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A君花了很长的时间跟我讨论生与死的问题。无疑这又是一个被哲学祸害的范例。根据统计，讨论死亡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最是打发时间的绝佳话题，此外便是皮包价格和服饰品牌。先哲说：“吃穿，或是死亡。这，是个问题。”这样的话绝倒一片。尽管窜改有些玩世不恭，但就命题而言早已经宏大得足够令红尘中禄蠹和纨绔汗颜。当然，得提前允许我怀疑莎士比亚会不会因此被气的活过来。闲聊阔论时灵光偶现的论断和推理是足以让人拍案叫绝的，唯一遗憾地只是此刻听众大多听得如陷云雾，或者如坠冰窟，这多少有点不够完美。不过说句公道话：这个世界上真正经典的超越性论点其实绝少被发掘于故纸卷堆里。人类在骨子里便蕴有实用主义的倾向，社交圈里常常认为在茶聚以及宴会上讨论高雅的问题是身份的一种体现。音乐以及天气是常常被用来引出厅堂里衣冠楚楚光鲜华丽的绅士闺秀们。实际上在公开场合慷慨谈论死亡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然而我们经常发现得是，社交场的事情也每每不是在厅堂里解决的。马克吐温写《百万英镑》时狠涮了爱情中的人们一笔：“彬彬有礼的社交往来？呸，先生，我们去后花园里坐坐吧，我有点闷了。”花前月下，流云疏影。即将坠入爱河的名媛坐在秋千上，在月光下睁大眼睛，以倾羡及爱慕的态度凝听着高雅的男子大谈对于死亡的豁达。对导演们来说那太有杀伤力了。哲学话题可以成为爱情的点缀，而理性却是感性的敌人。这实在有些小小的幽默。听说萨特喜欢在固定的咖啡馆思考存在的定义，然后写写画画，他深谙人性之道。

　　在死亡面前我多半倾向于先开欧洲人的玩笑，中世纪的粗犷豪放足够你我“寻鄙闻野史，以快言论”。塞万提斯在写《堂吉诃德》时提到，骑士作为低等贵族，几样品德是绝对不可少的：忠君勇武，仗义果敢，要随时准备决斗，此外还要有一名美丽高贵的情妇。缺少了任何一项的游侠都会被人嘲笑。也就是说：为了勇敢和风度，欧洲人倾向于在决斗场上解决除借贷与战争以外的所有事务，包括衣着争论与神学不合。用剑或者用枪，双方在几十步内解决战斗。处于劣势的一方或者重伤，或者死亡。然后战胜者趾高气昂地赶去听晚场的歌剧或者含情脉脉地对情妇读上一首宗教小诗。这其实有点莽撞的感觉。我也绝对相信古代的中国人不干这种划不来的事。死生事大，江湖险远，为了对方的腰带与披风搭配的颜色而一命呜呼，这实在令遥远东方的衮衮诸君难以理解。

　　勇敢的终极形态便是死亡，这我是同意的。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但是不是响应于“义”字大旗的呐喊旌摇，这都不要紧。关键是够不够勇敢。阿多斯，阿拉密斯，波尔多斯，达尔大尼央根据这个道理，向比斯卡拉敬以崇高的敬意。爱德蒙邓蒂斯也因此感佩于决斗场上趋于大义的马瑟夫子爵。欧洲人是骄傲的，拒绝临战的一切道歉与和解。拔剑相向的时候他们所向披靡，激动地敢同上帝作对。踏步直刺，横挥，避让，转身再刺。然后对方呻吟一声颓然倒地。社会的狂热形态和世俗规范遮盖了个体死亡对家庭带来的巨大哀伤，或许连家人自己都不这么这么认为。勇敢的观念风行欧洲，决斗死去的人被奉为英勇的败者。绝少有人会留意躲起来流泪的母亲与爱人。这如同受伤，伤口痛不痛是你的事，伤口在不在则是上帝的事。刻意回避哀伤与痛苦其实也是一种怯懦的行为。因为逝者已矣，即使猛醒，英雄也再也回不来了。我深刻地怀疑群体性地盲目行为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后果。还好，欧洲的统治者们比我更纳闷。于是从17世纪起各国陆续颁布决斗禁令，禁止决斗，沿续至今。

　　战场上的死亡其实是无法避免的，尤其是当年冷兵器作主的时代。杀人一万，自损八千。作为百姓，最多祈祷不要打仗。然而兵戎相见总不是个人做的了主。在这方面尼布甲尼撒比较狠，长驱直入耶路撒冷不算，还把大批犹太人掳了回来。直到波斯人重给其自由。此时当年反抗的其他战士早已沉沙。耶路撒冷也是一座死城。这是战争的坏处，而且是大坏处。唯一做得到比巴比伦人还狠的是当年的罗马人，马其顿挥兵东进，杀尽反抗的犹太人，还把耶路撒冷拆了个干净。空留一堵老墙，让人痛彻心扉。写到这里的时候突然想起年前看《千年一叹》，记得余秋雨这么写道：“沉默不语的废墟固然可以被时间冲刷得片絮无痕，但当年委蜷黄土的尸骨毕竟还在。躲在历史的背后，血泪怒视。”这给了我很大刺激。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其实是幸福而又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他们没有看过身边的人突如其来的被炸得支离破碎。因而可以不知深浅的高谈阔论。日本有个女子，当年原子弹爆炸的时候脸皮被烧得干干净净，只能以人工植皮的方式重新再做一张脸皮。她说她此生都不能再忘记当时冲天的火光与自己的痛楚。研究显示她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一生再忘不去烙痕。

　　死亡是现实的，而且是突兀的。一切温情脉脉在死亡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我有证据。看《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就知道苏联女兵在死亡面前是怎样一种无奈而又无畏的态势。其中一个女兵死了，死前请人唱最后一首童谣。她说她害怕，可是听着童谣的时候她会想起自己已经去世的奶奶，于是她不怕了。行军的战友没有时间为她恸哭。德国人又来了。在改编成电影后我没有再看到这一幕，我料想是我记错了。也许这本书里没有这一幕，谁知道呢？我属于典型的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一类人。但又一件事坚定了我的看法和决心，那是讲述一个犹太钢琴家的故事。钢琴家生活在德国，但非常不幸的是他生活在3，40年代的德国。这是所有犹太人的噩梦。疯狂的纳粹分子令他害怕甚至惶恐，终于四处逃窜以躲避盖世太保的追缉。痛苦地活了下来。我没有看完这部片子，因为其中一个场景实在令我震动哭泣，终于缺乏勇气再看下去：犹太人列队站在监狱的操场上，纳粹军官大踏步的走过来，然后令士兵从犹太人里随便挑了几个人出列，趴下，匍匐于他的皮鞋前。然后他掏出手枪，对着犹太人的头打下去。在倒数第二个犹太人的时候子弹用完了，他打开弹匣，换上子弹，弹壳掉落在犹太人的头上，然后继续开枪。所有的犹太人身体只是一挺，然后再无生机。那个犹太人的表情让我难过。他喃喃自语的说着些什么，表情老实地令人心疼，然后还是死了。我不是一个重感情的人，熟悉我的人都知道这点。可是那天我泪水一下就出来了，我丢脸地转过头去，跟家人说我看不下去了。然后出去，半个小时后才进来。

　　我一直以为死亡是不可轻薄的，无论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动机也好，戏谑死亡都有玩世不恭的成分在。陆叙的死亡其实就是一种反噬。每个人都在拼命地活着，唯独作者的居心，让他说死就死了。这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我并不认为哗众取宠或者赚人眼泪就是安排主角死亡的理由。每个人的死都要有一种意义。眉间尺和宴之敖者算是一个典范，陈白露也是。一个个体的死亡无可避免的与群体有关，只有在群体的失落与孤立让个体失去了群体价值或者目标定位时负面情绪才会失控膨胀。没有充分的理由，任何人都不会动死。人做事是需要理由的，绝望的情绪同样也蕴育于现实的基壤。撇开作茧自缚不谈，选择死亡本身就是一种无奈与最后的抗争。死是有意义的，上帝赋以死亡太多潜藏的含义与价值，智慧以其平直通阔掩藏悲伤的究级意义。然而人类总是无知，在半梦半醒间选择逃避与死，成全了上帝一次又一次印证的含义。

　　谈到了太严肃的话题，定义沉重。这个时候总需要转换方向。所有沉重的定义向来只须点的。谈论太多，便是居心可疑。或者浅薄，或者卖弄。无论如何都不是应有的态度。这个世界上就是因为认真的人少，不认真的人多。所以不认真不知不觉就成了认真的认定标准。今天来说的是魅力，既然如此，字就码得更敬业一些。

　　比较之下，中国古代哲学对于死的认知无疑是通达的。这倒不是王婆卖瓜。东西方以其迥然的文化观壁垒分明而又相互渗透。文化体系上的非对称平行发展使其具有了截然不同的生死观和利义观。儒家是不敢说死的。这倒不单是敬畏。《论语》里面这么说道：“子路问死，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在这个方面的认知无疑是负责而又实用主义的。他所提倡的在我看来确乎是应该接受的行为方式。我们该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完，如何去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普遍原则所涉及的行为方式具有了严格意义上的可操作性和通行性。祭祀鬼神是一种敬意与礼节。可是对于现世的治理管辖，确非鬼神的管理范畴。假如事事超自然代劳，子孙后代就没得混了。这近于《原始思维》一书。一切人事必然有其合理性与操作性。没有意义的生活不能称其为生活。因为除了具体态势，人将失去与禽兽的区别。

　　这多少有点麻烦，死亡的任意观与客观性严谨而又现实。因为对国人来说，重要的不是死亡的定义，而是对死的态度。孔子的态度给了后人尤其是读书人一种范式。文天祥最感佩我的不是《过零丁洋》，而是他自杀时放在袖子里的绝笔。“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看得我唏嘘不已。

　　国人面对死亡的态度，一下变得可敬起来。

　　据此要求堆砌事例无疑是折磨我的行为，中国历史上达观生死的人未免太多，若要一一列举，那就等着数到新年吧。传说魏晋时有个酒鬼，架着牛车，荷着锄头一担酒。他嘱咐下人说万一我在路上醉死了就直接把我埋了吧。这就是一种达观。尽管这样的达观是悲观衍生出来的达观。对于儒家的功利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居然有反拨。这真是有意思。打死不开口的道家在方面一骑绝尘地看穿生死。谭子拖沓着拖鞋天下走，然后写了一本《化书》。他说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莫不是相互转化的。来往应气地潜藏于外象之下。这有点近似于轮回说，但要大方得多。世界是不断进化的，人是从低级的生命转化而来的。这是一个大生死。生命在形体上的消亡并不是消亡，而是转化成了更高级的形态于生命。具体的生命无非是禁锢的，然而作为抽象概念的生命本质却始终生生不息。这就够大气了。然后在他之前笑着的是庄子。庄子连转化的心理安慰都不要了。直截了当地以生为笼死为终。我们无非是一种偶然，天与气地秉化贯穿表里。一切不过是无谓。来去皆是自如。这够潇洒。跟着道家大笑的是释家。禅宗从不说死，也不说轮回。只是笑嘻嘻地从东走到西，从南走到北。玩弄概念对于生死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应时而生，应时而去。人生既然有一个开头就必然有结尾。试图延长寿命本身就是对规律的一种抗拒。动机不论，行为够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信仰的，但是有思想。思想就是一种拨正。将自己交托给虚无飘渺的东西本身就够令人惊骇。无门和尚这么写：“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他说态度，然而什么是态度。这就得自己听书。《五灯会元》说生，不笑死，不说地狱不拣升。轮回什么的都是笑话，是大笑话。恭敬什么本就无聊，那什么是佛，什么是生？和尚笑着说，没有佛，也没有生。我们就是佛，我们就是生。生死不须挂心。当来就来，当去就去。看透生死，本就一无所有。不挂心，就是不挂心。连挂的概念的都没有。畸人和尚，一个是隐，一个是游，大笑笑之的游于江湖之上。

　　这足够我拈须微笑的了。

　　庄子如是说：“以其同视之，则天地同一，以其异视之，则肝胆楚越也。”他无疑是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眼睛，看见的东西便不可能相同。争论多少是在偏离真相。死亡的话题永不好谈，谈也谈不出来。说了很多，却依旧不可能定论。因为我还年轻。没有面对过死亡。然而只有真正面对死亡的人才能挺直腰板说死亡的定义。其他人不过拾人牙慧。时间在走，人也在走，唯独真相不曾走。什么是死亡，你能有多少面对死亡的魅力。好好想，慢慢想，当我们见面的时候，记得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