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聊奴性文化——朱皇帝——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自明清以降， 奴性就成了中国主流文化的底色。

这种认定差不多可以说是百年来绝大多数革命者和文化大师们的共识，——从孙中山、严复到鲁迅、胡适、刘半农、林语堂……，也包括建立中共新政的毛泽东。深刻而激愤的鲁迅甚至断言中华数千年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两种社会形态不断重复的历史。

一、

虽然如此·，奴隶毕竟不等于奴性，  懦弱冷漠、谄媚事大的奴性文化之集大成， 我觉得应该主要还是明清之后的事。

春秋时代不必说， 那时候高傲而庄严的贵族文化在社会上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侠客行义， 武士斗勇，大家都非常在意人格的平等与独立，讲究的是士可杀不可辱， 常常为一句诺言、为一个信念生死相许、重义轻生。

“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 这是那时候士人对尊严和平等的态度。

 豫让刺杀赵襄子，吞炭漆身，易形自残，原因无他， 只为了“士为知己者死”。

孔子周游列国 ，不恋高禄，不屈威权，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一生汲汲， 只为了伸张心中的大志！( 这里我们且不论正是他的“大志”到头来奠定了中国奴性驯服文化的基石)。

被儒家称为亚圣的孟子，崇尚和葆养的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移的大丈夫浩气，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千古名言，就出自这位亚圣的口里。 想一想今天大陆的名句却是“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

春秋文化， “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而民皆处危争死”。那时候的中国人，  不论男女，以崇义尚仁为志， 以 刚健雄武为誉， 以高大健硕为美！那时候粉面而妖娆的吴亦凡等一干男娘肯定没什么市场，也不会受到推崇，因为《诗经》言庄姜之美，赞的是“硕人其颀”；称鲁庄公之帅，赞的是“猗嗟昌兮”。 

春秋文化代表了中华文化的高贵，春秋时代有奴隶而无奴气，漫品春秋的流风余韵， 心中总会不自主的升起深沉的敬意，  就连对以“不鼓不成阵”而遗笑千古的宋襄公，  其让贤人、重然诺、崇仁义的言行也能激起我怀有复杂情绪的感喟! ——  宋襄公败绩误国毫无疑问是迂腐而愚蠢的， 对国事而言， 说他是犯罪也不为过，他成为历史的笑柄称得上名至实归。然而宋襄公的言行真的仅仅是笑柄吗？！

二、

中国奴性文化开始向主流进发的转折点， 大概始于汉武帝，他用独尊儒术统一了中国的舆论和教育，从此，春秋和战国时代勃发澎湃的思想和文化的活力和争鸣渐成过去。

但从汉至宋， 士人虽不得不从公权力的秩序上崇儒尊礼， 但精神和人格上却也并没有因此完全迷失，所以我们仍能有幸读到司马迁揶揄汉武帝的《汉武帝本纪》，在饱受屈辱的司马迁的笔下，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一落千丈地成了一个不务正业、愚昧而可笑的昏君—— 我就这么写了， 咋地？！你阉得了我的鸡鸡， 但阉不了我的意志！

鲁迅曾赞汉风朴茂大气， 这句话无论前汉后汉，都当得起。 汉景帝一代英主，周亚夫在他面前能做到令行禁止， 不满意了还敢闹意气， 虽然最终不免绝食而死。  面对汉武帝这样的一代雄主，东方朔敢有恃无恐地抖机灵，司马迁也敢为李陵公开做仗义之鸣。 可见君王神圣的奴性教育，那时候还没有让士人把卑躬屈膝当成天经地义。

有特立独行的人格， 才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文化佳话传世， 如严光之富春江钓鱼， 陶渊明之南山赋诗，竹林七贤， 建安七子， 风流魏晋， 灿烂盛唐，以至于潇洒风流的前宋， 慷慨悲壮的后宋， 都称得上中华文化之盛。

当然， 不言而喻， 随着这些历史进程的延宕， 中国的奴性教育也益臻深致，以至于宋， 奴性文化意识已经逐渐漫延至社会的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层次，  而与之相应， 越到后来，那些卓识英才以及一干文化大师的命运， 也就变得越来越多舛和扭曲， 一如他们越来越沙哑而扭曲的声音。

但无论如何， 直到唐宋时代，中国文化还是一直在展示着她蓬勃的生命力的。那些或雄浑壮大， 或高昂明朗，或清水出芙蓉的唐诗；那些另辟新天，或豪放或婉约的潇洒而不失细腻的宋词 ，足以彪炳中华文化独树一帜的辉煌魅力。 而所有这些， 都说明奴性那时候还没有成为文化的底色和主流， 因为缺乏独立思想、缺乏平等意识，把对权力顶礼膜拜、 把对主子忠诚作为最高行为准则的奴性文化，是不可能滋生和 勃发全社会范畴的浩大弘肆的思想和艺术创造力的。

三、

中国奴性文化成为主流并盛行不衰， 是明清之后才有的事。  明清以降， 上流社会的文化主流，  差不多就都以雕琢、依循为业了。 他们汲汲营营， 或苍其首于青灯古卷做琐碎无为的考证， 或附风雅而为文诗，而凡所吟赋， 除了颂圣歌德的应景滥辞，所余也多是卖弄辞典循人陈迹的庸品， 少了令人感动的真心和激情，多了平庸、匠气和卖弄的奴性。

历史所以走到这一天， 必然的因素是因为越来越强大的政府强权和附庸于强权的严重变形的儒学教育， 偶然的因素则是因为中国不幸迎来了老辣而歹毒的朱元璋皇帝。  

 朱元璋与刘邦，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平民出身的帝王， 但二人性情上却大大不同， 刘邦秉承了战国文化的基因， 性格上率真自信而豁达大度，总能如实的认识社会纷乱的人事， 称得上真正的英雄。 而朱元璋的性格则来自于从汉武帝后几百年奴性等级教育的沉积， 因此深以自己的平民身份和出家为僧的经历为耻， 骨子里充满严重的自卑。而这种自卑又让他的自尊心变得极为敏感而扭曲，因此， 他虽然成功登顶， 却算不上英雄，终其一生都不过是一个聪明而得志的歹毒小人。 他绝少君子所具备的宽恕之德，扭曲而自卑的心理和惨烈的争斗的经历， 养成了他极端冷血和狠毒的性格，他在揽权、暴虐和毒辣各方面与历史上的皇帝相比都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也许只有如此才能平衡他变态的心理。 

朱元璋让集中的皇权达到了顶峰，他是第一个废除相权的皇帝， 他杀戮功臣的规模空前绝后（皇帝杀功臣是极权政治的必然， 属于历史常态，  但其他皇帝远没有达到朱皇帝变态的程度）。而这个准文盲制造的文字狱的荒唐和可怕， 更在历史上首屈一指。 兹举几例：

浙江（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北京）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广西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这些句子里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不作此解，当时江南方言，“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显然是讽刺他作过小偷的往事。

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本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 于是许无处斩。这一批人都是地方学校教师，只不过代地方官员撰写奏章，竟招来杀身之祸。

……

这样一个蛇蝎性格而又超级变态而自私的人， 独掌了绝对的权力， 自然要把专制极权主导的奴性文化，推上一个新的纬度。 先秦以至于宋， 国君对大臣仍能保持基本的尊重， 鲜有在大庭广众之下用刑的，即所谓“刑不上大夫”。而 变态的朱皇帝， 却对侮辱臣下异常痴迷，  他创造性的发明了廷杖之刑， 从此朝堂上打臣下的屁股竟渐渐成为时尚，至明武宗时， 行刑廷杖 甚至还要先扒掉臣下的裤子，以便 直接击打白晃晃的屁股，而随着这最后一层底裤的剥离，士人名流们也失去了最后一丝残存的尊严和平等。  到了后来，大臣们竟然还把被打屁股当成政治荣耀而夸世和自诩。___ 与变态的奴性文化并行的，永远都是变态的无耻!

四、

奴性文化的养成，是主流意识的舆论与明晃晃的钢刀利刃相辅相成、默契运作的系统工程，其中最关键的一环， 就是举一切之力人为塑造出不可置疑的独尊的神圣。在中国， 这个神圣的招牌是孔子， 而真正的主子则是皇帝—— 尽管我们知道帝宫是中国文化最龌龊、污秽而邪恶的所在。

在这些神圣之下，再容不得任何平等而独立的人格，  奴才是最妥帖的自称， 而平庸则是奴性最基本的底色。因此， 异声永远是奴性的大敌，甚至连谄媚跪舔的异声， 有时也难讨主子的欢喜，所以奴才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也许大家会问，人而如此， 岂不是太过痛苦了吗？

事实倒也并非如此，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效应告诉世人， 当面对绝难匹敌的强盗的欺凌， 人总能在屈辱的人生中找到自洽的幸福和意义，而且这个自洽的逻辑还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成功建立。 可想而知，千年以来在强权威压下的奴性文化洗脑， 不仅早已驯服了弱者的意志，更让他们自洽自欺地找到了他们灵魂的价值， —— 虽然这种价值在崇尚自由而尊严的人类看来无比荒谬而愚昧， 但这毫不影响奴才们视之为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天经地义， 所以， 那些痛遭廷杖、烂着屁股的忠臣， 才会因为主子几句话的抚慰， 由衷的说出“谢主隆恩”，并流出感恩的眼泪。

这种真诚的感恩是如此流行而普及， 以至于我们今天还能常常亲临其境， 比如有人戏虐夸张地讽刺几句社会的弊端和不幸，如编排出新时代四大喜之类，  就有不少义士愤然而起， 很动感情地严斥所言不实，并热烈地颂扬公仆们给时代带来的伟大功绩，  他们自作多情地把那些当事者的伟大公仆们当成亲密无间到亲人，  而实际上在这些公仆面前他们往往不过是大气都不敢出、可以被随便予取予夺的韭菜和工具。---没什么奇怪，贱而自欺当然是奴性最贴切的注解。

无疑， 这种激发出变态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情结的奴性文化是强大的， 当结合上今天无比强大的现代武器的时候， 尤其如此，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奴隶转化成奴才纷纷如过江之鲫。

但强大的奴性文化也并非无懈可击。

民国时期第一任北大校长严复曾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华风之弊， 八字尽之： 始于作伪， 终于无耻。这句话非常犀利准确地画出了奴性文化的具像， 也一语道断了奴性文化的死穴：这种文化本身 无药可解地限制了社会的活力，其逻辑就在于， 要 人为制造神圣和独尊，就必须为作伪付出抹杀置疑和追问精神的代价， 因为后者背离了奴化社会的基本前提。而没有置疑和追问精神的奴才，虽可以放胆无耻，但一个听不到真话的社会， 却是无论如何不能强国的。历史的事实已经一再证明，慌言遍地的极权奴性之国最终的命运，都无一例外地走向了灭败。

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朱元璋开创的明朝， 让本来一直领先世界的中华文明， 走向了真正的衰落。而中国与西方文明逐渐拉开距离，正是从那时开始的。

小结：

可堪叹息， 一百多年来， 睁开眼看世界的万千仁人志士， 用鲜血和泪水无数次尝试过打破奴性文化的魔幻， 多少悲壮惨烈、多少山河喋血! 一朝放眼， 却穿越回旧日风月。

时光再回到1905年， 一代职业革命家孙中山来伦敦拉大秀才严复闹革命， 严复用一段话拒绝了： “以中国民品之劣， 民智之卑， 即有改革， 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说白了就是： 凭中国人这臭德性， 搞屁的革命啊， 都特么是按倒葫芦瓢起来的无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