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粟裕，彭德怀都是中国军事革命战争中的顶级将帅。早年于20年代始投身革命，戎马一生，保驾共产党漫长的武装起义，最终打败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力量，并有力地协助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彭德怀更进一步亲自指挥了50年代壮烈的抗美援朝战争。林彪，粟裕是非常类似的谋略型统帅，而彭德怀尽管有统帅才能，但是他身上蛮勇有余，深谋少逊，是蛮牛型将领，其果敢粗暴不仅对敌人，甚至经常伤害自己的同志战友，少从战略全局考虑问题是他的重要缺点，这可以从抗日战争中的百团大战，和59年建国政策大辩论的中共庐山会议看出其鲁莽端眉，把许多好事办砸了，还搭上自己。
林彪，粟裕，彭德怀三个军事将领中，最后只有粟裕勉强地荣显善终，他们虽都富有军事战争所需要的谋略，却还远不具备政治元帅叶剑英，萧何般的那种成就政治家所需要的韬晦谋略。将军决战只在战场，自古韩信难敌萧何！ 在和平年代，比较纯粹的军事将领与政治家的争斗，几乎无不以悲惨的下场告终，说到底，一个知足长乐的农夫耕田吃饭不可悲也不丢人，而一个英雄做了自己力不能及，无法收场的事情才是真正的悲剧。
在建国后的军队反教条运动中粟裕是最早受到冲击的，而这批判的发起人就是后来以耿直著称的彭德怀。说老实话，连彭德怀的亲密战友黄克诚都承认，彭的为人粗暴专横伤害了许多自己的同志上级和部下。
粟裕的战功卓著，是真正从士兵到将军的军事天才成长典范，国共内战中的大规模主战场淮海战役如果没有粟裕的运筹帷幄，仅靠人民的小车要推出胜利恐怕是大有难度的，平淡谦冲的性格，在战场外，几乎不争名利，尽力回避党内派系斗争。在55年授军衔中是公认的大将中的帅才，粟裕经历了58年彭德怀反教条的修理，更加成熟了，淡泊明哲，紧跟毛泽东和周恩来，有东汉大将冯异的雅量风骨，遂一路顺风。 粟裕的人格特点鲜明，侠义勇猛，富有胆略，因此有时会流露出锐利的气势从而被同僚误以为有野心的嫌疑，而本人其实谦虚恬淡，所以和平年代备受同僚整肃。可以想象当年在战争年代的生死关头和混乱时刻他的骨子里也能使得出阴招，黑招和狠招来打击敌人和异己。
话说彭德怀在59年庐山会议政治最敏感时刻，以军人的身份介入政治结果必然是悲剧的。不仅没有纠偏，彭的刺激反而使左的错误愈演愈烈。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别人提意见或许没有这么大的反响，但是彭德怀不同，作为有巨大威信和军权的国防部长对现行政治经济路线的批评，毛泽东主席不可能没有忌讳，遵义会议不就是打着清算三人团的军事错误的旗号，实际最终达成了毛泽东上台为标志的领导大换班吗？不久前东欧和苏联的政治动乱也无不有军人的身影，这怎么能不使主席警觉哪？在中国政治上说事情等于说人，当权者联想的丰富敏感，使任何有点心计的人物在品评之前都得沉吟再三。这就是专制政治传统的副作用，而毛泽东主席又恰是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
还因为彭德怀不仅是功高招忌的问题，在历史上与主席的关系始终不够融洽，这之间的是非今天看已经不重要了，但是误会却是很难消除的，实际客观上主席早期还是做了努力，请看他的赞颂彭总的诗句：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而我们不识趣的彭总却给改成为唯我英勇红军了，此举固然可以说反映了彭总的品格高尚，但是从人际关系说，有不识抬举之嫌。朝鲜战争，毛泽东把爱子相托，俗话托妻寄子，对老彭期望不为不重，结果却是保护在司令部的爱子牺牲了。时过境迁，加上解放以后，此诗的历史背景被错附会在红军打腊子口。1957年2月6日《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寄来读者抄录的说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为庆贺彭德怀率兵攻取腊子口写的一份电报：“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弛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304页，刊有一篇毛主席回复给《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的信，全文如下：
编辑部同志们：
记不起了，似乎不像，腊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东海》收到，甚谢！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
这恐怕已经是耐人寻味的信号了。
接下来是彭德怀58 年与总参谋长黄克诚发起的反对军内教条主义运动，刘伯承，萧克，粟裕等元勋被错误粗暴的批判，直到10年后同样被政治风暴摧残的彭德怀终于表示了对当年整人的忏悔。在当时，运动得到了还对彭德怀倚重方殷的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但是，毛不可能不对彭以威势打压军队内部立威的作风有疑虑，所以主席才和彭德怀开“我死了以后不要造反，好不好” 这样可怕的政治玩笑，彭德怀的作为已经为自己后来在庐山的悲剧种下了祸根。 因此，彭的人格特点在错综复杂的战争年代以及建国后和平年代被显露无遗：他有卓越的军事统帅才能，但是他身上蛮勇有余，深谋少逊，鲁莽果敢和粗暴愣直，从战略全局综合考虑问题的能力欠缺，为人行事的作风上就是既表现有打抱不平的正义，也有个人英雄主义和野心思想作怪，看到有表现个人的时机不惜对异己恶打出手，诽谤陷害，落井下石。
林彪作为中国20世纪伟大的军事家，20几岁就担任军团长，其军事指挥天才是毋庸置疑的，其主要历史功绩，一是抗战中，指挥八路军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尤其是平型关之战的全胜，一扫抗战初期失败的阴霾，鼓舞了中华民族的士气，功在民族国家。
二是解放战争，林彪从白山黑水到江南大地，以其出神入化的高超指挥艺术辅助毛泽东主席打败了几百万国民党，基本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我国自清末以来的长期战乱，使中国终于有了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百姓得免战乱涂炭之苦，林彪在众将军中功劳最著，厥功至伟。利在民族国家。
也正因为林彪在军内的威望，当毛泽东与彭德怀59年在庐山僵持的时候，只能把林彪这个救星请到庐山为主席灭火。毛泽东在历史上最欣赏的将领其实也是林彪，主席对人才有种发自内心的偏爱，同样，邓小平当年随同刘少奇变成右倾而被打倒，后来居然能够复出，与主席的偏爱不无关系。
林彪看似比粗暴的彭德怀细致深沉，工于心计，能够揣度主席的心思，但是林彪又何尝是清心寡欲之辈？权力的诱惑，加上林彪早年得志，在仕途几乎一帆风顺，少受挫折，实际仍然不脱军人的思维范畴，事功太急，犯了主席的忌讳，事后又一抗到底，酿成自身悲剧，他那够政治家的水平，简直是韩信转世的现代版！
林彪并不是一贯整人的，如果不是阻碍他政治地位前进的对手，他并不主动出击。 林彪所谓的罪恶只是因为他是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平心而论，他干过什么卖国求荣，贪污腐化，祸国殃民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事情吗？
难怪有陈士榘将军的评论：“林彪是个聪明人，但他也不想想，他在毛主席面前还要耍聪明，他怎么比得过毛主席呢﹖简直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我们不难看出，林彪也是个民族主义者，在革命战争年代立志投身革命，顶着枪林弹雨，思谋拯救中华民族。他精于细致深沉的战术指挥艺术，捍卫真理和正义，但当与他的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却心胸狭隘，争强好胜心极强，能够运用其阴谋恶毒凶狠打击异己。在雄韬大略方面又有逊色，更欠大智权谋之术。已经被主席设定为法定的接班人，却事功太急，欲以取而代之。最后反被主席所治，无赖之中决计暗杀主席失败，仓皇夺机外逃，全家栽毁。
有人说军人不宜参与政治，可是中国军人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什么时候能够脱离现实政治？！他们的失败其实都是出于他们在人格深处的一些缺陷。在和平环境政治斗争中，功勋卓著比不过见风使舵，合稀泥。这一点，貌似粗憨的许世友将军，在建国后却有着过人的精明。与各方面良好的关系，使得许世友将军在风浪中波澜不惊。生前身后俱享荣显。
反观邓小平叶剑英二公在文革的政治旋涡中虽历经艰险，但终能脱颖而出，掌握政权。主要是与党内传统势力关系紧密。有坚实的人事基础，人际关系是中国古往今来一切事业成功的关键！
我个人也反对视毛泽东主席为暴君，首先结束战乱统一国家有功劳。毛泽东的建国后缺乏容忍气量，固然有自身的性格原因与错误，但是背景却和当时中国整个精英阶层，不仅是全党全军甚至包括所谓的旧民主人士由驯服于毛的军政才能魅力，产生的阿谀纵容领袖的不正常的政治生活气氛有重要关系。正是因为由新旧文化，体制过渡时期到对领袖几乎毫无权力制约机制，因此毛为了维护其历史威望，另一方面为了保持革命本色，毛采取了过激的应对策略和手段，残酷地推行路线斗争，严打所有在路线上有偏差和思想上不够红者，毛竟能视事实上的国民经济和国家利益为儿戏，主观客观地废止了许多大型国家机器的运转，冤杀了大批的国家人才，“开门办学”，走出课堂向工农兵学习实践知识，高校几乎停办，只有得到工农兵的推荐的思想最红的青年才有机会上大学，毁掉了红卫兵一代的人生梦想，中国在57年到76 年发生了这么多的悲剧。
自己亲自树立的副统帅接班人林彪居然背叛了，不能不使主席反思，在强烈的精神刺激下，他甚至对文革的“成果”发生了怀疑，为巩固人心，重新树立威望，在清洗了林彪的军队内外势力后，发现文革中坐直升飞机上来的革命新人大多能力低下，只能起用传统的老干部群体来维持国家机器运转，出席陈毅的追悼会是一个信号，可以看做是对文革以来受打击的开国元勋和老干部群体忠诚的认可与道歉安慰。
实际20世纪很长时期，中国不是以法治国，甚至也很难认为是以党治国，而是以领袖的个人意志和革命元老群体治国的人治型社会，是党内各实力派系的权力平衡术。他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渊源，无法置身党内残酷派系斗争之外，导致政治上为了明哲保身必须捍卫自己的山头。当他们政治上的靠山轰然倒塌后，必然为其他势力所打击抛弃。明显特征就是随领导人的更替，国家大政方针政策转换快，缺乏连贯，这其实严重制约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速度。
同样台湾的蒋介石先生在言论自由心胸气度这一点，也是相去不远，柏杨先生不是因为大力水手父子选总统影射蒋家而啷铛入狱吗？抗战英雄孙立人将军不是也污以谋反而终身监禁吗？好在蒋家还有个开明民主的蒋经国先生，能够认清时代潮流，弥补父过，拨乱反正，对受难的柏杨孙立人将军道歉平反。应该说中国近代有雅量的人物首推胡适先生，可惜，20世纪的中国不是胡适先生的时代，中国还是处于痛苦的历史转型时期，饱受欺凌的民族，需要的是能够让国家面貌立竿见影焕然一新的领导。急躁的民族心态需要的是速效猛药。鼓吹民主人权的胡适先生曲高和寡，得不到民众和全体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认可，注定只能是闪光的边缘人物。
翻开中国49年后的历史，人权状况比较好的恰恰是50年代与苏联东欧的“小开放”时期，再就是80年代以来的全面改革开发时期，而公民基本言论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的六，七十年代正是因为种种原因的闭关锁国期。中国，的确是只有开放才有光明的未来。
今天的中国走过了近百年的弯路，希望21世纪的祖国不会继续上演昨天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