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中国畸形政治的缩影
文章提交者：仗剑狂歌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二十世纪中国政坛上最具政治魅力和最具政治影响的人大概应该算是周恩来了，这个参与了全部中共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并且一直处在中共中央核心机构的人物，生前获得过来自很多方面的赞誉，包括他的敌手国民党也对他给予了很多正面的评价，在他政治生涯的最后阶段，由于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还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影响，甚至他的辞世也直接导致了一场具有复杂政治目的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四五运动。海外这些年来对于周恩来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过，无论从什么立场出发，无论持有什么样的目的，对于周恩来的评价一直是充满了分歧。

1976年以后，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周恩来一直被“主流文化”塑造为一个忍辱负重、克勤克俭、鞠躬尽瘁的政治典范，一个大智大慧大仁大爱的道德完人。相反一些人把周恩来看作是中国帝王文化的当代体现，看似事无巨细亲历亲为实则辅佐封建帝王的现代宰相，指出周恩来对于毛泽东掌握政权以后逐步帝王化的演化过程应该承担相当的责任。如何全面的评价周恩来这个政治人物的功过是非，当前的政治环境还不允许，现有的史料也还远远不够。即使是有人愿意公正的评价像周恩来这样一位身居要职的政治人物，在这种专制主义文化的大环境之中，也难免有所偏颇。专制主义文化具有一种强烈的“磁场效应”，人们的思维习惯受到这种“磁场效应”的牵制不自觉的会偏向“主流”，因此想要评价这样一个政治人物，完全不可能有什么公正客观的结论。但是有一点大概不会引起太多的争议，那就是周恩来的政治生涯是一个沉重的悲剧。这个悲剧不仅来自错综复杂的政治派系斗争，不仅来自周恩来独特的性格，也来自，或者说更主要的是来自中国政治文化劣根性。正因为有了这种绵延三千年的政治文化，正因为这种政治文化充满了虚伪和狡黠，才会有从秦代李斯、汉代诸葛亮到当代周恩来这样一系列的政治悲剧。这样的政治人物，这样的宰相在中国漫长的帝王专制历史上可以数出多少个，成就越卓著悲剧越深刻，命运越悲苦声望越显赫，这几乎成了一个规律。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一种现象，想要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无论是位居宰相还是充任县吏，都会发现自己参与政治活动的善良初衷（姑且承认初衷还是善良的）和自己面对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自己心目中的宏图伟业总是要被各种各样的政治派系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所羁绊所掣肘，往往是经历了一番挣扎之后发出一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慨叹，套用现代常用的官方用语叫做“好心办坏事”。这不是个别现象，也不是意外现象，这是规律，这种规律的根源只能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寻找，只能通过审视中国政治文化的劣根性来认识。

现在说的中国政治文化，究其根源还是笼罩了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不过孔子谦虚从来不说是自己发明的而是说祖述周公，要从那个周公算起该有三千了吧。周公认为政治的最高境界和理想状态应该是“德泽天下”。以此为根本，周公倡导以德治国，或者叫仁政。决定政治活动的根本因素是道义和利益。道义是共性的，利益是个性的，周公的政治理想是用道义的共性来指导或者替代利益的个性以求达成一种道义共同体。然而忽视了个性利益的所谓共性道义是一种不可靠或者不牢靠的道义，这一点中国文化始终没有解决。与古代中国远隔万里的古希腊城邦制度是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先祖，每一个城邦都需要一个议事机构，所议之事当然是利益，古希腊文化认为政治的理想状态是“利合众心”，政治的目的就是寻求一种最能体现所有人利益的行为准则，以结成一个广泛的利益共同体。道德追求相对来说是个人的事情，当然古希腊衰亡自有诸多原因，缺少一种共性的道义也是原因之一。结成一个民族也罢，形成一个国家也罢，以至将来全球一体化也罢，前提条件是必须有一种办法使得身处其中的人能够既结成一种道义共同体同时又结成一种利益共同体。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的出现和传播承担了道义共同体的作用，才使得欧洲社会弥补了罗马帝国衰败以后从分崩离析的混乱状态逐渐发展为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的所必需的道义力量。那么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孔子所钟情的政治理想即“德泽天下”的政治状态是否真的是中国社会的常有形式呢，不是，完全不是。中国古代社会没有那个时代可以被后人公认为具备了“德泽天下”的风尚，可是每一个朝代都声称自己是最好的体现了“德泽天下”的政治愿望。按照孔子的政治理想，个人利益是“小人”的事情，是不足挂齿的事情，然而个体的利益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于是历代先贤们设计出了一套宗法制度来协调个体的实际利益，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家庭或者家族，家族之内是共同体，家族之外就不是了。而家族不过是放大的个体，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数千年来始终没有为个人的利益找到一个公共表述的渠道和机会。

人就是人，人都有利益，不承认个人利益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残缺的文化，一种虚伪的文化。这种只讲道义不讲利益的政治文化是中国数千年来政治虚伪的根源。任何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都有自己需要代表和维护的利益，而利益又从来不能够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内容，因此必须以道义的名义来体现利益的要求。但是道义是共性的，利益是个性的，所以以共性的方式来实现个性的目标无论如何就成为一种不可能。在具体的政治活动中，个性必须服从于（或者屈从于）共性，利益必须转化为（或者伪装为）道义，这就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诸多政治人物的政治悲剧的根由。

按照周恩来的理解，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政治集团，这个政治集团必须有自己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毛泽东，自己的所有政治抱负都应该服从于这个核心，即使这个核心与自己的政治理想已经南辕北辙了也不能表现出自己还有不屈从于核心的任何念头。高某在海外出版的《周恩来最后十年》里生动的描绘了周晚年如何战战兢兢怕毛泽东说自己不是忠臣。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忠臣是中国古代社会对政治人物的最高褒奖了，即是无能即是无绩只有还是忠臣就算是一种赞扬了，这种心理支配了后半生的周恩来，最终酿成了他的悲剧生涯。可与之相比的是诸葛亮，六出祁山无功而返一次次错失自己的政治理想完全是因为在后主面前要落一个忠臣的美名。

中国的政治文化没有给利益留有任何表达空间，所以政治才能和政治成就没有什么价值，中国的政治文化讲究“德泽天下”，评价一个政治人物完全是依据他的道德形象，做忠臣就成为这些人物的实际目标。对于中国文化背景下所有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来说：政治地位高于政治原则，政治声誉高于政治理想。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能够立即倒戈，成为“三人团”里唯一一个继续保持在核心层中的人物就是明证，他很明白，没有了政治地位也就保不住自己的政治声誉，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都是例证。正是这种政治文化导致了周恩来的政治行为准则，正是这种畸形的政治文化导致了周恩来此后的政治悲剧。这种政治文化今天还在发挥作用，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没有原则，没有理想，自己的话不能说只能说和上级一致的话，该做的事情不去做只想做能够讨好上级的事。这种以共性道义为名义抹杀个性利益的政治文化，这种为了个人政治地位的稳固和提升可以牺牲任何政治原则的政治文化，这种以政治声誉为目标而不是追求社会共同体的政治理想的政治文化，就是中国政治人物悲剧性的根源，也是中国政治架构没有人道的根源，还是真正的政治家不能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出现的根源。

这种政治文化完全不能符合现代工商社会的根本理念，完全不能体现中国人的共同利益，完全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