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19）
点评：中共“四巨头”（1）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人们把中国共产党内的四位德高望重的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称为“四大领袖”或“四巨头”。新中国的六个最高职位：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都由这四巨头包揽。毛泽东任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刘少奇任国家主席，朱德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兼全国政协主席。除了刘少奇被打倒以外，其他三人都是到死为止的终身任职，无人能撼动他们的位置。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四巨头”的来历。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的农民军700多人登上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块“农村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的残部2000多人，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农民军会师，两者合并成为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朱德带来的人多，所以朱德任红军总司令；而井冈山的地盘是毛泽东的，所以毛泽东任总政委。中共的体制是政委有最后决定权，实际上毛泽东成为了红军的最高领导人。
虽说毛泽东是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还必须接受党中央的领导。那时中共的实际领导人是王明，可是毛泽东的名气，却反过来大大超过他的顶头上司王明。这是为什么呢？
最巧妙的宣传，不是自己出钱出力去搞宣传，而是让别人出钱出力来替自己宣传，毛泽东正是巧妙地利用敌人来宣传自己。他领导的红军所到之处，就在墙上写上一个革命标语，然后署名“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这样一来，新闻报纸马上把红军称为“朱毛红军”，国民党更是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宣扬要剿灭“朱毛匪军”，磨刀霍霍地扬言要“杀朱拔毛”，甚至还编了儿歌“出了朱德毛泽东，杀人放火样样干。”
毛泽东和朱德借着敌人的宣传力量，一举成为中国共产党最著名的人物。当时中共还是一个秘密组织，并不公开自己的最高领导人，所以即使是在红军中间，一般的红军士兵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但是从敌人大肆开动的宣传机器那里，都知道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大名，很多人都误以为毛泽东和朱德就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这个由敌人宣传起来的名声，对于他后来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我们后面还要提到。
点评：中共“四巨头”（2）
【接前】就在毛泽东把江西“农村根据地”搞得有声有色的时候，周恩来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总部悄悄地进入了中共最高领导层，党内的地位已经高于毛泽东。毛泽东的性格放任，攻击性强，不太听话，很难让上司喜欢。所以毛泽东这个人，要不然当第一把手，要不然什么都不当，他是不适合给别人当副手的。毛泽东带队伍上井冈山时，是违反上级指示自作主张，而不是遵命行事。只是因为毛泽东在井冈山搞得好了，上级党中央才追认了他的行为。而周恩来的性格与毛泽东相反，自制沉稳，亲和力强，比较听话，上司一般都很喜欢，是非常理想的当副手的人才。
1931年党中央从上海迁到江西根据地后，因为毛泽东说话放肆，不听话，上级领导们都不喜欢毛泽东，很快他就被撤掉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排挤出军队，只保留一个象征性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高级虚职。之所以还给毛泽东保留一个高级虚职，是因为他在敌人那边的名气太大，如果毛泽东被撤职的消息传出去，就会大大鼓舞敌人，这是中共领导层所不愿看到的。后来红军长征时，有人又提出把不听话的毛泽东留在江西，不带他去长征，可是上级领导们还是考虑到，如果大名鼎鼎的毛泽东被国民党抓住或打死，就会大大鼓舞敌人的士气，所以最后还是决定带着毛泽东一起长征。这些都是后话。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毛泽东被撤职的事。不听话的毛泽东被撤职后，听话的周恩来接任红军总政委，在一段时间当中，周恩来成为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成为周恩来的部下。周恩来上任后，请来两位高人当他的左右手：一位是外国军事专家李德，另一位是留洋将军的刘伯承。周恩来请李德当军事顾问，请刘伯承当红军总参谋长。
李德是德国人，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军事顾问，毕业于苏联著名军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并亲身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科班出身的职业军事专家；刘伯承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三年，是中共将领中极少的在外国学过军事的“留洋将军”。
当时周恩来按照“常识”来思考：毛泽东只是一个国内二流师范学院毕业的大专生，除了读过几本《水浒传》之外，没学过任何军事理论，勉强算一个“业余军事家”吧。相比之下，李德是外国军事专家，刘伯承是留洋将军，他们的军事指挥水平，理所当然应该比毛泽东高明很多吧。即使把这件事放在今天，我们也不应说周恩来选择李德和刘伯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一个是外国专家，一个是留洋博士，而毛泽东不过是一个专业不对口的大专生，不管从哪个标准选，也不会选毛泽东吧。
点评：中共“四巨头”（3）
【接前】可是事实超出了周恩来的想象，真的打起仗来，李德这个外国专家和刘伯承这个留洋将军，还真不如毛泽东这个专业不对口的大专生。这时周恩来才明白过来，毛泽东是一个军事天才，对于天才来说，“常识”的标准是不适用的。1935年遵义会议的时候，周恩来主动支持毛泽东重新回来指挥军队，并甘当毛泽东的副手，树立起毛泽东在军队中的领导权。
周恩来虽然成为毛泽东的副手，真心辅助毛泽东，但他在军队中还是有相当的势力，甚至大大超过朱德这位军界元老。抗战爆发后，中共建立两支武装“八路军”和“新四军”，八路军总司令是朱德，但八路军的实际领导人是毛泽东，而新四军的实际领导人则是周恩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八路军是毛泽东的嫡系部队，而新四军是周恩来的嫡系部队。
抗战结束，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改编成为解放军，到1949年形成五大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兵员16万，司令员彭德怀；第二野战军，兵员28万，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第三野战军，兵员82万，司令员陈毅；第四野战军，兵员150万，司令员林彪；华北野战军，兵员24万，这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部队。第一野战军是亲毛泽东的部队，第二野战军可以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势力对半，因为刘伯承是亲周恩来的，而邓小平是亲毛泽东的，第三野战军是周恩来的嫡系部队，第四野战军是毛泽东的嫡系部队。
正如毛泽东所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共产党内部也是一样，谁的枪杆子多，谁的势力就大。在1949年，亲毛泽东的军队合计约204万人，亲周恩来的军队合计约96万，毛泽东的军队占有绝对的人数优势，这就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不过周恩来在军队的势力也不可低估，毛泽东对周恩来不得不让三分，让周恩来掌握中国第二大的实权。后来刘少奇和林彪，虽说在党内排名上一度高于周恩来，但他们的实权，都赶不上周恩来这个国务院总理。
朱德是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在军队中可以算是资格最早的元老。朱德的打仗水平其实也不差，但常言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不幸的是朱德遇到毛泽东这个军事天才，一下子就被“比”下去了。在井冈山时期，经常是毛泽东和朱德各带领一支队伍去打仗，往往是毛泽东打胜而朱德打败，或者是毛泽东大胜而朱德小胜，这样朱德在军队中的威信就越来越低，人们普遍认为朱德指挥打仗是不行的。其实并不是朱德不行，而是毛泽东太行了。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022）
点评：中共“四巨头”（4）
【接前】后来朱德也看出自己不如毛泽东，干脆就把军权让出去，让给毛泽东去干，他只是挂一个总司令的名。朱德这个挂名总司令，从红军总司令，到八路军总司令，到解放军总司令，一直挂了下来。在党内，朱德也基本不管事，这个“不管事”，又反过来成为朱德在党内一直身居高位的法宝。一个人管的事越少，得罪的人就越少，遭到的反对也就越少。朱德不管事，也就不会得罪人，大家都说朱老总是好人，老实厚道，没有人去为难朱德，没有人要把朱德拉下来。
但朱德的不管事主义，老好人主义，只能保住他一个人的位置，却不能拉起一支拥戴朱德的团队。因为朱德不管事，不去为他的手下人争地位和争利益，所以在朱德手下干得不到什么好处，当然也就不会有人为朱德卖命了。这样一来，中共四巨头当中，毛泽东有一个团队，周恩来有一个团队，刘少奇也有一个团队，只是朱德基本上是光杆司令一个。即使朱德是一个光杆司令，但他的资格极老，口碑极好，在党内依然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刘少奇的情况相对比较简单，因为他在1949年以前，一直是负责领导“白区”工作的，基本没有插手军队的事情。所谓“白区”，指的是在国民党占领区做地下工作。当时中共在白区的党员人数较少，远不如红区的人多，但从事地下工作的地下党，都是十分能干的精英，他们的个人才能，总体上要大大高于“红区”的农民干部，因此“白区”共产党的总体实力，也是相当可观的。这样一来，作为白区干部总领导的刘少奇，在党内也就有了相当的实力。
还有，刘少奇的工作性质，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军头没有工作来往。一旦没有了工作来往，也就不会产生矛盾和恩怨，所以军方各派对刘少奇在党内占据第二把手的高位，反而没有特别大的异议。
最后，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我们把毛、周、刘、朱这“四巨头”在党内的实力，用百分比来表示。在1949以前，毛泽东派大约占50%的实力，周恩来派大约占30%的实力，刘少奇派大约占15%的实力，朱德派大约占5%的实力。当然这些数字不能说是非常精确的，但基本上反映了“四巨头”的实力对比情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一个胜利的终点，又是一个难关的起点，这个难关就是怎样分配胜利果实。历史上革命成功之后，因为分配胜利果实或“分赃”不均，引起自相残杀的内讧、内乱、内战的例子，可以说枚不胜举。
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久，就爆发了一场所谓“军阀混战”的内战。这场内战的本质，就是因不满分配胜利果实而引发的内讧。所以毛泽东带领解放军从贫穷的延安打进繁华的北京城之后，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分配胜利果实的问题，这是对毛泽东掌权能力的一大考验。
评解之二 中共“四巨头”（5）
【接前】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共四巨头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在“党、政、军”这三大权力中心的权力分配是这样的：
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刘少奇第一副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副主席。
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周恩来第一副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副主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
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副主席
政务院：周恩来总理。
全国政协：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
因为当时还是战争体制，四巨头在党、政、军方面都有交叉任职，没有清晰的权力分配。直到1954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真正进入和平时代，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四巨头才进行清晰的权力分配，分配结果是：
毛泽东的势力最大，任中央军委主席，主管最重要的军队，也就是管“枪杆子”；
周恩来的势力第二，任国务院总理，主管第二重要的政务，也就是管“钱袋子”；
刘少奇的势力第三，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主管党务兼宣传，也就是管“笔杆子”；
朱德的势力最小，基本上没得到什么实权，只是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副主席等有职无权的虚位，成了一个“花瓶子”。而且因为解放军体制改革，取消了总司令，这样朱德从井冈山时期开始，连续当了26年的军队总司令的职位，也莫名其妙地失去了。
在这次权力分配中，朱德实际上被排挤出局，四巨头变成了三巨头。三巨头之间的权力分配还是比较清晰的，基本上排除了交叉任职的情况。在新成立的中央军委中，周恩来和刘少奇都没有任何职务，他们两个在名义上彻底退出了军队。但周恩来这样在军队中根子很深的人，名义上退出军队，实际上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周恩来退出军队时还留下两个亲信：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和总参谋长粟裕大将，成为他影响军队的基石。粟裕是原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是军队中战功仅次于林彪的第二大功臣。
毛泽东独揽军权之后，在各方面抑制周恩来派系的原新四军出身的人。比如1955年军队评十大元帅，最初的方案是九大元帅，原新四军和第三野战军出身的人一个也没有。后来经过周恩来力争，才让原新四军军长、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成为排名第六的元帅，但粟裕就没能成为元帅，很多人为这位解放军中战功第二的名将没有成为元帅而深感不平。另外还有四名原新四军的高级将领，李先念（原新四军第五师师长）、谭震林（原新四军第六师师长）、邓子恢（原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张鼎丞（原新四军第七师师长），按条件应该授予大将军衔，但都没有被授予军衔。
毛泽东对胜利果实的分配还是比较成功的，除了高岗、饶漱石等人对分得的权力不满，被打成反党集团之外，三巨头对这次权力的分配基本满意。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这之后，三巨头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但斗争的起因，并不是因为对这次胜利果实分配的不满，这与历史上经常发生的“分赃不均”的内斗，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节 最后的晚餐（1）
前面说到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主席的生日宴会，由陶铸和罗瑞卿提议，毛泽东指定汪东兴和江青操办，客人的名单则是毛泽东亲自圈定的，甚至连寿宴的座位排布都是毛泽东亲自指定的。
客人一共三桌，劳动模范陈永贵和董加耕，被毛泽东安排在自己的左右手，陶铸夫妇和罗瑞卿也许是“请愿”有功，也被安排在与毛泽东同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等高官和老战友，则被毛泽东安排坐在另外两桌。“高官”们只有陶铸夫妇和罗瑞卿获得与主席同坐一桌的殊荣，可以看出在1964年的时候，毛泽东对陶铸和罗瑞卿的信任与喜爱是溢于席面的。
可是毛泽东身边的得宠者，没有一个是自始至终得宠的，即便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最信任的康生，那样奋不顾身地为毛泽东大打出手，得罪了文武百官，但整风过后，毛泽东暂时不需要打手了，康生就坐起了冷板凳。所以另外两桌上熟知毛泽东的高官们，并没有人羡慕陶铸和罗瑞卿的得宠，反而还有点为他们担忧。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而这个爱与恨通常只隔着一层纸。这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与陶铸和罗瑞卿之间的这层爱与恨的纸，那么快就被捅破了。
毛泽东的布鞋，在菊香书屋前的雪地里做他那独一无二的体操时，被雪渗湿了。但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里热烘烘的暖气，马上就把那种阴湿不快之感烘走了。毛泽东做了体操后，食欲也上来了，一种久违的空腹感正在挑逗起人的斗志昂扬。
毛泽东之所以采纳陶铸和罗瑞卿的建议，破例搞这次做寿的宴会，是因为在毛泽东的心底里，还是有与刘少奇讲和的意愿。毛泽东希望刘少奇借着这个轻松的机会，在大家面前主动向自己道歉或检讨，两人尽释前嫌，终归于好。为此，毛泽东再一次破例提前来到会场，他虽然一脸祥和，但眼光却在扫视四周，比毛泽东早进入会场的是：陶铸和夫人曾志、罗瑞卿、李井泉、刘澜涛、宋任穷等，而他最期待的刘少奇的身影，却没有进入他的视线。
毛泽东心中不爽了，一股“气”悄然从心底上升。毛泽东知道刘少奇是个聪明人，如果刘少奇有心借这个机会向自己道歉的话，他应该早早来到会场，在毛泽东一到场的时候，就主动迎过来问寒问暖，借祝寿来表示友好，借祝寿来表示歉意。可是刘少奇并没有提前来，难道真会是那么忙么？毛泽东当然不相信。
虽说毛泽东心里有气，但还是面带微笑，摆出东道主的风格，招呼各路诸侯说：“坐么，大家都坐么。”
过了一会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才陆续来到，毛泽东微笑着用最儒雅的手势，再次招呼大家坐下。四十位客人齐刷刷地坐下，等待着毛泽东发表一个生日感怀的演说。【待续】
第二节 最后的晚餐（2）
【接前】可是毛泽东一生最厌恶教条主义的繁文，他没有按照世俗的惯例，来一个诞辰感怀的演说，而是开门见山地说：“罗长子和陶铸让我请客，好嘛，今天我来请。”罗长子是罗瑞卿的别号。
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今天不是祝寿，是用我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让来，他们不够资格。”
赴宴者们正要说他们精心准备好的祝寿词，毛泽东却不等别人插话，马上接着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
听毛泽东说出这样的话，到会的人想说的祝寿词都不敢说了，会场上一片鸦雀无声。
毛泽东一开始他的虎气，就一发不可收拾。毛泽东自己的老虎尾巴是摸不得的，但是摸别人的尾巴却是抓住不放，他面对众位高官谈起这个“翘尾巴”的话题还不罢休，继续对坐在身边的劳动模范们，用谆谆告诫的口吻，再次说：“你们有了成绩，不要翘尾巴，作一点不要翘尾巴，作两点不要翘，作出三点四点更不要翘，翘尾巴不好，要夹着尾巴做人。”
劳模们诚惶诚恐地接受毛泽东不要翘尾巴的教导，但高官们都知道，毛泽东想要说的翘尾巴的对象，那就是刘少奇。刘少奇因为这几年搞恢复经济搞出了成绩，所以毛泽东告诫刘少奇做出了成绩也不要“翘尾巴”。毛泽东接着说：“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是‘教条主义’吧。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嘛。”
毛泽东这些话，每字每句都是针对刘少奇说的。因为刘少奇不久前在会上说：“没有去蹲点的人，就没有发言权，就没有资格做中央委员。”刘少奇还说：“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所以毛泽东在这里以牙还牙地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
当毛泽东说出政治家最忌讳的“搞独立王国”的措辞时，参加宴会的人心里都是一惊。原本喜庆的寿宴，变成毛泽东一个人喜怒笑骂的独角戏。笼罩在生日宴会上空的，是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阴霾氛围。
毛泽东对他自己的重量级发言，必求一言九鼎之效，对现在会场上的紧张气氛颇为得意。毛泽东平时讲话时，周恩来喜欢插话，今天毛泽东却把周恩来支到远离自己与刘少奇同一桌，周恩来也插不上话了。
最后的晚餐（3）
【接前】与毛泽东这一桌的人，除了陶铸夫妇与罗瑞卿外，都是第一次与毛泽东同席。况且毛泽东把陈永贵和董家耕这样的第一线工人农民安排与自己同坐，使他们即惊恐又兴奋，这种与中央最高领导人同席喝喜酒的事情，是毛泽东以前的历代工人农民都没有过的。可想而知，陈永贵、董家耕等人在这种场合不知所措，给主席敬酒怕不得要领，陪主席喝酒怕不够身份，左右为难，除了虔诚地陪着笑脸以外，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才好。
毛泽东也不管他人，自己自斟自饮。毛泽东今天喝多了一些，人一喝多话就多，只见毛泽东一会儿嬉笑，一会儿斥责，一会儿自嘲……。周恩来为了缓和寿宴的气氛，把不久之前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的科学家钱学森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大声赞扬钱学森说：“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
毛泽东没有提到钱学森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功绩，钱学森本人也许会感到有点失落，但毛泽东为什么不提这个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科技成果，只是表扬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的“小事”呢？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这时更关心的不是原子弹，不是经济上的“超英赶美”，而是改造人的思想，是“反修防修”。在这里，毛泽东不露声色地给他的高干们敲了一个“反修防修”的警钟。
毛泽东的文章是党内一流的，毛泽东的诗词是中国杰出的，但是毛泽东的谈话，带有一种帝王的为所欲为的霸气，还有一种诗人的孤芳自赏、故弄玄虚，使一般人的思维很难跟上，经常要绞尽脑汁猜来猜去。
这时毛泽东忽然问身边的陈永贵说：“你们那里的四清运动搞得怎么样？”
陈永贵赶紧挺直身板回答说：“搞得很好，经过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员们的觉悟都普遍提高了。”
毛泽东点头说，“好！四清运动就是要提高社员们的社会主义觉悟，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仅仅是整一些‘四不清’的问题。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一个女儿嫁给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者，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听到毛泽东说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话，在座的人都大吃一惊。毛泽东看到大家吃惊的脸色，更进一步对陈永贵说：“可以给你透个风，我担心的就是中央出修正主义！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汗的资产阶级分子。你回去以后要把我的话讲给群众听，看看你们的周围，你们的上面，是不是这样！”
毛泽东的这番话，让陈永贵不知怎么回答，只好使劲地点头。毛泽东又问陈永贵：“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你怎么办？”【待续】
第二节 最后的晚餐（4）
【接前】这下陈永贵更是不知道如何回答了。全场的人听了，也是面面相觑，一片鸦雀无声。毛泽东看看大家，用自嘲的口吻朝坐在另一桌的刘少奇说：“王光美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在全国出足了风头，很好嘛！少奇同志给我们带了一个头，我也不能落后。我和少奇是兵对兵、将对将、老婆对老婆，来一个竞赛，看看究竟谁手里有马克思主义，比一比谁手里的真理多一些，检验一下谁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
当时在座的高官们，还以为这不过是毛泽东随便说的气话，谁也没想到，仅过了几个月，毛泽东真的把自己的老婆江青推上了政治舞台，与刘少奇和王光美“竞赛”。这是一场“玩命的竞赛”，一直竞赛到毛泽东去世才算结束。
陶铸、罗瑞卿等高官心知肚明，毛泽东今天这么大的“火气”，都是冲着刘少奇去的。他们希望刘少奇赶快在这个关键时刻，站出来到毛泽东面前去道个歉，至少说几句软话。这种场合是最容易说话的，不论从祝寿的话题开始，还是从拉家常开始。
可是今天的刘少奇，一改往常的政治敏感性，似乎像吃了迷魂药，只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地使劲吸烟。陶铸和罗瑞卿急得频频给刘少奇递眼色，但刘少奇一点儿反应也没有。陶铸和罗瑞卿愈发急了，又转向给周恩来递眼色，希望周恩来能够出面，设法给毛泽东和刘少奇打个圆场。可是说来也奇怪，今天的周恩来一改往日的热心肠，只顾自己一个人喝酒，对别人的事情管也不管。
陶铸和罗瑞卿心中暗暗叫苦，心想：“这下遭了，我们岂不是弄巧成拙了吗？本来安排这次生日寿宴，就是期望刘少奇借着寿宴的机会，向毛泽东陪个不是，说几句好话。现在刘少奇这样一言不发，连一句好话都不说，岂不是更加激怒毛泽东了吗？要早知道是这样，还不如不搞这个生日寿宴更好，真是画蛇添足呀。”
毛泽东也确实被刘少奇的态度彻底激怒了。在此之前，毛泽东虽说对刘少奇相当不满，但还有与刘少奇和解的心思，毕竟他们是几十年的老战友了。毛泽东本来想借这次寿宴给刘少奇一个下台的机会，可是刘少奇居然“给脸不要脸”，一点儿和解的意思也没有，反而倒让毛泽东有一种“热脸贴到冷屁股”的被羞辱感。毛泽东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打倒刘少奇。
后来1970年，当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是什么时候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的？”
毛泽东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所谓“二十三条”，就是1964年毛泽东在他的生日寿宴之后，制定的“反刘第一号文件”。
刘少奇为什么要彻底惹怒毛泽东呢？这是我们后面的故事了。但当时刘少奇绝没有想到，他惹怒毛泽东的后果会是如此的严重。此时此刻，参加毛泽东生日宴会的精英们，也都做梦没想到，这个生日寿宴，居然成了毛泽东与他的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们的“最后的晚餐”。【本节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