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0月18日，在文革中曾经呼风唤雨的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开始被软禁在家中，失去自由，直到1988年才刑满获释。对于一个多年从事党内理论工作且最后当上常委的人，陈伯达的回忆显然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但晚年的陈伯达却曾一度拒绝撰写回忆录。

历史决议没有被点名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关文革的部分在提到“中央文革小组”时，点了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名字，却没有点陈伯达的名字。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在清理了大量文革时的档案并进行了许多调查后，鉴于了解到的许多过去不为人知的情况，所做的一个决定，即不在这份正式的历史性文件中对陈伯达进行评价。

　　历史问题决议通过后不久，7月15日上午，中央委派两位工作人员到公安部管辖的复兴医院犯人病房探视了陈伯达，向他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其大意是：“这几年陈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为自己辩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了。对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这些情况中央是了解的。他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几个人（林彪、江青等人）是不同的。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据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后来回忆：1981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对陈伯达实行与四人帮有区别的政策的落实情况，曾在高层领导阅读的内部简报上通报过。作为实行这一政策的推动者之一的周扬（文艺理论家），对陈伯达的情况十分关注。众所周知，周扬是文革时最早被打倒、受冲击最大的人，而陈也曾在公众场合讲过批判周扬的话。因此，周扬此举令人感到很奇怪。

拒绝写回忆录

　　在获得中共中央的“区别对待”后，陈伯达保外就医。在保外就医的初期，他有一条与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联系的渠道。陈伯达写作的文稿被直接送交胡耀邦、胡乔木的书记处及政治研究室。

　　胡耀邦曾多次对陈伯达的写作有过具体的指示，例如他曾提出：“陈伯达不要老写读书笔记了，可以就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些重大的问题，写些可以对后代起教育作用的东西。”

　　但陈伯达认为当时研究经济问题更迫切，就没有及时采纳这一建议。陈伯达还对一些朋友提出希望他写点回忆录，以澄清一些是非的建议，表示不以为然。他说：“有比写回忆录更重要的事。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我不想浪费时间，也不能不顾大局。有许多事，我自己一人吞下了就是了，应当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名誉，而是国家今后的发展。”



　　据陈晓农介绍，陈伯达保外以后写作的文稿，研究经济问题的部分占有较大的比例。他最初写的供有关部门研究的建议，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引用大量材料论证在迅速发展的世界新技术潮流中，电子技术起着举足轻重的主导性的作用，其发展水平的高低不仅对各个工业领域的技术水平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水平都具有全局性影响，建议国家对此予以充分重视，加速发展和普及电子技术，改造原有企业的陈旧技术；二是建议缩短工时，将八小时工作制改为六小时，或每周工作六天改为工作五天，这样做的好处不仅是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工人休息时间、扩大社会就业面，而且主要是可为提高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提供必要的学习时间，以适应工业新技术的发展；三是建议发展中小城市和乡镇企业（当时是叫社队企业），限制大城市的过度膨胀，缩小工农差别，减少工业污染。
　　
　　在哲学方面，陈伯达1982年写了《黑格尔反对绝对化》、《科学·假设·实践》、《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上的顿渐两派》。另外，他还写了些文学评论文章，最初的几篇是《〈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读〈儒林外史〉杂记》、《求知难———记读〈西游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