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全国而言，“驱逐鞑虏”口号产生了强大的激发作用，革命军与八旗军之间的仇视对立情绪未能因清帝逊位而及时化解，局部的武装冲突也没能避免，在南京、西安、福州、荆州等地，上演了种族仇杀的惨剧。例如在西安，驻防“旗卒死三千余人，妇孺投井者尤众”。 　　诸多史笔都曾经充分肯定辛亥年间所取得的革命成功，却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淡忘了一个社会事实：在清朝垮掉的同时，也连带着，完成了对于满族这个民族的通盘否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满族遭受了为后人难以想见的民族歧视。而作为一个此前世代以军人为铁定职业、以保国护民为基本使命的民族，满族自辛亥年起，不仅失去了固有的谋生手段，在生计上被迅速推向了困厄与衰败的无奈境地，而且，他们还要从此担起长久而不堪的骂名。许多年里，满人们不得不在惨淡的生存与肮脏的名声这样双重煎熬之下挣扎度日。 　　在清帝逊位前后，为了阻止动员革命时期的大量排满宣传继续在革命军中引发更多的过激举动，也为了化解旗族人们面临革命暴力产生的抵触恐惧心理，孙中山适时地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1912年9月，他又来到北京，会见满族上层及各界旗族代表，向他们公开承诺：“政治改革，五族一家，不分种族。现旗民生计困难，尚须妥筹，务使人能自立，成为伟大国民。”“现在五族一家，各于政治上有发言权，吾意对于各种工业，应即依次改良，使各旗人均有生计，免致失业。”他的这些话语，对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八旗民众，产生了一时的抚慰作用。 　　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沿着孙中山设计的“五族共和”蓝图前行，他的有关国内各个民族都应享有平等政治权力的主张没有得到重视，其关于妥筹旗族生计免致失业的构想更是远未得到实施。接续下来的，是袁世凯在京城上演的“加冕”闹剧，和封建军阀们围绕北京展开的无休止的割据战争，就连“先总理”的“天下为公”原则都遭受践踏，谁还把“五族共和”的意念放在心里。 　　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情绪，并没有因辛亥年间的和平易政而稍有收敛，反而持续地风行于市。将旗人们一概贬斥为“封建余孽”、“亡国奴”、“懒惰成性的游民”的种种说法，以及像“鞑子”、“胡儿”、“满狗”之类的咒骂声，随处可闻。当时在京城里流播极广的一则传闻是，有个在新政底下当差的衙役问一个路人：“你是什么人？”对方说：“我是旗人。”衙役动了火，举起鞭子就抽：“什么？我们老爷才只是骑马，你竟敢骑人！”对方赶紧辩解：“我不是骑人，我是在旗呀。”衙役更加得理，高声呵斥：“你还敢再骑，我还得揍你！”其时，各类的读物、教科书、报刊也时常登载各式各样仇视和鄙视旗人们的言论，在政府及学校等部门招收职员、教员的时候，对旗人几乎是不屑一顾；甚至于在法庭办案时，也出现了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加重对旗人一方严办的情况。 　　旗人们不敢在公开场合暴露自己的族籍，成了普遍现象。本来按照旗族旧有的习俗是不习惯在各自的名字前面加上姓氏的，在此形势下，为了防备随时可能遭遇的歧视虐待，也都加冠了姓氏，假如从姓氏上头仍然比较容易被认出是满族人的，有些人也便不情愿地改用了他姓；为了寻求工作机会，不少旗人违心谎称自己是汉族人。当时，生存在南方各处的旗人们，更须事事留意，防备泄露了身份会遭至打骂嘲弄。后来，虽然还有一部分满洲族的后裔顽强地维持着他们的民族成份，满族所包含的人数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