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大校）

《雪白血红》一书，以一大段篇幅描写了1948年人民解放军围困长春的情况。书中大肆宣传围困长春时的封锁措施，其中并不讲国民党“杀民养军”政策，也未抨击国民党的强抢民粮和驱民，而专门大讲人民解放军对城市的封锁围困造成了居民的饥饿和死亡。

书中如此描写长春围城，是完全错误的。笔者于70年代在长春吉林大学上学期间，曾专门调查了解过当年围城情况，也向当年围城部队的指挥员和基层干部战士、当时出城的群众了解过情况，并访问过守城的国民党军最高指挥官郑洞国。当时人民解放军围城部队的报告和国民党方面的一些有关资料，笔者也阅读过，了解到的事实真相与《雪白血红》所述并不相同。

历史的事实是，国民党军近10万人于1948年春开始被包围于长春，这股守军既不突围又拒绝投降，同时还不断派兵从民间搜掠强征粮食（只发给形同废纸的国民党政府的大额钞票），以利长期固守。从战争的基本规律出发，人民解放军在尚不能攻城的情况下，只能对其进行封锁，包括禁止城内外人员随便出入前线，不许粮食和物资运进城内。这种围困办法实施后，国民党军在城内开始大肆抢夺民粮，甚至见哪一家有炊烟即进入抢粮。在这种情况下，同年夏天市内居民出现粮荒，有存粮的居民亦不敢举炊，不少人因病饿死亡，国民党军政当局开始还禁止居民出城，后来才将一批批居民搜尽存粮
和财物后驱赶出城，并禁止再回来。在城内居民处于饥饿的状况下，市内国民党军政机关却开设食品商店，高价出售过去屯集和由锦州空投来的食物，后来发展到一个金戒指换一个饼子的程度，不少官员在居民的尸骨上发了大财。

在大批饥民开始出城之初，解放军围城部队一度鉴于市内居民成分复杂，特别是松花江北和吉林省内的大批逃亡地主曾聚集市内，国民党军的许多军政人员也化装难民企图混出城去，因此开始未立即改变原先通过火线的政策，对出城人员进行比较严格的检查身份再放行。后来发现饥民在两军对峙的中间地带大量死亡的现象后，马上采取了措施，定时在指定哨卡经检查后分批放出难民出城。这种检查措施，在两军对峙的战时是不可避免的。为防止饥民因暴食而亡，还在各哨卡设置了粥棚，并发给出城居民以难民证，由城外各地政府对其进行安置。1948年10月中旬长春守军或起义或投降，人民解放军入城后又马上对市内居民发粮救济，很快制止了非正常死亡继续扩展。

从当时战争的要求看，对长春进行封锁围困是必要的。长春市民的苦难，从根本上来讲，是国民党守军及其“杀民养军”的政策造成的。当然，如果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看，在战时虽然不可能允许随便通过火线，但在围困封锁时部队如果在开始就实行比较灵活的政策，对阵地前出现的饥民早一些进行大规模的救济，死亡数字可能会小一些。但是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象《雪白血红》那样否定长春围困战。


在《雪白血红》第508页中描写长春围困战时，还这样说：“一座城市，因战争而活活饿死这么多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这又是危言耸听，并不合乎历史。围困长春期间的居民死亡数，笔者曾专门了解过，根据国民党方面在被围期间掩埋的尸体数和人民解放军在城外和进城后掩埋的尸体数，总计是12万人左右。当然在当时那种战乱中，这个数字并不可能十分准确，却也相差不会太大。从长春市区居民的增减数看，日伪统治时长春人口最高为60多万（包括日本居民10余万人），国民党统治时虽有难民进入，但因日本人被遣返，市区工业萧条，生计困难，出者多而入者少，市民曾降到不足40万。后来因松花江北和吉林省内的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有许多地主及其家属为逃避斗争纷纷躲入长春市内，周围一些县市里受国民党“正统”观念欺骗宣传的一些居民，也随国民党军退入城内。因此到1948年3月长春被围时，居民达到50多万人。人民解放军在围城期间共收容并安置城内出来的饥民20多万人，入城时市内居民只剩不足20万人，由此算来，非正常死亡数字约超过10万人。

在中国古代史上，围城期间死亡上10万人的事例并非“绝无仅有”，而是所见不鲜。至于外国战争史上，此类事件亦有不少。远的不谈，就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列宁格勒保卫战而论，死亡者达100余万，其中大半是在德军围城的第一个冬天因饥饿而亡的。固然，长春城有这么多死者确实令人痛心，但也不应随意夸大其辞。


在《雪白血红》第510页又讲到长春死亡的饥民问题，并称：“在‘兵不血刃’的长春，谁应对无辜百姓的累累白骨负罪呢？”作者虽未作答，但是从其描述看却是不言自明的。

回顾当时的历史，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当时饿死的都是长春的市民，而长春是由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国民党政府又自称是全国的政府，理应负责城内人民的生活。从战争需要出发，人民解放军包围了长春，可是国民党军与沈阳仍有空运联系，市内仍有相当大的粮食储备。据长春解放时对国民党军存粮清点时的结果证明，新七军尚有可供部队食用数月的粮食，六十军也有许多代用食品，而且市内兵民比例后来几乎是1：2，救济灾民并不困难。可是城中国民党军为长期固守，却实行“杀民养军”政策，在其内部也实行歧视性供应方式：对嫡系新七军一直保证粮食的正常供应，对杂牌的六十军则在基本保障供应时掺杂一些代用食品，对于保安队之类则让其“自力更生”即抢掠居民过活。居民饥饿之时，国民党军的营团以上军官仍有酒肉供应，士兵也无人饿死。长春出现的人间惨剧，其责任自然应归于国民党军队，解放后当时长春守军主将郑洞国和长春市长尚传道的回忆录，也均不否认这一点。

在中国的历次革命战争中，在外国的各次正义战争中，对敌人占领的城市采取包围攻击或封锁的行动，都不可避免地会伤及一些无辜的百姓。如果只是顾及战区少数无辜者，而不顾战争从本质上所代表的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就否定对敌人城市发起攻击和包围，甚至以一付悲天悯人的态度夸大渲染这种难以避免的局部误伤，那么结论只能从根本上取消革命战争或任何正义战争。且不要说在中国，就是在西方的多数人那里也不会接受这种荒谬的思想逻辑。例如一向标榜“人权”和“人道”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动空军猛烈轰炸德国和日本，并对日本进行布雷封锁，轰炸中死亡的上百万人绝大多数也都是无辜的平民，日本国内因封锁造成的病饿死者也多是贫苦百姓，但是任何有正义感的人也不能否认这种作战性质是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行为（当然不包括最后全无军事必要所投的两颗原子弹）。美军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前，其实也知道这两个城市里有盟军战俘包括美军战俘，同样未影响投弹的决心。当然，在正义战争中对于无辜者的误伤，应尽力减少到最小程度，这就要看采取行动时组织指挥者的政策水平和指挥艺术。

人民解放军在战争中包围封锁长春，从总体上看自然是斗争的需要，无可非议。事后仔细研究起来，围城部队领导人开始机械执行封锁政策（对此问题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确实也存在问题。特别是在1948年夏天实行封锁时一度按照作战期间的战场惯例，禁止居民随便通过火线，等到发现国民党根本不顾居民死活，把大量饥民驱赶至封锁线前，又不许其回城，结果出现了大批死亡。此后围城部队虽然下令放人，并对出城的饥民予以救济，但这种为时不长的延误确实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应引为教训。以韩先楚同志牵头所写的《东北战场与辽沈决战》一文中，曾对此总结说：“长时间围城，也给城市人民带来了一些苦难。”（《东北战场与辽沈决战（上）》第129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对于长春围城期间的某些具体政策的得失，当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总结经验教训，但是不能以此否定长春围城，更不能混淆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甚至是非颠倒，把人民遭受苦难的责任加在围城的人民解放军身上。


战争总是会带来死亡和破坏。如果从正确的战争观出发，看待革命战争中的死亡和破坏，就可以看到暂时的牺牲会换得大多数人民的长久幸福。就从东北地区而论，解放战争中虽然有一些破坏，但是战争一旦胜利，仅仅三年间，生产就得到全面恢复，不仅超过了书所讥讽的“‘少帅’那个时代”，而且超过了日伪时期的最高水平。在随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东北的经济发展更是突飞猛进，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许多倍。《雪白血红》中对这方面的史料选择和结论，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